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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从此，母亲默默地攒钱，也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冬去春来，约摸在两年之后一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
“凤根，你也不小了。妈明早送你去上学吧，这可不易啊。”
说着说着，母亲眼眶红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凤根望着更加苍老的母亲，聆听着这字字千斤重的话语，一阵温暖，一阵心酸；一阵凄苦，又一阵幸福。夜依然是凉冰冰的，而她的心底却由于有了希望而感到热辣辣的。连她的梦也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
凤根8岁才上学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
上学，对这个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人家，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
不久，一户姓张的人家收留了母女俩。这户姓张的是广东香山人，和凤根父亲是同乡。张公馆坐落在乍浦路，张老爷在清末是做官的，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转而经商，全家从广东迁到了上海。
张老爷经商很有些手段，发了大财，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张老爷有妻妾九人，生下的子女计十七人之多。张太太管不住丈夫纳妾，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致发生动摇，她绝不允许丈夫把这些女人弄回家来，也绝不承认老爷在外面生的孩子是张家的后代。
进了张家大院，何阿英带着凤根在后院佣人住房住下，她处处留心，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张府的大院共有三进，每进房子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天井相隔，前两进房子是上房，下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只有后院才是下人们住的。
这位张太太共有四个公子，即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和小儿子达民。这兄弟四人日后和当时的上海影坛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也都有过一些名气，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名气最大。
张慧冲生于1898年，那年19岁，正在上海的航海专科学校读书，时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漂洋过海，发一笔洋财，后来他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从航专毕业后，即东渡日本，抵日不久就对航海失去了兴趣，而迷上了东洋魔术，加上他自己勤奋钻研，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套东方魔术玩得堪称炉火纯青。
20年代初归国，很快又迷上了电影，加盟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当上了一名电影演员。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那英俊的外貌、洒脱的造型，颇受影迷喜欢。
1923年春，有个叫尼古拉的德国人来到上海进行魔术表演，为招徕观众，他自封为“德国魔术大师”，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张慧冲很不服气，待观看了这个德国人的表演后，他更是胸有成竹，他马上和尼古拉唱起了对台戏，也准备了一套魔术登台表演。
他表演的这套魔术不仅包含了尼古拉的所有节目，而且还多了一个他独创的巨型魔术“水遁”。此事一下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报纸则称之为“国际魔术大竞赛”，盛赞张慧冲“比尼古拉多一手”。
尼古拉还算识相，见比试不过，遂偃旗息鼓，溜之大吉。此后，张慧冲又在电影界和魔术界大显身手，曾大红大紫过。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张达民的“成名”却不是因为有何业绩，而是因为他后来与阮玲玉（即凤根）的特殊关系。张达民生于1904年，长凤根6岁。凤根8岁入张府时，张达民还是个14岁的孩子。
张太太对这个小儿子格外宠爱，凡事皆依着他，使他成为典型的公子少爷。张太太是个麻将迷，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沉迷在牌桌上，张达民从小跟着母亲，牌艺也是十分精通，且赌瘾极大，由此埋下了日后赌尽数十万家产的祸根。
凤根上了学后改名为阮玉英。玉英随母亲进入张府后，更加劳累了。放学后，她还得像小丫头一样干活，比往常更卖命地干活。要不，母女俩马上连一个可以这风避雨的住处都会没有了。
年幼多病的玉英，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知识的开化，也变得自信了，坚强了。
清晨，当她忙完主人家的杂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学校走去时，她的心里反复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要做个自立的女子！”
黄昏，当她离开学校急匆匆地赶回主人家时，母亲的面貌和话语出现在她眼前耳边：“听命吧！”“不，我定要做个自主的女子！”她的内心时时在和母亲作着争辩。
这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使她自小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她比许多富家的孩子学得认真，进步得快。年幼的孩子，谁不贪睡呢，而她，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温习了功课又要干活。她不觉得苦，也不怕累，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富商阔人的天下，又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玉英渐渐长大了，学校里的功课对她已经不那么费力了，她开始借来许多小说之类的书来读。
小说是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而她从中一次次体验了各种人、各种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书如命，终生不变。这，也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培育了艺术的细胞，对她走上电影演员的道路有莫大的影响。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玉英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她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为爱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借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肯自传》，刚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描写吸引住了，于是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美国舞蹈家邓肯为舞蹈事业终身奋斗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玉英，在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邓肯像森林女神一样薄纱轻衫赤足起舞的形象；而邓肯向往自由，不畏权贵，坚持信念，勇于创新的坚强意志，更赢得了玉英由衷的敬佩。
掩卷深思，玉英沉入了对艺术追求的遐想之中。《邓肯自传》无疑又为她开启了一扇探视艺术殿堂的窗户，激起了她心中对表演艺术的憧憬。
1922年初的一个周末，玉英的同学好友谭瑞珍、梁碧如兴奋地告诉玉英，她们已搞到三张《海誓》的电影票，准备一起到夏令配克看电影。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海誓》无疑是一部极其平庸的电影，但它却令玉英和她的两位伙伴既觉新鲜又受感动。要知道，《海誓》可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不仅有完整的故事，而且制作也比较认真，尤为称道的是该片的女主角殷明珠。
如果说《海誓》曾使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阮玉英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兴趣，并有了一种朦胧的向往，那么，1924年底上映的一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则使已成为初中生的阮玉英对电影有了更为深厚的感情。女主角王汉伦的杰出表演使玉英萌发了演电影的最初愿望。
应该说，殷明珠和王汉伦的成功，为阮玉英、胡蝶等这些比她们年轻了几岁的后来者，冲破世俗偏见，顺利地走上银幕，开辟了一条道路。
1925年，阮玉英已是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了。自从升入初中后，玉英便搬出张家，开始住校了。阮玉英到张家的次数逐渐减少了，但闲暇时，她还是偷偷溜到后院去看望母亲。她的偶而露面，引起了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的注意。
张达民这年已22岁了，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际场所和生意场上也可谓见多识广了。但当他第一次留心注目已是中学生的阮玉英时，仍为她身上所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带有一丝哀怨的漂亮面容所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没料到当年瘦瘦小小的黄毛丫头，现今居然出落得如此楚楚动人，不由得怦然心动。
于是，他想办法接近阮玉英，当他得知玉英喜欢到昆山公园散步时，心中不由一喜。
秋日的昆山公园，正是一年中景致最为迷人的季节，秋风吹走了夏日的闷热，黄叶落满林中小径，夕阳的余辉穿过簌簌作响的林叶洒落下来，草坪上布满了跳跃的光影。傍晚的花园是那般的温馨。
这时，花园的小径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女子的身影，一袭白衣，长长的黑裙，晚霞映衬着她俏丽的脸庞，她就是阮玉英。在另一条小径上，又闪出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高高的身材，一身笔挺的西装，英俊而白皙的方脸上架着一副阔边眼镜，倜傥之外又显出几分文气，他就是张达民。
两人“无意”间相遇。
“四少爷，你也到花园里散步啊？”
“这不是凤根吗，你可是越长越漂亮了，走在大街上我恐怕是不敢认了呢。”
阮玉英和张达民一直是认识的，只是这些年来不常见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日里，张达民傍晚时分经常来昆山花园散步，于是也就常与阮玉英相逢。这位丝毫不摆主人架子的四少爷逐步赢得了涉世未深的阮玉英的好感，而青年人之间总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渐渐地，两个年轻人的心靠近了。
自从父亲去世这十年来，特别是进入崇德女校以来，阮玉英一直生活在单一的女性世界之中，16岁的她情窦已开，所读过的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缠绵徘恻的爱情故事，也曾使她向往过梦中的白马王子。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哪个异性青年真正走进过她的情感世界，张达民则是第一个闯入者。张达民虽不如小说中的男主角那般可爱，但对自己也可算得殷勤备至体贴入微，且他不计较出身门第与自己相爱，她还是挺受感动的。
不管怎么说，阮玉英在她16岁那年的秋天开始了她的初恋。初恋是甜蜜的，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挽起恋人的臂膀，徜徉在秋日花园的小径上，充满了诗情画意。然而，甜蜜中却带有一丝苦涩，那是对未来的忧患，这个明显带有“主仆之恋”色彩的恋情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吗？
从昆山花园相见到恋爱，两人是闪电似的；从恋爱到同居，”两人也是闪电似的。由于张家不同意张达民和阮玉英之间的关系，而两人想用同居造成婚姻的既成事实。
在这“闪电”似的同居背后，玉英也曾痛苦彷徨过。有时她暗自思忖：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自己内心的向往自然是先念书，后工作，做一个自立的人。
可每每将这一想法向母亲倾吐时，总在母亲脸上看到一副痛苦、内疚的神情，接着是一声声的哀叹。阮玉英知道，这是母亲怪自己这么大的人，好不晓事理，与张达民结婚，难道不是一条好的出路吗？
封建意识、缺少文化使母亲目光短浅。在一个终生作女佣人的眼光里，能过上主人家的那种穿绸着缎、吃用不愁的生活，就是人上人、福中福了。
而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已陷在热恋漩涡里的阮玉英也不能自拔。她想到：自与张达民认识以来，特别是和他在昆山花园见面之后，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也从不摆少爷架子，对母亲也尚称和蔼可亲……是呀，难道还有比结婚更好的路吗？
母亲感到女儿能嫁张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这样一来，自己今后的终身有了依靠，地位也改变了，再也不用替别人家帮佣了。因而自始至终热心地促成、劝说女儿应允这件事。玉英年轻幼稚，恋火已把她烧得无所适从，由于母亲的怂恿，她就这样轻易地、似懂非懂地将自己的一生和这位张少爷结合在一起了。
说是结婚，并无正式的婚姻仪式和手续；说是恋爱，又无真正一致的理想和爱情。这是买卖婚姻的一种新变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婚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就阮玉英的身世、环境而言不为浪蜂游蝶所惹，定为富贾商人所攫，似乎是定命所关，安能免此。
生活的磨难，使玉英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了、成熟了；生活的磨难，却又使玉英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也是她悲惨生涯的结局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是在阮玲玉短促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而且，从16岁到25岁的近10年中，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地追随着她，宠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
阮玉英初嫁时芳龄十六，完全是个青年少女，而那种流传了千百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牢牢占据了她的心灵。要是这位张家四少爷稍有上进之心，至少能够安分守己，阮玉英就将终身相随，忠贞到头了。而他却像旧社会中的纨绔子弟一样，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却说阮玉英与张达民同居之初，曾有过一段比较甜蜜的日子。张达民仍然保持着恋爱时所体现出的绅士风度，显得温柔体贴，平日常逛的歌场赌馆很少涉足，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也足够支付三个人的开支。
玉英对张达民不顾家庭的反对，坚持与自己结合，则心存一份感激之情。辍学以后，她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由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一个贤慧的妻子。何阿英则不再出外帮佣，守着小俩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张达民岂是甘于过平静生活之人，燕尔新婚的缠绵过去之后，他就感到了同居生活的单调乏味，尤其是家庭的日常开支，虽然阮玉英母女俩非常节俭，但仍要花去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的大部分，而他的父母却不再多给一个子儿。于是，他的公子哥儿的本性开始暴露，对玉英母女俩时不时恶语相向。
起初，张达民看到玉英伤心落泪，他还有些不忍，会转而安慰一番。渐渐地就熟视无睹了，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不高兴掉头就走，把仅有的几个钱送进赌场，输光了则几天不露面，偶然赢了，一高兴也许会想起玉英，于是再转而登门。
面对这种情形，阮玉英方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有些过于草率，但她不愿把张达民想得太坏，总以为他最近的变化是因他的婚姻得不到父母的赞同而引起的。她既然这样想，也就只能一味地委曲求全。
就在他俩同居几个月后，张达民的父亲突然中风去世了。对于父亲的去世，张达民固然悲痛，但一想到马上能分得遗产，摆脱经济上困窘的日子，又有些宽慰。
几天之后，张老爷的棺木下土安葬完毕，张太太即开始清理老爷留下的遗产帐目。老爷身后留下了几十万元的家产，张太太自己留下一份足以养老的钱财之后，其余的尽数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
理清了账目，张太太将四个儿子招到面前，按照长幼顺序一一将财产交割，轮到张达民时，张太太说道：
“达民，你既未成家，又未立业，这笔钱我暂时不能给你，若给了你，没个正当用途，你定会很快挥霍掉的。先给你一万元，你想办法干点实事，其余钱由我为你代管，保证一分钱也不会少了你的。”
拿了一万块钱的张达民回到自己的小家庭后，便把遗产分配的情形向阮玉英概述了一遍，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