党现在成了一个外围的边缘团体。虽然有理由认为凯恩斯可能会支持工党，因为工党的政策与凯恩斯关于优先提高政府投资和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观点相吻合，但是他反对工党对资本主义的敌视立场以及为了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的痴迷信念。工党内部支持凯恩斯思想的主要人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当年2月辞职，后于1932年成立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凯恩斯在工党内部一直受到歪曲而名声不佳，部分是因为莫斯利支持他的观点。
凯恩斯在政治上的边缘化，给了他时间与思想上的自由，来改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长期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基础，以及货币在其中的作用。诸如伦敦经济学院年轻的、冉冉升起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凯恩斯以前的学生丹尼斯·罗伯逊对《货币论》提出的批评意见，使凯恩斯相信，并不是他自己误诊了问题，而是他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方法来为他的诊断辩护。尽管英镑贬值、利率下降，1932年的失业率仍然达到了17％。他相信，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行纠正的观点中必然出了点问题，而他也同样相信，这点问题正是与经济以货币为基础的属性有关。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本质。“我们更多的是用天赋和直觉来反对传统学派，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准确地发现了他们的理论错在哪些方面。”他于1934年11月开诚布公地说道。77但是在1935年新年致萧伯纳的一封信中，作为对萧伯纳敦促他更加严肃认真地看待卡尔·马克思的回应，凯恩斯写道，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这本书总体上将彻底改变——我想并非是立即，但是会在未来的十年之中——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关于马克思，“除了偶尔一现的……洞察力”，他的经济学价值为“零”。78
为了向经济学家同行们证明自由市场缺乏自动恢复功能，凯恩斯耗费了大量的智力和精力。尽管如此，他继续在大众出版物上极力宣传他关于政府赤字支出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引起了广泛辩论的小册子《通向繁荣的手段》，书中运用卡恩的乘数思想来分析英国和美国经济萧条的状况。79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每1美元新的公共开支将至少产生2美元的额外产出——这真正是称得上事半功倍。虽然提出了大胆的经济学主张，但是与凯恩斯早期的通俗作品相比，这本小册子的基调却是惊人的清醒和严肃，刻意避免使用犀利的语言鞭笞圆滑狡诈的政客。尽管如此，保守党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仍然公开拒绝了凯恩斯的强烈要求，毫不客气地宣称“从没有一个财政大臣会故意使他的预算失衡”。80张伯伦为1933～1934财年制定了平衡的预算；经济恢复得也很好，1933年增长了3。3％，1934年增长了8。7％。81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凯恩斯提出，“假设有更多的政府贷款支出”，增长率“会更高，规模会更大”。82是否会这样，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通向繁荣的手段》在美国广为流传，就连新宣誓就职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收到了一本，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阅读过或者对这本书评价如何。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美国在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支持国际公共工程计划，要不是凯恩斯，这样的思想恐怕不会这么早出现在世界面前（他自己的政府拒绝了这一思想）。83对于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产生的影响，存在一些争议：新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都会突出凯恩斯的影响力，但是凯恩斯自己——他在1934年5月以私人身份访问华盛顿时第一次与罗斯福会见——公开批评了被总统视作核心计划的国家复兴署（“一项改革的计划，披着复兴的外衣，却很可能阻碍复兴。”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84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有信心地推测，小册子中提出的通过新发明的国际“黄金钞票”扩大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观点——既利用了公众对黄金的依恋心理，但又没有赋予黄金实际上的存在与否以任何意义——被阿普尔顿的某个经济学教授研究并吸收了，这个人就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一直在沿着许多方向改变，有的时候改变非常大。在1933年4月17日一场著名的都柏林讲座上，他就支持经济“国家自给自足”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声明。看起来，保护主义思想不再是受教不足、智慧匮乏的结果。凯恩斯承认“逐渐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收拢到同一个国家、经济和金融组织之下的好处”越来越大。他现在相信，国际劳动分工的收益是言过其实了。而且，他“支持……那些希望……使国家间的经济联系降至最低程度的人”，因为这将导致更少的“紧张和敌对”。所以“只要是合理且便于实现的，就让货物在本国出产”。而他的另一句结论则变成了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以及最重要的是，让金融以本国为主。”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经济联系中，国际资本流动会产生最大的危害。85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给凯恩斯发来贺信对讲座表示祝贺，令后者感到十分尴尬。
这番保护主义的田园思想绝不是凯恩斯在此问题上的最终观点。事实上，凯恩斯对各种经济政策的净成本和收益的声明，往往受情绪状况以及听众偏见的很大影响（他喜欢质疑他们）。无论如何，凯恩斯肯定没有听从他自己提出的金融应该留在国内的呼吁。1932年，他开始积极买入华尔街的股票；1936年，美国股票占到了他个人投资组合的近40％。那一年他终于发表了他的鸿篇巨著。86
《通论》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一部经济学思想著作，也可以称得上是思想上最大胆的一部作品。作为对19世纪自由市场促进社会团结的自由主义古典信念的批判，这部作品在分析上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严谨得多，产生的毁灭性效果也更大。但是它传递了一则完全不同的信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从资本主义之中看到了导致其自身灭亡的种子，凯恩斯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被——而且从社会的利益出发必须被——拯救，通过明智而审慎的政府干预行动，特别是采取及时的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形式。
对于《通论》对经济学这个职业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它实际上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这一术语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被使用。但是《通论》的语言风格不同寻常，就连专家读者也很难从书中分离出“真正”的实质内容。将这本书比作《圣经》，可能也只是稍许有些言过其实：它传递了强大的信息，充满了令人难忘、优美动人的段落；时而晦涩，时而枯燥，时而带有强烈倾向，时而前后自相矛盾；一部由直觉驱动的激情之作，用牵强的逻辑和无力的评论作为占位符，直到门徒们被召唤现身来提供证据。正如凯恩斯自己对他的杰作评论道的，“我更钟爱作为我理论基础的相对简单的基本思想，而非我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具体形式，并且我不认为在目前的辩论阶段应该使后者具体化。如果简单的、基础性的思想能够为人熟知并接受，时间、经历以及一些头脑的合力将发现表达这些思想的最好方法。”87
这本书的核心主张是革命性的（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并不会自然趋向充分就业。如果政府不强力介入以提振消费需求，高失业将会无限期存在。仅靠中央银行供应廉价货币还不够。这与古典经济学完全背道而驰，后者认为非自愿性失业的延长是价格机制运行受到某种干扰的结果。古典经济学显示充分就业要求具有弹性的工资；而凯恩斯则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表明，工资水平下跌实际上可能会使失业状况恶化。这些不同的假设涉及货币的性质、人的心理以及当代社会的习俗惯例。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足以证明他的观点，而他也没有特别强调其中任何一项。
如果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繁荣期，人们对这样一本响亮刺耳的著作的反应会冷淡许多。但是在大萧条中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高失业率，这本书即使对反对凯恩斯逻辑分析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在美国，这本书还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为有争议的新政政策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如果说今天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政府应当在衰退期通过赤字政策稳定经济状况，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远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观点；正是凯恩斯使这则药方在思想上值得尊敬。
和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思想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凯恩斯有一种天赋的能力，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与他之前数个时代的专家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联系。虽然数学是物理和经济学分析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但是爱因斯坦和凯恩斯在高等数学方面既没有超常的天赋，也没有过分的痴迷。他们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天赋：思想直觉。两人都运用类比这种工具来思考困扰他们的问题，例如骑在一束光线上（这激发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或者生活在一个只生产和消费香蕉的经济体中（通过这个故事凯恩斯“证明了”节俭储蓄是致命的）。凯恩斯非常崇拜爱因斯坦，1926年他们曾在柏林会见。他看起来似乎肯定是有意识地模仿了爱因斯坦的做法，即彻底颠覆全世界所认为他们已经理解了的永恒机制。凯恩斯认为他对经济学领域做了爱因斯坦实际上对物理学领域所做的事情。”阿瑟·庇古说道。庇古是古典学派的代表，凯恩斯通过这本书不仅要颠覆这个过时学派，而且还令它难堪。88
艾萨克·牛顿曾经提出时间是绝对不变的，除了一个疯子有谁会质疑这一点？爱因斯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时间是相对的，并且他随后证明了这一点。凯恩斯声称他建立了一个新的通论，这个争议颇多的提法分明是在效仿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区别于他的“狭义”相对论）＇9＇。89古典经济学家——也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唯一得到世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相信萨伊定律，凯恩斯将其表述为“供应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而凯恩斯正着手证明这一点是错误的。90
凯恩斯认为萨伊说过这句话，但其实萨伊的原话并不是这样。对于“萨伊定律”的准确内涵也有着无穷无尽的争论。萨伊确实写道：“只有在过多的生产方式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而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方式不足时，才会出现供过于求。”这确实隐含着需求不可能小于潜在供应之意；供应出种类正确的货物和服务，需求就会在那里。这是因为“创造一个产品，这种情况本身就会立即为其他产品打开一个缺口”；创造者之所以供应是因为他有需求。91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把因果倒置了；事实上，是“支出为自己创造了收入”。92是需求，而非供应，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水平。是投资——通过提振收入——产生了必需的储蓄；而不是储蓄导致投资。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工具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心理因素往往会抑制需求，在任何给定时点，需求可能会不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个核心问题上犯了错误，而遵循它开出的药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凯恩斯作品有一个特别之处，”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卡利在对《通论》的评论中写道，“他似乎总认为收入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是消费增加的结果。”然而，卡利认为，如果他将重点放在消费而非投资上，但仍将他的分析冠以“凯恩斯主义”之名，“可能更容易被总统接受”。这种强调用联邦预算来操纵消费水平的做法就成为了美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特征。93
自从《通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即持续的大规模失业能否被定性为一种“均衡”，也就是说即使所有价格具备完全的弹性，大规模失业仍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既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问题的答案对于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并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一场衰退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政府投资介入，填补长期私人投资不足留下的缺口。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干涉行为非但不能通过所谓的乘数效应来启动一个可以自我维系的复苏进程，而且将使价格的信号减弱，阻碍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更迫切需要的用途。在古典主义观点看来，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针对的是症状而非病因，因此延误了可持续的复苏进程。
这场辩论一直没有结论，双方都援引相同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对于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萎靡不振是过早结束“财政刺激”的结果，而在古典主义观点看来，则是因为过度依赖“财政刺激”所导致。随着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同样的辩论再次出现。
自从放弃了《货币论》中提出的思想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在很多年中一直试图努力归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在他心中沸腾的信念：即使在价格具备弹性的情况下，投资也有可能与储蓄不协调，从而使总收入无法最大化。在《通论》中，他认为他找到了这个理论解释。这就是所谓“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即人们可能会选择囤积死气沉沉的货币，也不愿消费他们的劳动果实或将它们用来投资。关于“货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坚定信念“几乎是《通论》的潜台词”，斯基德尔斯基评论道。94流动性偏好是促使凯恩斯提出关于全球货币改革新思想的核心理论。法国的雅克·吕夫是凯恩斯的死对头，他们曾就德国赔偿问题展开辩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吕夫还将继续发难并成为凯恩斯和怀特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批评者。吕夫认为，“流动性偏好”不仅仅是《通论》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是它的致命缺陷。关于《通论》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五花八门，但是吕夫所指出的一点肯定是对的：凯恩斯对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解释，是他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依据。95
在一篇于布雷顿森林会议3年后、凯恩斯逝世1年后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文章中，吕夫证明了为何“对额外现金储备的需求”，亦即为凯恩斯所鄙视的“囤积的习性”，“其经济效果”逻辑上必然“等同于对消费品或资本品的需求”。如果吕夫是正确的，那么凯恩斯就未能超越《货币论》的范畴，也未能给他大胆的政策药方搭建一个理论基础。
在一个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例如战前的金本位体系，吕夫对古典经济学的辩护最容易被理解，因为对货币的需求必然等同于对采矿、运输以及黄金货币化的需求。但是吕夫提出，上述观点在一个法定货币体系中依然成立。在法定货币体系中，中央银行发行现金并换得证券——证券代表“被储藏起来的财富，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正在通向生产过程的财富”。对货币的需求并非如凯恩斯所说的是一种对虚无的需求，而是对实际财富的需求，这种财富能够在现有的货币体系框架下被货币化。所以，对黄金的需求增加，这种情况本身不会降低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购买力；同样，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本身也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