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的大不相同。欧洲的地图确实重新绘过，但此新局面已无可挽回
地削弱了法国的影响力，而且未能带给拿破仑他所渴望的声望。
他鼓励革命却未能意识到革命可能的后果。他无法评估各种力量
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种关系实现个人长期目标。他经不起考验。他
的外交政策全盘尽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念，而是他无法自众多的想
法中理出一个头绪，或分清理想与周遭现实间的关系。他一味追求虚
名，从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一团纷乱的目标，其中有
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
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拿破仑三世视梅特涅体系为法国之耻辱，也是对法国对外扩张的
野心的限制。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制造分裂，
成功地破坏了神圣同盟。但他不知该如何善用成功的果实。1853~
1871年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欧洲秩序在重整中。这段期间
结束后，德国一跃而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保守君王团结在
一起的正统原则，曾调和梅特涅时代均势体系的紧张，如今却变成空
洞的口号。而对这所有的发展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难辞其咎。他高估法
国的实力，鼓动每一次的争战，误以为法国可以从中渔利。
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
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其间始
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的政策。拿破仑三世
在位期间，他屡次呼吁召开欧洲会议改写欧洲地图不成，便是理想与
实力无法配合的例证。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1859年意大利战争
前，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1866年普奥战争
前，他都曾呼吁各国领袖集会，每次均希望在会议桌上改写各国的疆
界，却从不曾明言究竟要如何改写，也不肯为此矢志一战。他的难题
在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坚持己见，他的构想又太激进难以获得共识。
法国倾向于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是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法
国外交政策中一贯的要素。由于与英、德、俄或美国结盟无法占上
风，又以屈居次要与堂堂大国及济弱扶贫的国家形象不合，法国便思
与次要国家结合以取得领导地位，如在19世纪与萨丁尼亚、罗马尼
亚及中等规模的德国诸邦，在两次大战期间与捷克、南斯拉夫及罗马
尼亚。
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政策。普法战争100
年后，实力强大的德国始终是法国的梦魇。法国很勇敢地选择了与这
个可畏又可敬的邻国交好。然而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
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
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
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甚至不惜付出让德
国最终称霸欧洲的代价。在现代史上，法国有时的行为犹如反美国领
导的国会反对派，试图将欧洲共同体（ the European munity）’擘划
为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并与它能够主导或自认为能够主导的国家
结盟。
自拿破仑三世去位后，法国一直欠缺足够的力量，实践其得自法
国大革命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也没有合适的场合供其发挥兼善天下的
热情。百余年来，法国始终难以接受的事实，即黎塞留所建立的让法
国独大的客观条件，在欧洲各国完成国家统一后便告消失。法国的外
交作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
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首创国家至上观念的国度，
居然在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均致力于挣扎着使愿望与实力能够旗
鼓相当，的确相当讽刺。
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大工程，在俾斯麦手中完
成。俾斯麦以对1848年自由革命持强硬保守反对立场而在政坛大放
异彩。他也是率先在欧洲实行男性普选权的领袖。在前后60年间堪
称欧洲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出于他的手笔。1848年他费尽心机
反对民选的国会决议将德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就在刚过20
年之后，他却在反自由主义原则下，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
德国的统一大业后，亲手将皇位交到普王手上。这惊人的成就将国际
秩序又带回18世纪毫无节制的竞赛局面，而此刻更因工业技术的精
进及国家可动员的庞大资源，使此种角力更加危险。没有人再提起正
统王朝的团结，或欧洲各古国的和谐相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
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
“铁血宰相”俾斯麦
俾斯麦的成就与他的个性一样出人意表。这位“铁血宰相”能写
文字极为简练优美的散文，喜爱诗，曾在日记中一页页地抄录拜伦
（ Byron）的作品。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
大权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
怎样才算革命家？这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否则能成功的
革命家就不多了。因为革命家刚起步时必然是处于弱势，但革命家的
胜算在于既有势力又对本身的弱点总缺乏自知之明。尤其当革命的挑
战不是以向巴士底狱（ the Bastille）进攻等激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披
着保守的外衣时，这个道理更是正确。社会既有秩序对于表面上看来
是要保护它的人很少会起戒心。
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涯开始于梅特涅体系最蓬勃的时
代。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三个要素：欧洲均势；德国内部普奥相安无
事；因保守理念而结合的联盟体系。在维也纳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
国际情势紧张的程度相当低，因各国都相信彼此有祸福与共的利害关
系，而普、奥、俄这三个所谓的东方王朝也认同彼此的意识形态。
俾斯麦一一破解这三个前提。他相信普鲁士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
一邦，也不需要神圣同盟作为与俄罗斯的桥梁。他认为共同的国家利
益已足以使国与国之间结合在一起，且普鲁士标榜的现实政治可取代
保守势力的同盟。他视奥地利为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障碍而非伙伴。他
的看法几近于与所有当时的领袖相反，或许只有皮耶芒首相加富尔是
例外，因为他不把拿破仑三世不按牌理出牌的外交看做是威胁，反而
当做是可善加利用的机会。
185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于德国的统一须以建立议会式机构为
前提的普遍想法大加挞伐，拥护他的保守人士起先还未领悟，他演讲
内容的重点是反梅特涅体系的前提：
“普鲁士之荣誉非取决于全德各地，为唯恐其宪政招致
威胁而心怀不满之议会名流，行堂吉诃德式之追求。余以为
普国之荣誉在于不与民主产生任何不名誉之瓜葛，并决不容
许未得普国同意之事出现于德国。”
表面上俾斯麦对自由主义的抨击，是沿用梅特涅的哲学。但两者
所强调的有极大的差异。梅特涅体系是基于普奥对保守制度有共同的
承诺，且需要彼此合作对抗自由民主的潮流。俾斯麦则暗示普鲁士可
自行其是；即使对内采取保守政策，在外交上也无须与奥国或其他保
守国家发生关联；同时普国也不需要与他国结盟来应付本国的革命。
因为俾斯麦，使哈布斯堡又面临与黎塞留所带来同样的考验——除国
家荣耀外不涉及任何价值体系的政策。也跟黎塞留当年的情形一样，
他们不知该如何应对，甚至无法掌握这种政策的真正含意。
但普鲁士在中欧不向外求援，又如何维持现实政治呢？过去自
1815年以来，普国一向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地依附着神圣同盟；但俾
斯麦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是全方位的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使普
国与起冲突的各国的关系总是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还要密切。在这样
的安排下，看似孤立的地位反使普鲁士能操持他国许下的承诺，并对
冲突中要支持哪一国待价而沽，看谁出价最高。
在俾斯麦看来，普鲁士除加强本身在德国的地位外，别无太多的
外交利益可追求，这是最有利于它待价而沽的策略。而其他每一强国
都有更复杂的牵扯：英国不但有本身的帝国，还有欧洲整体的均势需
要操心；俄罗斯同时向东欧、亚洲及奥斯曼帝国三方面进攻；法国有
新缔造的帝国，对意大利有野心，还在墨西哥开疆辟土；奥地利忙于
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又须顾及在德意志邦联的领导地位。由于普鲁
士的政策完全集中于德国，因此除奥地利外，与其他大国均无主要歧
见，而当时与奥国的歧见基本上仍是俾斯麦个人主观的想法。现代人
所说的不结盟（ nonalignment），与他将普鲁士的援手待价而沽——而
他认为那可以左右逢源——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下情势迫使吾国难以向他国先许以承诺。吾国无力
于依本身意旨决定列强间之关系，但可保有行动自由，随机
善用彼此关系间之优势。吾国与奥、英、俄之关系不应构成
与任一国交好之障碍。唯与法之关系须谨慎从事，以便视需
要随时可与之往来。”
如此暗示可与波拿巴主政的法国友好往来，显示出他已打算将意
识形态打人冷宫，以便于普鲁士得与任何国家结盟（不论其国内的制
度如何），只要有益于增进国家利益即可。这样一来他的政策与黎塞
留的政策暗合。黎塞留虽身为枢机主教，却会因法国利益的需要而反
对同样是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也一样，虽个人思想属保守
派，但当保守派的正统原则有可能限制到普鲁士的行动自由时，他就
会与保守派大佬们分道扬镳。
这隐含的歧见到1856年变得白热化。当时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
联大使的俾斯麦，更详细地说明他主张普鲁士应对拿破仑三世持更积
极的态度，但在普国保守派的眼中，拿破仑三世是正统王位篡夺者。
将拿破仑三世当做普国可能的对话对象，在一手提拔俾斯麦建立
外交事业的保守派大佬眼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俾斯麦这逐渐
成形的想法大为震怒大惑不解的情形，与200年前黎塞留提出国家利
益应超越宗教之上的革命性论点时的遭遇不相上下，同样的反应也见
于当代尼克松总统（ Richard Nixon）提出的与苏联缓和（detente）的
政策。在保守派看来，拿破仑三世代表法国新的扩张主义野心，更有
甚者，这象征着肯定令他们憎恨不已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原则。
俾斯麦对保守派关于拿破仑的看法并未极力驳斥，就如同尼克松
对于保守派对共产党缓和动机的解读着墨不多。俾斯麦在不够老成持
重的拿破仑身上，跟尼克松在老朽的苏联领导阶层身上
，同样都看到机会，但也看到危险。他认为法国的扩张野心与
法国革命的影响，对奥地利的威胁比对普鲁士更大。他也不认同一般
认为拿破仑三世很狡狯的看法，还曾故意说，欣赏他人的才能并非他
的特长。奥地利越怕拿破仑三世就越必须向普鲁士让步，而普鲁士就
越能享有更大的外交弹性空间。
俾斯麦与普国保守派关系破裂的原因，与黎塞留跟反对他的教士
起争执的因素大同小异，其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普鲁士保守派是坚持
普遍的政治原则，而黎塞留的反对者是坚持宗教无国界。俾斯麦主张
实力本身就可以创造正统；保守派则认为正统观所代表的价值观超越
实力的算计之上。他相信对自身实力做正确的评估会令各国懂得自我
节制；保守派却坚信唯有道德原则始能真正地限制各国对权力的主
张。
这个冲突引起俾斯麦与其恩师格拉克（ Leopold von Gerlach），在
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信件中你来我往地激辩。格拉克是普王军事上
的左右手，俾斯麦之所以有今日，他的第一个外交职位，他与王室的
关系，他的整个事业，全都要归因于格拉克的提携。
辩论始于俾斯麦上书格拉克，建议普鲁士研拟多一个与法国结交
的可能选择，在随此建言所附的信函中，他提出实用重于意识形态的
主张：
“余对数理推论之结果，即吾国难以与今日奥国为友，
无从逃避。奥方若始终拒不同意划定德境内之势力范围，则
吾国势必预备于承平时期借外交及谎言与奥对决，并运用任
何机会予其致命之一击。”
但格拉克无法说服自己接受为战略利益便可牺牲原则的说法，尤
其是有波拿巴的一员牵涉在内时。他力主梅特涅的做法，让普鲁士与
奥地利、俄罗斯的结合更密切，并恢复神圣同盟以孤立法国。
俾斯麦再提出的建议令格拉克更难以理解，俾斯麦建议邀请拿破
仑三世参观普鲁士军团的演习，因为“此一与法国关系友好之明证，
可增强吾国对所有外交关系之影响力”。
有人居然胆敢建议让波拿巴家的人参观普鲁士的军事演习，令格
拉克大为震怒：“以君之才智，怎可因拿破仑一类之人物而牺牲原则。
拿破仑为吾人之天敌。”若他看到俾斯麦所做的眉批：“有何不可？”
可能就会省下写下一封信的力气了。他在此信中重申一生所秉持的反
革命原则，也是促使他支持神圣同盟及襄助俾斯麦早期事业的原则：
“余始终不渝之政治原则即对抗革命。汝将无法说服波
拿巴勿同情革命阵营。彼显然因此立场而受益，殆无可能改
变态度。若余之反革命原则正确无误，则于实务上务须加以
遵行。”
然而俾斯麦与他意见不合并非像格拉克以为的，是出于他对格拉
克认识不清，反而是因为他对恩师太了解了。在俾斯麦心目中，现实
政治必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须有弹性及能够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机会。他就像为黎塞留辩护的人士一样，把辩论的方向转向他与格拉
克均赞同，而且显然是对格拉克不利的一个原则上，即对普鲁士忠诚
高于一切的大道理。在他看来，格拉克坚持保守势力的团结是有违爱
国原则的：
“唯因法国有可能影响到吾国，余始对其有兴趣，且吾
国唯有与事实存在之法国打交道。身为浪漫主义信徒，余对
亨利五世之命运（波旁王朝王位被夺者）故可一掬同情之
泪；但身为外交家，若余为法国人则必为其子民，然依实际
情况，无论法国为何人所领导，对余而言均是外交棋盘上无
可避免之一子，余唯一之职责即为吾王及吾国效命（译注：
黑体字为俾斯麦自标之重点）。个人对于外国强权之同情或
反感，不应与处理外务之责任感有所混淆；余确感其间有对
吾王及吾国不忠之虞。”
一个地道普鲁士人对爱国心应超越正统原则之上，而且若环境需
要，一个世代对保守势力应团结的信仰居然可能近乎对国家不忠，对
这样的主张能够如何反驳？俾斯麦先下手为强地切断他所有的退路，
先一步驳斥了他可能提出的说辞，即维持正统符合普鲁士的国家利
益，因此拿破仑三世是普鲁士永久的敌人：
“对此余可加以否认，但即使君所言属实，余仍以为令
他国知悉吾国承平时期之忌讳，就政治而言非明智之举。于
君所预言之破裂发生前，余以为令世人相信，吾国之政策非
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于我方有利。”
这也就是说，现实政治要求在战术上保持弹性，而普鲁士国家利
益也要求对于与法国有可能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