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止一天在大白天里看见太白星，这是凶兆，朝廷掌管星宿占卜的太史对这一凶兆作了具体解释，指出这是“女主昌”的征兆。“女主昌”就是说一个女性将要为天下之主，而且正在逐渐昌盛。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一本叫作《秘记》的书，专门编收了一些预示吉凶的预言，其中有一句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和大白天里见到太白星的征兆预示一样。晚年的太宗皇帝变得特别迷信，对这些星象的征兆和预言十分重视，开始按照这些征兆和预言的暗示，来寻找符合的人和事，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搜寻。
武则天就要大祸临头了。
因为她知道，太宗皇帝在这一点上和历朝历代的帝王一样，他们不愿意自己一姓的社稷江山被人夺走，他们希望自己一姓的社稷江山永世长存。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稍有一点点威胁他们一姓统治的事和人，都要大开杀戒。况且这次既有星象的征兆，又有预言的流传，肯定会有威胁自己政权的人存在。
但是，武则天很幸运，李唐王朝的名将李君羡替自己当了牺牲品。这李君羡早年追随太宗皇帝左右，破王世充、刘武周之时，每战必单骑冲锋陷阵，战功卓著，后被封为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负责掌管玄武门的警卫。可以说李君羡是将身家性命全部交给了李唐王朝的忠臣。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成了星象征兆和流传预言的牺牲品，而且还使武则天躲过了一劫。一天，太宗皇帝龙颜大悦，在宫中设宴款待有功的名将，酒席正酣，有人建议行酒令，并要求把自己的小名嵌入酒令之中。轮到李君羡行令，他自报小名叫五娘，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名字，太宗皇帝听后大吃一惊，但当时他只是笑了笑说：“什么样的女子能有你这样英勇刚健呢！”宴会之后，太宗皇帝便寻思开了：李君羡小名五娘，应了女性这一征兆，他的官称为左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县公，其中又有两个“武”字，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不都相应验了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全都应验在他的身上！太宗皇帝下决心要整治他了。不久，这李君羡被罢免了左武卫将军及掌管禁军的军职，被贬出京师长安，改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被贬出京城之后，太宗皇帝仍然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听说他与一个自称通晓佛法能不食而生的骗子员道信往来密切，太宗皇帝便指使御史劾奏他与妖人交往，企图图谋不轨。太宗皇帝以此为借口，终于下诏将他处死。
这是一起“冤假错案”。武则天侥幸的躲过了这一劫，她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李君羡，该李一死，暂时平息了太宗皇帝对星象征兆和流传预言的追查和对号入座，使武则天能够有机会继续在宫中生活，继续能侍奉在太宗皇帝左右。
武则天打心眼里感谢李君羡。40多年后，武则天终于当上了女皇，李君羡的家人感到当初该李是为女皇而死的，上表称冤，此时的武则天，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上下诏，批准了李氏家人的申冤，她自己也正想要报恩慰灵，同意追复李君羡的官职，以礼制重新改葬了他。此为后话。
杀了李君羡之后不久，太宗皇帝对星象的征兆和流传的预言仍不放心，便请来当时著名术士任官为太史的李淳风，向他请教如何祈禳星象之兆和流行的预言，当然这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相互间的一次交谈。
太宗皇帝问李淳风道：“民间流传的《秘记》中所说的那句预言，能够相信它的确存在吗？”李淳风回答说：“为臣我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天象的征兆和占卜的结论是一致的。所谓武姓女子已在陛下您的皇宫中了，而且为您的亲属，到今年不超过30岁。这个女人将来定会称王天下，要把李唐的子孙全部都杀尽。这事的征兆已完全形成显示出来了。”太宗皇帝听后，浑身嗖地一下凉了半截，马上问道：“我们把怀疑的人和那些与此有相似之处的人全都杀掉，这样行吗？”李淳风回答说：“这是天命所定，人力是无法改变的。若采取陛下您的手段，结果是那个将要称王的武氏女子不死，被杀的可能都是无辜的人。现在这个人已年届30岁，人也将要老了，或许她还能有慈悲之心，将来为祸时可能还不至于太过分。陛下如果现在就要借机杀戮一批无辜，也可能把这个女人也杀死了，但上天还会再安排一个更年轻的女子，这个更年轻的一定会大肆施行毒害，到那时恐怕陛下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活着的了。”听完李淳风的这段话，太宗皇帝全身都凉了。
他处在极度地犹豫之中。他看着李淳风，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想，若将此人杀了，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祸害却越大了，李唐的子孙会一个不留地被上天另外安排的人杀光；若留下此人，却要祸害大唐的江山。但愿她能大发慈悲，有节制地作乱吧。李淳风像看透了太宗皇帝的心思一样，又向太宗皇帝说道：“我还预感到，陛下若将此人留下，可能会使李唐的统治中断几年或十几年，但李唐的社稷江山在她之后还会继续延长。陛下若将她杀了，她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男子，到时候就会损灭李唐的皇族子孙，使一个也留不下来。”李淳风的这一席话，使太宗皇帝作出了不滥杀任何人的决定。
星象的征兆也罢，流传的预言也罢，从此再没有被人提起过。倒是在武则天即将当女皇和刚当上女皇的一段时间里，当初星象的征兆和流传的预言又兴起了一阵子，这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炒作。
太宗皇帝立李治为太子后，心力已大不如从前了。他命宫中妃嫔轮流在自己的寝宫当值，武则天接近太宗皇帝的机会更多了。
现在，她不像原来那样急于接近太宗皇帝。每当轮到自己当值侍奉太宗皇帝时，她虽然不卑不亢，但从心眼里开始恨这个人了。每当她在太宗皇帝的温存中想起自己如花似玉的年龄，就是被这个男人所消磨时，憎恨的心情就更甚了。
她不反抗，也不过于主动，只是在消极地承受。这既不是当年企盼的那种恩幸，也从中无法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欢愉，其中也没有痛苦，一切好象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没有感情的萌动，没有情欲的兴奋，也没有当初“阿弥陀佛”的低吟，一切都很自然。
这大概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不得不屈从一个50多岁老头子的共同感受。
武则天依然想从晚年的太宗皇帝身上学到更多的为政手段，她仍然在领悟太宗皇帝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她发现，晚年的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基本不信变成了崇信，从防范变成了推崇以至于笃佛。史籍称太宗皇帝晚年气力不如从前，就颇留意佛法。除主观原因之外，武则天发现佛教教义及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玄奘对太宗皇帝的影响，是他对佛教态度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玄奘俗姓陈，河南洛州陈留（今河南偃师）人，隋大业末年出家，曾遍访名刹，博览经论，他认为以前翻译的佛经多有讹谬，因此想去西域广求真本，来参验佛经的讹谬。贞观初年，唐王朝批准了玄奘的请求，使他西行求法。玄奘西行求法共17年，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返回长安。玄奘在返回途中，就给太宗皇帝上表报告自己将要返回的消息，太宗皇帝得知后，马上诏复玄奘说：“听说法师您到西域和天竺（古印度）求法今已回归，朕欢喜无量，可即速回来和我相见。”太宗皇帝要求朝廷给玄奘返回沿途各地方官吏发布命令，使给玄奘提供方便。当时，太宗皇帝为东征辽东而移驾到了东都洛阳，他命京师留守房玄龄等人厚礼相迎玄奘，并将玄奘急速送来东都洛阳。玄奘被送到洛阳后，太宗皇帝立即召见玄奘于洛阳深宫之内殿。当时正值武则天在内殿侍奉，她看到玄奘“面奉天颜，谈叙真俗”，与太宗皇帝叙事谈了整整一天。史书载此次会见“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即相当于从早上六时一直到下午七时。在这次谈话中，太宗皇帝建议玄奘还俗为官，玄奘没有从命。太宗皇帝又要求玄奘尽快将西域见闻写出来，玄奘立即答应了。玄奘由洛阳返回长安后，便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撰述和译经活动。
这次会见使武则天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使她对玄奘有了无以覆加的敬佩和崇敬。她敬佩玄奘法师的毅力，她崇敬玄奘法师的学识，她觉得佛教界因为有了玄奘这样的大法师应该说是很庆幸的。太宗皇帝对这次会见也有所评价，他曾对武则天说：“朕今观玄奘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不但不愧于古人，而且比现在人走的更远。”这也恐怕是武则天已深深刻印在心中的感受。
为了满足太宗皇帝的要求，玄奘用了一年的时间，与弟子合撰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当这部书呈现在太宗皇帝面前时，他又对玄奘大加赞颂，说：“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武则天知道，太宗皇帝的这番话，是真心之言，其中有对佛教崇敬的成份，但他对玄奘西行经历如此感兴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通过《大唐西域记》来了解西域广大地区的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消灭继续与李唐王朝对抗的西突厥割据政权。作为一名政治家，太宗皇帝即位后，把统一华夏诸族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贞观初，他发兵击败了割据于蒙古高原的东突厥，在那里设置了定襄、云中等都督府，行使管辖权力。后来，西北伊吾（今新疆哈密）等七城归附，唐王朝在那里设置了西伊州。贞观中，唐王朝又平定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那里设置了西州、庭州和安西都护府等军政机构。这时，西突厥继续在西域扩展势力，他们拘留唐朝使者，攻打唐地方官府，严重地隔阻了东西交通，破坏了自汉代以来开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阻碍了华夏各族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适逢玄奘从西域归来，这对急于要了解西域情况的太宗皇帝来说，自然是很难得的。所以太宗皇帝才要玄奘尽快将西域的见闻写出来。身为佛教徒的玄奘也充分理解太宗皇帝的用意，马上着手，写出了这部《大唐西域记》。玄奘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言里，详陈了他撰写这部书的用心，他说：“该记推表山川，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随所激至，略书梗概，举其见闻，记诸慕化。日入已来，感沐惠泽，风行所及，皆仰至德。同混天下，一之宇内。岂徒单车出使，通驿万里哉！”玄奘还说：“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我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非敢雕华。”
玄奘赞颂唐王朝的统一事业，并希望《大唐西域记》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太宗皇帝亲自披览，同时也被其中浓厚的佛教风格所感染，西域各地隆盛的佛教信仰，恢弘的寺院建筑，当地统治者崇佛的习俗，以及展现给他一幅佛教在西域流传发展的完整图景，使他不得不留意佛法，他开始被佛教征服了。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善导的高僧，广开习佛的方便法门。他认为，信仰佛教的人可以不出家，也不必学习那些深奥的佛经教理，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即是佛法之大乘，一旦念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在长安城中广开净土方便法门，并抄写了《阿弥陀经》上万卷，士女奉者其数无量，一时之间，京师长安街闾市井宫内宫外，念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现在无法考查武则天在宫中诵经念佛是不是受了善导的影响，但可以肯定，武则天只是千千万万诵经念佛中的一员。
太宗皇帝对长安城中声啸云天的念佛声不但没有干涉和制止，而且还对善导大加称赞一番，说他做了无法比拟的善事功德。
这是一种听任佛教发展的新的气氛。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皇帝驾幸玉华宫，武则天随去侍奉。她又有幸陪伴了太宗皇帝与玄奘法师的第二次会面交谈。玄奘奉诏到了玉华宫后，乘机请太宗皇帝为自己新译的《瑜伽师地论》作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吹捧太宗皇帝说：“仰惟陛下，上智之者，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况托运已来，中外宁晏，皆是陛下不荒不淫不俪不侈，兢兢业业，居安思危，为善承天之所致也。”太宗皇帝先是推辞为玄奘的译书作序，听了玄奘的恭维后，马上就答应给《瑜伽师地论》作序，该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在陪驾的日子里，给太宗皇帝讲了《瑜伽师地论》的大意，太宗皇帝听后立即派人到东都洛阳取来该论，自己详细看了一遍，觉得词义宏远，闻所未闻，便向侍臣及身边的妃嫔说：“朕观佛经，犹瞻天瞰海，高深莫测。玄奘法师能于异域得此深典，今委寻而观之，宗源杳旷，糜知涯际。其儒教九流之典，犹如小池。世传三教齐致，乃妄谈之论。”后来，太宗皇帝又下令将该论手抄九本，分送九州，使辗转流通。一部《瑜伽师地论》就征服了唐太宗，他不但对自己原来确定并实行的三教兼容并包的基本政策产生了怀疑，同时也把防范佛教的策略忘得一干二净，大有独尊释门之势。
《瑜伽师地论》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传说是古印度的弥勒口述，无著这个人记录，也称《十七地论》。在玄奘游学印度之前，该论的一些章节在汉地已有了一些传译，玄奘此次是全译了该论。瑜伽为梵语音译，意为相应，含有一致、和合等义，即方便善巧，恰如其分。瑜伽在古印度原专指一种修行方法，后被兴起的大乘佛教所吸收，充实了一些佛教内容，发展为大乘有宗。按照这一宗的说法，僧尼如果按照本宗的教义、教法、僧律去修行或思维，由此产生的修行思维的结果都是相应的，并方便善巧恰如其分。《瑜伽师地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专门究明瑜伽行者按照佛教所谓境、行、果行17地，即修行证果最后成佛的17个阶次。这种理论尽管繁琐，但却指明了成佛的理论途径，较之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般若学、涅槃学以及后来的天台宗“一心三观”的理论，有着比较完善的理论和比较精细的结构，给人以比较严谨的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带有莫大的新鲜气味。这对于晚年的太宗皇帝来说，比起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导俗作用所寄托的希望要大得多。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秋，太宗皇帝召请玄奘，玄奘又借机向太宗皇帝宣扬佛教功德之力。太宗皇帝问玄奘道：“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回答说：“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在玄奘的建议下，太宗皇帝毫不犹豫地下诏度僧，他在诏书中说：“朕属当戡乱，躬履兵锋，亟犯风霜，宿于马上，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已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
武则天从这道诏书中，发现了太宗皇帝的可笑。一是他把自己早年征战得的风寒病的痊愈，归功为佛教，是因为自己推崇佛教广种福善之田的结果；二是这道诏书中，太宗皇帝彻底放弃了严格控制度僧的立场。武则天觉得，她所侍奉的这个男人已经糊涂了，原来那种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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