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场大战事实上是为解放人民而战，它就必须使得全世界以及美洲世界的人民的主权平等。我们的胜利必须带进全体人民解放的列车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完结。”
罗斯福接着给国务卿赫尔下一张条谕，告诉他说：威尔斯的声明是权威性的谈话——这种姿势决非强化国务卿和其副手感情的好方法，因为它不啻暗示说，助理国务卿与总统的关系更为密切。赫尔后来终于设法把威尔斯挤走。
罗斯福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可谓是先见之明。他要美国带头领导无可避免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免得让追求自决的运动演变成种族斗争。罗斯福曾经对他的顾问查尔斯·陶希格（ Charles Taussig）表达过看法：总统说，他很关心东方的黄种人。他说，黄种人人数达11亿。许多东方国家里，他们受到一小撮白人的统治，令他们仇恨不已。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协助他们得到独立11亿的潜在敌人真危险啊！有关殖民主义的争辩不到战争结束不会有实际结果，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罗斯福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有关策略之争却有立即的影响，反映出两国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理念大大不同。美国领袖倾向相信，军事胜利就是一个目标；英国领袖却寻求把军事行动和战后世界的外交计划联结来考虑。
美国最主要的军事经验就是自己的南北战争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场战争都以全面胜利告终。以美国人的想法，外交政策和战略可分段，成为分期的国家政策一部分。美国人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官不涉及策略，军事人员则在外交互动开始时，已经完成其任务——这个观点使得美国日后在朝鲜战争与越战中付出惨重代价。
相对地，丘吉尔则认为战争策略和外交政策关系密切。由于大英帝国的资源远逊于美国，英国的战略家一向必须重视目标，也不能不重视手段。何况，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打怕了，英国领袖决心要避免又一次同样的惨剧。任何战略如果有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他们都有兴趣。
几乎在美国一参战之时，丘吉尔就建议进攻他称之为轴心国最脆弱的小腹部——南欧，到了战争末期，他一再坚持，一再不被接纳，他力促艾森豪威尔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就丘吉尔而言，这些目标之所以吸引他主张出兵，既不是因为巴尔干半岛敌军势力薄弱（事实上当地地形非常险恶），也不是因为这些中欧国家首都具备军事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约战后苏联的影响力。
美国军方领袖对丘吉尔的种种建议，显得非常不耐烦，只差没有暴发怒气。他们认为进袭南欧小腹部的战略，无非又是英国想把美国扯进去替英国利益打前阵的做法，他们遂以这是次要目标，不值得牺牲生命为由拒绝它。打从联合规划开始，美国司令员即力主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美方认为，前线位置在那里无关紧要，只要战争能全面胜利就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德军主力引出来，投入战场。1942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英国反抗他的第二战场计划，大为光火，威胁要掉转一年前所做的“ABC1号”决定（亦即欧洲战场优先的决议），把美国集中到太平洋战场作战。
罗斯福此时拿出了魄力，一如他带领美军参战一样，以战时强势领袖之姿，针对马歇尔的做法，罗斯福提醒这些吵架的将领，决定要以击败德国为优先，是基于美国利益的决定，不是对英国示惠。他说：“至关紧要的是我们了解，击败日本并未击败德国，并且美国在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增加了德国完全掌握欧洲和非洲的机会，只有击败德国才是击败日本，而且可能不发一枪、不牺牲一命即可挫败日本。”罗斯福大体上都接纳丘吉尔的战略，只在奠基巴尔干半岛这件事上划下界限。罗斯福支持1942年11月登陆北非之役，以及征服地中海北岸之后，于1943年春天登陆意大利，击溃意军，使它退出战局，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之役，要到1944年6月才发动，此时德军已经气势衰竭，以后盟军伤亡人数大为降低，胜利亦指日可待。
斯大林热切拥护开辟第二战场之情，不逊于美国军事领袖，但是他的动机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军事因素着眼，在1941年，他毫无疑问急于把德军引离俄罗斯前线。事实上他渴望军事援助之情已经气急败坏，因而邀请英国派遣远征军进入高加索。1942年，德军向南俄罗斯推进之际，他继续不断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但已不再提盟国派遣远征军的主意。
斯大林在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告终，象征着苏军开始逆转失利之后，依然争取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斯大林发现第二战场的可爱之处是在于它远离东欧、中欧和巴尔干，而在这些地方西方与苏联的利益极可能会冲突。并且，开辟第二战场也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在其中毫发不伤。妙的是，斯大林坚持在盟国的西线甚有发言权，却决不让民主国家对苏联的计划有丝毫接触，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可以允许它们稍稍知情。
结果，在斯大林要求盟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时（他一再要求能吸引30—40个师的德军兵力），盟军果然吸引了约33个师的德军投入意大利战场。然而，斯大林升高他反对采取自南翼进击的战略之声浪。他认为，此案主要缺陷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包含靠近苏联野心有意染指的国家。斯大林在1942年、1943年力促开辟第二战场，其要因正跟丘吉尔刻意想要拖延阻滞的目标相同——因为它会把盟国引离政治上有争端的地区。
在辩论冷战的起源时，若干杰出的批评家提出说，盟军未能早日开辟第二战场，造成斯大林在东欧强悍不妥协。根据这一推理，迟迟才开辟第二战场，远比其他任何原因更让苏联生气。然而，此说不足信是因为，刚与希特勒签德苏公约、协商要瓜分世界的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在现实政治中如此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搞整肃、屠杀的人，会因此一战略决定就生气，而把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混为一谈，他玩这套第二战场把戏与别人并无两样——冷静、仔细盘算和实事求是。
美国联合参谋首长只不过反映着美国领袖的信念而已。此一信念即是：胜利达成之前，不做任何有关战后世局的讨论。这是影响战后世界数国划分的致命决定，也造成冷战无法避免。
一般而言，争取稳定与均势的国家应在战争犹仍进行期间，就竭尽所能去达成其基本的和平条件。只要敌人们在火线上交战中，它的力量间接强化了较和平一方的力量。如果此一原则被忽略，主要问题拖到和平会议召开前仍未解决，则最坚持一国终将夺得战果，只有通过大对立才能消解。
盟国对战后目标取得协议，或至少也就此进行讨论，在二次大战中尤其有需要；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元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公布了要求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做此建议。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意见分歧，并且他希望盟国集中一切精力先打赢大战再说，他也急于向犹陷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焦局的斯大林担保，决不单独对德国议和。但是，最基本的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有一批德国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止了战争！
可是，罗斯福拒绝在战争进行期间讨论战后世界秩序，却使得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只是去支撑一种欠缺均势或任何政治解决基准等重要因素的结果。然而，以威尔逊主义和谐至上的假设出发，罗斯福却扮演主要角色来影响战后世界的样态，在他的支持下，盟国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探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合作方式之蓝图：譬如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提出联合国的构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了世界财政金融体系，在温泉会议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商讨救济和重建问题，在芝加哥会议商讨民航问题等等。但是他却坚定不移，不肯讨论战争目标，或者是冒着与苏联对此议题见解不一的风险去碰触它。
起初，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回避以地缘政治层面来讨论战后之解决方案，是一种手法，试图利用苏联军事困难取得优势。就他而言，战局发展已经将由轴心国家即将瓦解而留下的真空状态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更有利于苏联的权力均衡关系。斯大林太熟谙传统的纵横捭阖手法，估计西方最后的和平条件会完全依军事作战结果而定，因此在1941年12月，甚至德军还长驱直人，直叩莫斯科近郊时，他仍试图与艾登商谈战后方案。斯大林在这次交谈中的开场白，明白显示出他指的不是大西洋宪章。他说，宣布原则有如代数学，太深奥了，他宁可搞些实际的算术。斯大林不想浪费时间去搞抽象观念，宁可以互惠让步做交换，最好就是以领土划分来进行。
斯大林脑海里的想法就是老式的现实政治。德国应该被瓜分，波兰边界应向西移。苏联将恢复1941年的疆域，换言之，承认苏波边境以寇松线划定，加以保有波罗的海诸小国——这是明显违背大西洋宪章所揭示的自决原则。交换条件是，苏联将支持英国对于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等国择地设立基地的要求，这些国家是英国的盟国！斯大林对局势的看法，与18世纪任何一位君主都无异：胜利者有权分享战利品！
另一方面而言，斯大林还未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任何要求，他也对波兰国界问题略为示意可以有弹性。不过，英国总不能在大西洋宪章才宣布三个月就完全违背它的精神，美国领袖也不会考虑他们认为是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外交的这类秘密协议。即使是如此，斯大林此时的提案姑不论多么蛮悍，毕竟仍比战后实际出现的情形好得多——而且，经过磋商谈判，结果说不定更好。艾登为了避免弄僵谈不下去，答应会把他和斯大林的谈话内容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报告，日后再来继续这项问题的对话。
尽管他的军事局势极端吃紧（说不定也正是因为军情告急），斯大林于1942年春天重提这个话题，丘吉尔早已准备好一谈，查出苏联究竟要以什么来换取承认1941年的国境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依然倾向避免让人以为有类似权力均衡的安排之印象，拒绝讨论战后议题。国务卿赫尔代表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道：
“如果要放弃我们对政策、原则和实务所做的广泛基本宣示，将是不智之举。如果在一两个重要事例土（类似你刚建议的事例），这些原则被违背了，则贵我两国的任何一方都将站不住脚，也不会有稳定的规则去规范，或去坚持其他政府应遵循不渝。”
斯大林又在1942年5月派莫洛托夫走访伦敦，摊开来讨论。四月间，为安排莫洛托夫到访事宜而讨论时，苏联大使伊凡·麦斯基（ Ivan Maisky）重提四个月前斯大林提出的条件。苏联现在又要求在战后，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签订互助条约。考虑到德军依然深入苏联国境，斯大林此时再度提它，正透露出他的长期目标来——尽管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时此议就范围或内容来讲，都还极为遥远，距战后因没有协议而产生的卫星国家而言，也有差距。
华府方面对丘吉尔进行这类对话，强烈反对。赫尔指称，英苏会谈违背了大西洋宪章，藐视美国历史传统反对以武力变更领土的主张，也是倒退回臭名昭彰的过去权力政治的反转。罗斯福亦以大体相似的理论，向斯大林提出他的看法，斯大林复以一封简短信函，表示接到罗斯福的信息，但不置一语评论，明显表示对此一函件并不诚心接纳。斯大林同时驰书给丘吉尔，力促丘吉尔别理会“美国人的干预”。
战争初起时，斯大林明显希望能就1941年国界线达成协议，他不会迂腐到不提出某种交换代价。斯大林愿意付出何种代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罗斯福邀请莫洛托夫直接来华府一谈，而中止了英苏对话。
艾登1941年12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曾暗示他对波兰边界线问题可以有弹性并称之为“开放的问题”。以事后的猜测，斯大林说不定会同意，以盟国承认苏联恢复1941年的国境线，换取他接受东欧各国流亡政府的地位（在此之前他尚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且同意波罗的海小国恢复1940年独立状态，同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这或许有可能导致东欧国家采取芬兰模式——尊重苏联的安全，但是维持民主政府，也可自由进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样的结果当然比实际发生的状况，对东欧人民的福祉更好，甚至在最后，亦对苏联有利。
所有这一切种种可能在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底抵达华府后，统统消失了。因为美国要求苏联的不是政治协商，而是要就如何达成世界新秩序建立协议。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出了替代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势力范围构想的美方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通过四大警察观念的修正，恢复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体制。罗斯福认为，这样的安排将可提供苏联远胜于传统的权力均衡所能给的安全。
罗斯福为何相信才向丘吉尔提出这么马基雅维里式权谋之议的斯大林，会接受世界政府的方案？原因并不清楚，或许他认为，在最糟的情势下是斯大林坚持保有苏军已占领的领土，此时他在国内易于默认此一既成事实，而不是在军事结果尚不确定之下就同意斯大林的要求。
罗斯福在殖民地问题上就明确多了。他提议“基于我们自己的安全，把取自弱国的”旧殖民地，交付国际托管。（他把法国也列入弱国）并且邀请苏联担任托管理事会的发起会员。
如果莫洛托夫是个哲学家，可能会讶然历史竟然绕了一圈又重演，就在18个月之内，两个相互对立的同盟都来争取苏联加盟——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拉拢苏联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罗斯福则来邀请参加与美、英、中同盟。在这两个场合中，德、美都以南方土地为饵，争取莫洛托夫；柏林愿意划中东给苏联，华府则愿意请苏联担任殖民地托管理事。然而，莫洛托夫在两个情形中，皆不允许自己偏离追求在苏军范围内唾手可得的目标。
莫洛托夫也不认为有必要因谈话对象易人而调整其战术，他在华府采取和在柏林同样的做法，原则同意参加拟议的盟约，加入四大警察行列，就等于成为18个月前邀他人盟的三国轴心之大敌。他对此转折，一点也不觉得困扰，莫洛托夫跟在柏林一样，他的原则同意并不代表要放弃斯大林在欧洲的领土野心，在华府，亦跟在柏林一样，莫洛托夫坚持苏联恢复1941年国境线，要求苏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有绝对影响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亦有特殊权利。在柏林和华府，他都把殖民地问题拖延到日后再来讨论。
当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在战争犹在进行中时华府不肯讨论政治解决方案，斯大林从各种可能性里，怎么也料不到自己有此好运。因为这代表，只要德军还在战场作仗，他就不需要做任何让步。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一旦了解美国要等到战后再洽商政治解决方案，他就放弃了不断诈唬的作风，绝口不再谈起这个问题。盟国步步趋向战胜，斯大林因为政治讨论迟迟不展开，而且竭力独吞战利品，获利最大；至少也可利用这些战利品在和平会议上为谈判筹码。没有人比斯大林更深刻了解先占先赢这句古训。
罗斯福不愿因太早讨论战争目标而伤害到在战后与苏联的合作关系，除了威尔逊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