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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此同时，奉圣母神皇之命，胡僧实叉难陀（学喜）在神都洛阳的内道场大遍空寺，率领高僧圆测、弘景、神英、法宝和法藏等，重译《华严经》，他们在译经过程中，多了一个心眼，奏请圣母神皇武则天允许译完一部分即抄写一部分，并于石头上刻制一部分，理由是怕丢失或损坏，圣母神皇武则天准许了这一请求。所以，这个译场新译《华严经》，每完成一部分，即派人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晋祠的藏风峪刻于石上，这便是现在所谓的晋祠藏风峪石经。石经的镂刻，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教害怕碰到所谓的劫世或末法，把佛教的经籍文书全部销毁，使佛教无法承传。这种劫世或末法在当时之前已经出现过两次，一是北魏太武帝时，一是北周武帝时，都使佛教遭受到了沉重地打击。鉴于如此，所以实叉难陀等人才多了个心眼，提出及时刻石的请求。
按史书记载，当时神都洛阳大遍空寺的《华严经》翻译工作，几乎与晋祠藏风峪石经的刻制时间同时，所以，洛阳译出经文写什么字，晋祠藏风峪刻制石经也写什么字。据统计，藏风峪石经中，武周时所造之新字都有遗迹，并且全都保存了下来。
上述情况表明，佛教及佛经翻译者对武周造字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佛教积极追随圣母神皇武则天的一个侧面。其实，在武周革命的过程中，佛教及其僧侣不仅仅是追随，而是非常卖力地追随与鼓吹，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过程和结果，使大周王朝的女皇武则天十分满意，打内心里对佛教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满意和感激之情，对新登基的大周女皇来说，是真切的，而不是伪装的，因为她一生与佛教的因缘，她在处境不佳的情况下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她利用佛教所得到的心理与生理上的愉悦，都会使她真切地感谢佛教。
所以，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登基之后，圣神皇帝武则天就一直思考着如何感谢佛教的问题，也曾经在脑际中涌现出了“武周革命，释子功高”这八个字，但她又觉得仅仅这八个字是远远不能表达自己对佛教的深切的感激之情的，为此，她几乎是绞尽了脑汁，终于找到了感激佛教的切实可行的理想办法。
这位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毕竟是位政治家，她先从现象入手。大约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年底，也就是她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针对李唐王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释道争宠，和尚与道士经常在朝廷上当着皇帝的面相争相斗的情况，颁布了《禁僧道毁谤》制文。这道制文从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在实际上，却是暗中扶植佛教。制文的大意称：佛教和道教，都归于善，没有什么究竟高下之分，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浅识之徒，竟然提出什么高下你我的问题，经常为此毁谤对方，甚至于口出丑言恶意攻击。佛教的沙门和尚们极力排斥老君，而道士女冠极力诽谤佛法，这成何体统！更甚者不惜一切相互诋毁，日趋严重，信男善女丢弃了良知，也不过到这个程度。况且你们佛道中人，都是出家人，应该崇行素业，不应该诽谤佛祖圣人，不应该违犯教义门规，这样才是真正的法。从今之后，佛门僧人及道士，若有再敢诽谤佛道或相互诋毁者，必先受杖责，再令还俗！
仅仅从这道制文的文字中，很难看出这位新登皇帝宝座的女皇是在扶持佛教，要明白其中奥秘，必须联系释道相争的现实来分析。如前所述，李唐王朝立国之初，释道竞相争宠就十分激烈，经唐高祖、唐太宗的干涉和调和，确定了道先释后的国策，理由是李姓当国做皇帝，当然要尊崇李姓为教主的道教。这一国策的确定，曾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斗，但不久便被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所平息调和，一直延续到武周革命之时。当然，释道相争在这期间一直没有停止，随着武姓女人地位的显赫，以及她与佛门的种种机缘，佛门释子自然要把原来确定的道先释后的国策改变过来，这就引起了更为激烈的释道相争。到了这时，大周王朝的女皇帝已经正式登基了，已经改唐为周了，应该给释道相争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了。但是，这位聪明的女皇，没有说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用制文的形式，又将释道二教放在了相同的地位。这道制文回避了谁先谁后的问题，给人们的映象是不存在谁先谁后这个前提，释道二教是平等的，是同为善的，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提法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能不是在暗中扶持佛教吗？
可悲的是，当时道教门中的教徒们并未看出个中奥秘，他们默认了这道制文的谆谆教诲，诽谤佛教的行动和言语有了收敛。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在武周革命过程中，佛教占了上风，道教有些落伍，这道制文颁行时，道教的教徒们正在极力弥补教门对新女皇的差池，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位大周王朝的女皇通过这道制文，已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唐王朝道先释后的国策。
与此相反，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却完全领会了大周王朝圣神皇帝这道《禁僧道毁谤》制文的真正含义。他们打心眼里感觉到这是新登基的大周女皇对佛门的极大支持，更为自觉和积极的与这位新女皇频繁接触。凡译出的佛经，必先表奏女皇；凡来华胡僧，必上表请求接见；凡有诋毁佛者，必群起而攻之。使佛门气势一下子张扬了起来。在武周革命前后的一年时间内，佛教先后表上《大云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吐火罗沙门弥陀山译）、《造像功德经》（天智译）等数部经典，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圣母神皇颁行《大云经》和敕建大云寺时，当时的右相岑长倩上表谏阻修建大云寺，未等当时的圣母神皇开口，便遭到了佛教沙门及武氏子侄们的猛烈反击。这些都表明了佛教沙门对武周革命的自觉支持，当然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佛门中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特别是现在仍然与大周女皇武则天频繁接触的高僧大德们，不但从这道《禁僧道毁谤》制文中看出了大周女皇扶持佛教的立场，而且也预测到这位新登皇帝宝座的大周女皇进一步表彰佛教的举动。事情果然如此。在《禁僧道毁谤》制文颁发不久，大周女皇武则天发现道教门中并未有多大反响，便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年初，颁布了另一道制文，此即《释教在道法上》制文，将李唐王朝道先佛后的国策扭转了过来。
这道《释教在道法上》制文的大意讲道：我在登基称帝之前和称帝的过程中，蒙受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金口预言，还受到上天降下宝图的指点，这是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多次给当今世人指点启示的结果，也是我本人秉承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旨意以及本人往世修持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大云经》阐述的那种深奥的预言，它指明了我当王国土的祯符，显示出了使我如何自在的去完成佛祖旨意的途径。我按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的旨意登基称帝，目的是将这个国土驾驭起来进行敦化，在这片国土中弘扬佛法五戒以普渡众生。佛教首先开启了武周革命的先河，启动了维新创制的伟大事业，这都是佛教适时宜地按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意，去申张佛教本来具有的奥义。现在虽然佛教按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意和教法完成了宏伟大业，但他们不理会所谓先后问题，而且还能更为诚恳的弘法和普渡众生，也根本不妄自展现自我。这就使我不得不主动来安慰和张扬它。所以，我决定从今之后，佛教应在道教之上，凡朝贺或殿会，和尚站在道士之前。希望天下之人能体察我的用心，凡有根机的人都要积极皈依佛门，在法力无比的佛门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大周王朝圣神皇帝的这道制文，直接了当地褒扬佛教，其理由是那么的充足，道理是那么的明白，在当时是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异议的。这道制文的颁布，倒是应了当年太宗皇帝的那句话：现在是李姓当国，所以以李姓为教祖的道教排在前面；若佛教的教主或菩萨什么人当国，我就会使佛教排在道教的前面。这句话说了还没有多少年，大约只过了50几年，就被大周皇帝武则天实现了。原因很简单，这便是现在是大周王朝了，是净光天女轮转为女身菩萨在治天下，自然是佛门当国了，所以要把佛教放在道教之前。
武周革命，佛教及其沙门立了首功，这是天下人都能感觉到的。而大周皇帝武则天到此为止对佛教的一系列褒奖，完全实现了自己已经形成的“武周革命，释子功高”的认识。这既是佛门的幸事，也启动了大周女皇进一步扶持佛教和尊崇佛教的思想和行为。登基之后的大周王朝圣神皇帝武则天，对佛教的扶持和尊崇变得越来越细腻了。她对佛教的认识更具现实，对佛教采取的行动亦更为直接，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和证明她本人与佛有缘。这不仅仅只是为了给佛门信众们看，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天下所有的人看的。这样一来，新建立的大周王朝释风更浓，人们紧随女皇的后尘，尊佛礼佛蔚然成风。
除其他原因之外，这种社会风气又促使了当时佛教各个宗派的形成与完善。到当时为止，佛教的天台宗和慈恩宗（亦称法相宗）已初步形成，而其他宗派正在创建之中，比如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律宗和密宗等。在这些宗派的创建过程中，其宗门首领即正在创建和完善该宗的高僧大德们，十分清楚最高统治者支持与否和宗派兴盛的关系，故不惜一切与最高统治者接触，以求得到肯定和支持。中国佛教发展的这种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最高统治者，在当时即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对佛教认识和行为的深化，影响了这位与佛有缘的女皇对佛门知名高僧大德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大周女皇要充分表现自己不但与佛有缘，还要显示自己与僧有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与禅僧有缘。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在完成登基后的一些重大政事之后，便开始留心并寻找知名禅僧。当她听说湖北当阳有一位名叫神秀的老禅僧后，便不顾神秀已95岁的高龄，使人延请至神都洛阳。由于年龄较大，神秀行走已极不方便，但大周女皇想的也颇为周到，使人用肩舆将神秀老和尚抬到神都洛阳与己相见。神秀老和尚到了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这种崇敬之礼，出乎朝臣百官和僧俗信众的意料。试想，一个头戴皇冠，年近70的女皇，向一个95岁的老和尚行跪拜之礼，帝王的尊严何在？在这种高贵礼节的带动下，一时间神都洛阳的佛门信众，都把这个神秀老和尚当作佛、菩萨，王公贵族和士庶信众都争相前来礼谒神秀老和尚，人们望尘伏拜，日有万计。为了表示对神秀老和尚的深刻敬意，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还敕命在神秀以前曾经住过的当阳山，修建了一所度门寺，以表彰神秀老和尚的道行。
如此隆重地礼敬神秀这个禅僧，与大周女皇开始垂青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禅宗有关。
禅，全称禅那，是梵文的音译，意为“静虑”或“思维修”，有两层含义，一是“静其思虑”，二是“静中思虑”。前者侧重于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后者侧重于三学中的慧学。故佛教一般将禅或禅那称为禅定或禅观，为佛教僧侣必修的基本功，这种基本功被称为坐禅或打坐。作用一种修持的基本功，禅定在大乘佛教所谓六度即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和智慧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是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或途径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佛教之所以重视禅那，是因为佛教认为它不仅能够制伏所谓烦恼，而且能够引发智慧，也就是说，它是佛教信众求得解脱，由此岸到彼岸的一个重要桥梁，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十分强调和重视禅定修练。
在武周革命前后初步形成的禅宗，是佛教进一步由域外宗教转变为中国宗教的产物，它的主要特点是既不需要卷帙浩繁的经典，更不需要旷劫不息的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被推崇为佛教持修最为捷径方便法门，深受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由此引发了当时社会上习禅之风浓盛，禅宗信众遍天下，禅僧被普遍器重的宗教信仰浪潮。这种宗教信仰的现实，对于一生与佛教有机缘的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来说，当然是要有所举动了。
倚重禅宗所提倡的捷便的方便法门，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她垂青禅宗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她认同了禅宗在佛教界掀起的革命。由于她早年受佛教的熏染，后又在宫中无奈地诵经拜佛，然后是出家为尼，以及一生与佛教高僧大德的交往，形成了对佛教完整的认识和崇敬或者皈依，作为曾经是佛门中人，她深感佛教的深奥，佛法的广大，这是她实现人生目标所需要的，而且确实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与佛教接触，她也深深感到了佛教的繁琐，这种繁琐在她看来是一般信众或士大夫们无法接受的。因此，很有必要出现一种既体现佛教的整体精神，又非常捷便的方便之门。她内心中形成的认识是，既要有繁琐的佛教，又要有捷便的佛教，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
禅宗的出现，在大周女皇看来，无疑是佛教内部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所产生的效果，恰恰能与自己的认识相吻合；而且这场宗教革命又与自己的武周革命相伴随，使其更具现实，意义更为重大。这便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至于这位大周女皇如此尊崇和礼敬那个神秀老和尚，还得从禅宗的形成及其法系承传说起。
按照佛教史的一般说法，禅宗的承传法系渊源流长，源头可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在古印度传了二十八代，此即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但实际上，中国禅宗的所谓初祖，是南北朝时由海路来中国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说这菩提达摩来华后，先去拜见南朝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只注重造像度僧，不能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于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来到了嵩山少林寺。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后面的石壁前，观壁静坐，默然修习。他以佛典《楞伽经》为依据，倡导大乘禅法，提出“理入”“行入”两种修持方法。所谓理入，就是相信一切众生具有同一佛性。所谓行入，就是在理入的基础之上，舍弃生活中的一切爱憎欲念，躬行佛教实践。传说菩提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终得大道。当时有僧人名叫慧可，听说菩提达摩修成大道后，便前来拜谒，菩提达摩为试探他的根机，拒绝接见。这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曾夜立没膝的雪地里，并“自断左臂”，呈献达摩，此即所谓的“立雪断臂”，使菩提达摩终于答应相见。相见之后，慧可即拜菩提达摩为师，问答之中，当下顿悟，得师心印。
传说慧可从菩提达摩学道六年之后，即离开少林，前往北方传道。三、四年后，慧可即提出了即心是佛、佛与众生无别的思想。以后经弟子僧璨、僧璨弟子道信等人的弘扬，至道信的弟子弘忍时，禅宗已初具规模。此时正是唐高宗皇帝与天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