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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裸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2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双手捂着脸。
“如果您醉成这样，那就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吧。您别扫了我们这个晚上的兴致。”加柯摩·法比安强烈地说。他非常孔武，有一张残酷的脸和一张奇怪地耷拉着的嘴。“这真叫人无法忍受，约翰！”
“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
仆人们面色不改地服务着。桌上大烛台里的许多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