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商品形式存在的人是受到了误导，是在支持“一种旧时代的残余，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不如今天的政府可靠，那个时代的风气就是不加批判地效仿这个在英国建立起来的、似乎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运行得相当之好的体制”。12当然，今天大众辩论的焦点常常是，政府在货币问题上是否不够可靠，或者，对金融市场的崩溃瓦解作出的反应是否过于死板。凯恩斯又进一步对银行业发表了一些尖刻犀利的评论，如果放在今天，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贴切，他问道：“相比社会其他服务人员普遍获得的收入，伦敦城的人获得的报酬高得离谱，但却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更加有益或难度更大的服务，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存在多久？”13
书中浮现的两大主题日后将经常出现在凯恩斯的思考之中。第一，理性的货币改革核心在于逐渐缩小黄金的作用。第二，伦敦是天然的全球金融中心，此类改革可以并应该以伦敦为基础（当时英国的贷款支持了全世界一半的贸易）。然而，1914年欧洲即陷入毁灭性的大战，这场战争颠覆了英国主流阶层所广泛认同的那个假设，即伦敦与英镑将能够无限期地发挥其在19世纪的基础性作用。
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还算不上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例如，1912年，他还在主张价格水平下降比上升好，因为前者对工薪阶层和债权人比对企业家和债务人有利：这将导致财富分配更加平等，他说道，因此也更加公正。14但他也显露出后来将对金本位发起全面攻击的苗头。他在一篇1914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的文章中提出，金本位妨碍了以理性的方式管理货币政策，“关于这一问题，知识以及科学的方面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最终能够废黜黄金对我们暴君式的统治，并使其降格为立宪君主”，他以标志性的尖酸刻薄的口吻风趣地宣称：“历史将揭开新的篇章。人类将在取得自治方面又迈进一步。”15这段时期，他也正在成为一个出色的大众评论员，定期在报纸和周刊上就货币和金融问题撰稿。
虽然凯恩斯对于诸如自由贸易的价值、价格与货币稳定等问题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甚至反转，但是他的文章在一个方面保持了高度稳定：犀利地讽刺和蔑视那些执著于在他看来是旧有异端邪说或是过时传统观念的人。“通过关税保护在国家所需之物方面制造人为的稀缺，”他在1910年剑桥同学聚会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不可能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中获益。”16作为剑桥大学自由贸易协会的干事，凯恩斯当时认为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不应被视作经济学家。
凯恩斯很早就对英国自由主义政治产生了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他父亲反对社会主义，是个持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派；他母亲则是那种朴实自然、虔诚高尚、“乐善好施得很天真”的人。17自由党特别吸引凯恩斯的一点是，它在20世纪初的全盛时期持有兼收并蓄的折中主义立场，既支持与海外进行自由贸易，也支持在国内实行社会保险。1915年1月，时年31岁的凯恩斯决定重新加入政府部门。曾任印度事务部次官、现任财政部金融秘书的埃德温·蒙塔古在令人向往的财政部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战时职位。凯恩斯立刻就被这里的氛围所吸引了：“非常聪明，干货很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愤世嫉俗；对于自身的才智非常自信，且不受制于那些自己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知晓情况的人。”后来他又骄傲地将英国财政部与美国财政部作了一番对比，认为后者“除了负责税收之外，没有任何权威”。18
在一战期间，哈里·怀特满腔热情地应征入伍并在法国服役。凯恩斯则留在家中，只要他在财政部工作就可以免于服役。然而，他仍然于1916年2月令人费解地——而且从表面上看，纯属多余地——正式声明出于良心考虑拒绝服役，理由是征兵行为本身违反了他自由选择的权利：“什么是或者不是我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不愿意将自己的决定权让渡给任何人，而且我认为这样做从道德上是错误的。”19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凯恩斯受到强大的个人压力要他辞去财政部的职务并反对战争，这种压力来自他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朋友们，例如邓肯·格兰特、李顿·斯特雷奇以及他的剑桥小团体，特别是伯特兰德·罗素和D。H。劳伦斯。凯恩斯从未在原则上反对战争，尽管到了1916年1月他关于战争进行方式的立场有所动摇。显然，声明出于良心考虑拒绝服役的做法是一则保险措施，以防他从财政部辞职后失去豁免的保护。20
凯恩斯成为了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最为信任的顾问。他将成功地进行战争视为一项对他个人才智的挑战，并全身心投入为英国的战时行动提供资金的各项复杂任务之中。凯恩斯努力应付英国在外部融资方面被迫承担的风险，当时英国在纽约举借了大量美元债务，其中一部分流向了信誉较差的盟国用来购买军火、食品、燃油和金属。到了1916年9月，英国在美国的支出达到了每月2亿美元（折合现在为41。5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资金通过减少黄金储备以及出售美国及加拿大的债券筹措，其余的则是通过借贷。21雪上加霜的是，在英国对美国资金的依赖性逐渐上升的同时，她与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恶化。华盛顿对英国海军干预美德贸易感到恼火，而英国人最重要的纽约银行家J。P。摩根则在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竞选连任。11月，美联储指示其成员银行降低对外国借款人的信贷敞口，并告诫私人投资者不要接受协约国短期债券作为抵押物。这既是出于审慎的目的，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要促使协约国结束战争。由于来自美国国内反英选民团体和反俄选民团体的压力越来越强烈，威尔逊于1917年1月22日公开呼吁“要和平、不要胜利”。
凯恩斯的结论是，英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采取如下路线，不仅要避免美国人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或主动激怒美国人，而且还要安抚和讨好”。他不安地提醒道，一旦私人渠道的融资枯竭，威尔逊将“有能力把他自己的条件强加于我们，只要他愿意”。22虽然英国的黄金正在以令人警觉的速度流失，凯恩斯仍然支持财政部的立场，即必须保卫英镑对美元的汇率。20年之后，他会认为：“如果当时放弃了汇率挂钩，这将会摧毁我们的信用并使商业陷入混乱；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23该政策当时的一个明显目标是避免向德国发出英国资源已近枯竭的信号。24
假设德国政府看清了这一情况，它可能不会于2月作出如下这个决定命运的决策：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以阻断美国对协约国的补给线。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佩奇给国内发电评论道：“保持我们领先的贸易地位并避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德国宣战，这并非不可能的事。”254月6日，美国宣战了，这对英国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美国参战似乎为英国战争行为继续获得融资提供了保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令人担忧的政治因素。纽约的银行家将对协约国提供战争融资视作一个取代伦敦同行、获得国际市场支配地位的机会，并将华盛顿视作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障碍而非援手。本杰明·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立还不到两年，但已经将取代英格兰银行成为国际货币事务的领导力量作为其目标。然而，在华盛顿，国会中很多议员仍然对银行家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是银行家们将美国拖入了战争。在威尔逊的女婿、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看来，英国、纽约和国会都是其政治对手，他决心对这三方都加以抑制。
在美国参战前，英国人已经成功地从J。P。摩根那里借到4亿美金，现在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华盛顿。4月9日，英国财政部金融秘书萨姆埃尔·哈德曼·莱佛向麦卡杜提出，在未来6个月贷给英国15亿美元。麦卡杜怀疑这笔钱将主要用于偿还欠摩根的债务并维持英镑美元汇率挂钩，而非用于购买美国货物，因此愤怒地驳回了这项提议。
在英国，政府的内部斗争更甚于美国。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康立弗试图迫使凯恩斯抨击财政部对英镑美元汇率的处理方法，到7月的时候甚至发展到阻止在纽约的莱佛动用英格兰银行在渥太华的黄金储备。麦克纳的继任者，财政大臣博纳·劳则予以还击，迫使康立弗提前退休。
所有这些国内的勾心斗角掩盖了一个比这大得多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战后政治和解的条件。英国财政部在此问题上处于外交的第一线，既必须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又不能以帝国特权或在欧洲均势中的核心利益作为交换。
凯恩斯起草了数封重要信件，向麦卡杜解释英国极端严峻的处境，后者则一点一点地向英国提供资金，从而使美国财政部能够控制资金的用途。7月20日，劳给麦卡杜发去电报，同样是由凯恩斯起草，称英国“可用于向美国支付的资源已经耗尽”，而且除非华盛顿能够填补这一缺口，“否则协约国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崩溃瓦解。这一局面的来临不是未来几个月的问题，而就是在最近几天”。28日，凯恩斯为英国维持英镑与美元挂钩的做法划了一道底线，他成功地在内部讨论中指出：只有在有美元剩余的情况下才应当维系挂钩机制；一旦英国的美元储备耗尽，就应当停止英镑的可兑换，以保护英格兰银行剩余的黄金。他又起草了另一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解释汇兑困境，电报促使麦卡杜进一步释放了一些资金。
事实证明，作为外交笔杆子的凯恩斯比作为华盛顿实地参与者的凯恩斯作用更大。在9月的乞讨之旅中，他陪同首席法官雷丁（鲁弗斯·艾萨克）爵士拜访了麦卡杜，并立刻给英国驻美大使留下了深刻印象。大使对夫人说道，雷丁的财政部书记员凯恩斯，“言辞过于冒犯”。他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也是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我想现今这种人的规矩就是，鄙视外围与之不相配的人并碾碎他们可怜的尊严，以此来显摆他极大的优越性”。26英国财政部派驻华盛顿的金融代表巴希尔·布莱克特爵士写道，凯恩斯在伦敦时就曾以“粗鲁、固执以及不合作”的态度对待美国人，现在则“将这种粗鲁无礼的印象带到了国外”。27在此方面，直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改变。至于凯恩斯对华盛顿的印象，“美国唯一真正值得人喜欢和原创新颖的东西，”他对在英国的邓肯·格兰特写道，“就是黑鬼，他们很迷人。”28
凯恩斯很排斥与作为战争暴发户的美国大老板讲道理。从1917年晚些时候起，他需要参加每月在伦敦和巴黎轮流召开的协约国理事会金融监督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奥斯卡·克罗斯比主持该会议，并梳理和删减各国对美国资源的竞相索求。凯恩斯嘲笑理事会是一个巨大的“猴子窝”——他后来将经常用这个词形容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布雷顿森林集会的那群非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凯恩斯极端厌恶听命于会议上“自负、虚伪且喋喋不休的法国人和可恶的扬基佬”，但是他也承认，在白厅“挥舞克罗斯比的大名”能够极为有效地使“抗命不从的各个部门”听从指挥。
长久以来，伦敦一直都是欣欣向荣的世界金融中心，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现在英国对美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巨额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美元债务进行担保，而这些债务永远无法偿还。凯恩斯设计了巧妙的机制想要扭转这一状况，甚至可能允许英国从其中转渠道的地位中获益。他从1918年3月起开始劝说美国财政部“接手法国和意大利未来所有的债务”，而让英国来做实际的全球采购——这可能使英国主导世界商品市场（例如小麦）并充当中立国家的垄断供应国。美国人拒绝就这样上当受骗，常常令凯恩斯感到愤怒。他气不打一处来地说道，他们似乎乐于“使我们陷入金融上完全无助和依赖的境地”。29
虽然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似乎确保了协约国取得最终胜利，但显然，过去以英国为龙头的金融和货币秩序无法在这场胜利中幸存下来。这一经历使凯恩斯意识到了英国依赖美元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并将影响他在二战期间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的最重要的金融谈判。
凯恩斯非常敬佩前首相H。H。阿斯奎斯，甚至与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当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辞职时，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时任军需大臣（也曾在麦克纳之前担任财政大臣）的大卫·劳合·乔治接任首相，他是一个更坚决果断同时也狡猾得多的政客，对凯恩斯战时顾问的作用评价很低。用新任首相的话说，凯恩斯“反复无常、性格冲动，不适合担任重大紧急状况的顾问。他以杂技演员的身手仓促地得出结论。而他又能以同样敏捷的速度匆忙倒向相反的结论，这不会让情况好起来”。30劳合·乔治亲自将凯恩斯的名字从1917年2月最终的皇家荣誉名单中划掉（后来在博纳·劳的干预下，凯恩斯于5月授勋三等巴斯勋章）。凯恩斯则将首相的态度原样奉还：“我在为一个我所鄙视的政府工作，”他于12月对邓肯·格兰特说道，“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罪的目标。”对他的母亲，他痛惜地写道：“战争的延长……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此前熟知的社会秩序行将消失。”虽然他又补充道：“富人的没落相较之下是令人安慰的，总之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其实这种观点针对的目标范围很小，他自己就是在仆人的照料下舒舒服服地度过了战争年代。至于世界事务，“一年之内，”他认为，“我们就将主动放弃对新大陆的权益主张，并将这个国家抵押给美国。”31
凯恩斯对战争的进行方式感到绝望，但这还及不上他对和约条款的愤怒失望。1918年11月11日英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后，他继续留在财政部，并成为该部门在1919年1月开始的巴黎和会上的主要声音。然而在6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前三周，他“痛苦而愤怒”地辞职了。直到1940年，他才重新加入财政部，那时英国又一次需要借助美国的现金来挺过一场欧洲的战争。
三个与德国赔偿相关联的问题搅和在一口滚烫的政治大锅中，即使是用最透彻的经济分析也无法解决：哪些损失需要由德国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有多大？协约国各方如何分配赔偿所得？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凯恩斯奋笔写下一本栩栩如生、震惊于世的谈判回忆录——《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立刻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当然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以及特别是法国为数不少的愤怒谴责。他以铿锵尖刻的笔法刻画出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这本书确立了凯恩斯的地位，使他跻身欧洲最才华横溢、最机敏深刻的辩论家之列。
凯恩斯嘲讽威尔逊“迟钝而且混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堂吉诃德”，这反映出英国人对美国人宗教信仰的总体观点，认为他们易受人左右、虚伪做作并且欠缺智慧。凯恩斯说道，威尔逊“不做不正直和不正确的事情；不做违背他伟大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