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裸裸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第六节
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车的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当空。沥青路面一闪一闪的。昂热拉穿一条白裤子和一件中山装式样的胸衣，高领，绿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妆。我们沿着罗伊·阿尔伯特街开下去。它七拐八拐，经过一条铁轨，穿过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旧房子，墙上贴着撕碎了一半的标语，横穿过安提伯斯路，来到了十字架路上。我们朝西开去。我记得，当我们乘她的车行驶时，总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斜坐着，凝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她。她的红发亮闪闪。她开车很稳，车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着方向盘上她的双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块很亮的斑。
“您受过伤吗？”
“哪儿？”
“右手背上。那块白斑……”
昂热拉犹疑着，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这是头一回不知所措。
“这块斑很滑稽，”她说，“它晒不黑，永远不黑。随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耸耸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这里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来戛纳两次，到一家饭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说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废话。不，这不公正。那女人对我讲的许多事果然符合事实。她也看了这块亮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一次惊吓，这块斑就由此而来，它将永不消失……”
“您受过惊吓吗？”
她不置可否。
我脱口而出，说出口后才意识到了我的话：“我不相信这块斑会永久留着。它会消失的。”
“它为什么要消失？”
“这我不明白。我感觉到，非常强烈。我……”
“怎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瞎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
响起了鲍勃·迪兰的声音：“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随风飘去》。”我说。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这下昂热拉转过头来一会儿，望着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是的，一只炮弹要飞行多久才能被彻底查禁？”鲍勃·迪兰唱道。
“也是我的。”昂热拉说。她又望向前方。我们沿着十字架路向上行驶。大海像液体的铅在闪烁。棕榈树树叶低垂。白色的别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鲍勃·迪兰唱道。
昂热拉关掉收音机。虽然汽车很多，她还是找到了一个空档，灵巧地退后，停到路边。我们下车。坐在车子里，开车带起的风和敞开的窗户缓和了炎热。现在，它像一把锤子似的击在我的头颅上。
“咱们得走一小段。”昂热拉说。我们沿十字架路西行，经过许多豪华的商店，它们中午关着门。在一排低矮的伸出来的店尾坐落着巴黎珠宝商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这一排房子的末尾，这家店也有侧面。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首饰、钻石、绿宝石、项链和手镯，也有整套的装饰。我停步片刻。昂热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觉，她在观看侧边橱窗里的某一件首饰。那是一只长长的钻石耳饰，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环上有一种飘带，钻石可以一颗一颗地穿上线挂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这耳饰，就感觉到昂热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我的左脚疼起来了。我想，伊尔德·赫尔曼，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打电话买下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橱窗里陈列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店里保险箱里的一切，签张支票，据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发疯的伊尔德。或者她根本不疯。一辆劳斯莱斯车缓缓驶过我们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国司机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着疲倦的、无聊地张望的主人，身着衬衫和裤子，正在打电话。
21
“费利克斯”餐厅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边的商店缩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榈树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饭店里开着空调，因此满满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着空下一张桌子来。店主看到了昂热拉，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订好的那张桌子位于饭店的外面一排的尽头，只有一块玻璃把我们跟十字架路隔开。我们坐在一起，这在法国的饭店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喝了两杯“里查斯”开胃。然后我为两人各叫了一份鸡尾虾和一份烤牛排。这儿空气清凉怡人。对面墙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护墙板的木头是黑色的。侍者把黄油放在冰块中端来，还有松脆新鲜的白面包片，是由长棍式面包横切下来的。我们边吃撒了盐的黄油面包片边等鸡尾虾。我望着室外，望着炎热的中午。那个索马里人打开那瓶堂·佩里尼翁酒，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们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给我一口，我品尝。它很凉，味道好极了。我点头。那个索马里人斟满我们的杯子，又把瓶子放进银质冰桶，走开了。我们对饮。
对面，在海边的林阴路上，在海滩边，一个画家把他的画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系在两棵棕榈树上。那些画非常活泼，色彩丰富，画的是十字架路、老码头和风景。画家是个年轻人，坐在地上。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他的画。
“他每天在那儿，”昂热拉说，“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运。”
“您够走运的。”我说。
“噢，是的。”她说，迅速敲敲木头，“我肯定有运气。您呢，卢卡斯先生？”
我讲出了我很多年没讲过的话：“我运气很大。我认识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为我才进城的。”
“无稽之谈。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哈。”我说。
她望着我，笑吟吟的，她总是这样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细的金色亮点在闪烁。在晒得黑黝黝的皮肤上，眼角的小皱纹非常纤细。这双愉快的眼睛里藏有悲伤，悲伤的一道阴影。
“您害怕很多东西吗，先生？”昂热拉问。
“什么？”
“您已经听明白我的话了。害怕人和事。您这样吗？”
“不。”我撒谎。
“我怕。”昂热拉说，“我常害怕我自身，怕我不能再画画，或顾客离去我不再有钱……”
“还怕孤独。”
“不，一点也不怕它。”她说，但她的微笑呆滞了，“我很喜欢孤独。”
“那就是怕又得逃跑。”
“您还没忘记吗？”她笑意更浓了。
“没有。”我说，“为什么……”
“您看，”她迅速说，“我的一个老朋友来了。”她用下巴指指。一个瘦长的、也许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向饭店走来。他衣着非常齐整，背着一个大包。这人给人一种内向、孤僻的印象。“这是费尔南。姓什么我不知道。费尔南学过建筑。他天赋很高。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他母亲半身瘫痪。无可救药。这一定已经过去二十、二十五年了，远在我来戛纳之前。费尔南放弃了他的学业。他爱他的母亲。为了能把她送进一家稍微舒适些的疗养院，他不得不立即挣钱。从此以后费尔南就卖彩票。”
“什么彩票？”
“法国什么样的彩票都有——数字的、大型和小型的赛马，国家的价格……”
侍者端上来鸡尾虾。虾很大，味道鲜美，我还从没吃到过。
“好吃吗？”
我点点头。
“我很高兴。”昂热拉说，“我很希望这里的一切都合您的口味，您感到舒适。”
我说：“我一生中还从没感到这么舒适过。”
“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
“不，这确实是真的！”
“这我不信。”她严肃地望着我，“常有女人对您讲，您风度翩翩吗？”
“不错。可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女人这么说是出于好心。因为她们有所图，因为我对她们客气。因此她们也讲点客气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我说，“就是这么口事。”
“但我不是这样。”昂热拉说，“我对您无所图。我不是只想客气。我有所指。我要您知道，非常严肃地知道，真的相信，因为这是真的：您风度翩翩。”她举起她的香槟杯，我举起我的。“Le chaim！”昂热拉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为生活干杯，为幸福干杯。这是希伯来语。我有很多犹太朋友。怎么样？”
我也说声：“Le chaim！”这时，那个身材瘦长、面色苍白、拿着公文包的男人已经走过来了。当他看到向他招手的昂热拉时，他扭扭那张显得心不在焉的脸，笑着露出了牙齿。费尔南很快走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汗淋淋的。
我们从他那儿买下了明天在巴黎举行的某种大型赛马的彩票和半本数字彩的彩票。昂热拉自己付她的彩票，她坚持要这样。
“您赢过彩票吗？”我问费尔南。
“赢过三次，先生。”他说，“一次三亿法郎，一次四亿五法郎，一次一亿法郎。”
“什么？”
“他指的是旧法郎。”昂热拉说，“不管您怎样努力——过了这么多年，这里的人还都是讲旧法郎，用它计算。”
“原来是这样。您出售这种利润低微的东西多长时间了？”我问费尔南。
“打我工作以来。”
“您工作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不过，每当夫人见到我时，她就买下我的彩票，总是这样。”
“我贪钱。”昂热拉说，笑望着我们俩。这时，她眼里那舞动的金点又浮现出来了。“我贪钱贪得发疯。有一天我会赢到一百万新法郎，到时咱们俩喝一杯，费尔南，怎么样？”
“行，夫人。”
“失去知觉。”昂热拉说。
“什么？”
“到时候咱们要喝得失去知觉。”
“噢，是的，那当然，彻底失去知觉。”费尔南说。
“另外，”我说，“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热拉说，“咱们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来一杯？”
“多谢了，两位。”费尔南说，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仍在那边等桌子空下来。他指指我们，得到了满满一大杯香槟。
费尔南举起他的杯子，声音洪亮得全饭店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抬起头来，他冲我们喊：“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热拉回喊道。我们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我问。
“Le chaim！”费尔南喊道。
“是的，再来一杯。这个家庭曾经很富有。父亲死了。后来，费尔南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您穷过吗，卢卡斯先生？”
“是的，”我说，“穷得很。”
侍者拿走了鸡尾虾。烤牛排端上来了。
“我也曾经非常穷。”当我们开始吃时，昂热拉说，“当然是一开始。当我在巴黎学画时。”
“您的父母……”
“他们死了。”她迅速说，“是的，当时我非常穷。但不久我得到了订单有了钱，一大笔钱。这肉您吃得来吗？半熟？您喜欢这样吗？”我点头。“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信任了一个男人。他说，他要拿我的钱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赖了那个男人？”
“我爱过那个男人——您知道，那时候会多么轻信。他拿着我的钱溜走了，我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来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对您讲过，我把我所有的都换成了首饰。我节俭、多疑。我永远不会再把我的钱托付给男人。”看到她大方、饥饿地吃着，我觉得真美。
“如果再来一个让您爱上的男人，您当然又会这么做。”我说。
“爱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热拉说，“在这上面我不走运。什么是爱情？一件空洞无物的东西。然后男人们离开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离开男人们。当然，如果正常的话，他们会不时地相互需要。但您说这是爱情吗？”
“不是。”我说。
“您看，”昂热拉说，“Le chaim！”
“Le chaim！”我说。
22
在我们桌上做苏泽特小煎饼时，侍者点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蹿升得老高，昂热拉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这总是令我激动。”她说。
“您爱火焰吗？”
“对，非常喜爱。”她说，“多年来我就在试着画火焰。我没有成功。”
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女孩走进来。女孩身前挂着一只编织篮，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动物。那女孩苍白瘦弱，眼睛哭得肿肿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现在，她站在我们面前。
“一只也没卖掉吗？”昂热拉问。
小女孩愁容满面地摇摇头。她的双脚沾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你的动物多少钱？”
“十法郎，夫人。”
“我买只驴子。”昂热拉说，给小女孩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我买只熊。”我说。小女孩点点头，没有道谢，又挎着她的篮子走开了。在门口，她跟那个卖彩票的费尔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热，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他们并肩走向“卡尔顿”酒店。昂热拉这时已经检查了两只小布动物。
“驴子裂了，”她说，“锯末漏了出来，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脏。”
“这只熊也脏，”我说，“非常、非常的脏。它的毛磨掉了。咱们就把它们留在这儿吧。”
“噢，不！”昂热拉说，“不！我将我的驴子送给您，您把您的熊送给我，咱们俩把它们保存好。”
“保存起来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罢了。”昂热拉说，“我将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车子里。您也会保存我的驴子吗？”
“肯定会，”我说，“作为对这一天的回忆。”
“不，”昂热拉说，“作为对那个我们还很贫穷很年轻很幸福的时候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