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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埃」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沬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幺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束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常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
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几用。周恩来和警卫员坐在后排。那时从西长安大道出了复兴门就算郊区了，道路平直，车辆行人少。周恩来从后窗望去，没有发现警卫车「跟踪」，便让杨师傅开快车。周恩来常在车上说：「在安全这个前提下，只有坐快车才得劲。」杨师傅技术一流，更是个开快车的高手。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疾驰着。
车上无人说话。因为周恩来有项特殊习惯，只要无人在车上向他汇报情况，他就身子一仰，眼睛一闭，能打上十几二十分钟的盹，并很快进入状态，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说：「奇怪吧？早上睡觉要靠药片，唯有上了汽车最能入眠。」
难得周总理有时间睡觉。每当这时，杨师傅就会放慢车速，选条僻静的道路多转悠十几分钟，哪怕事后因误了时间受到严肃批评。杨师傅就会说：「下次不敢，我老油条了。唯独不能停车，一停周总理准醒。」
座车快要驰近公主坟时，周恩来刚睡着，说时迟，那时快，从路南一座工厂的大门口，突然野牛一般冲出一辆大卡车，横过马路，斜刺里朝座车闯了过来！杨师傅一个急煞车，让那卡车冲到了前面去，再缓缓前行。
机要秘书、警卫员都吓傻了。周恩来被震醒了，立即明白了是前面疾驰着的那辆大卡车在肇事，便嘱咐：「杨师傅，跟上去，记下车牌号，哪有这样开卡车的？」因卡车是空车，马力大，已经跑出三百来米。追到两百米时，那卡车竟然突然一个大U字调转头，再次朝座车冲撞了过来。警卫员本能地叫了声：「这是美蒋特务！」杨师傅则叫了一声「护住总理——」
，方向盘几个满打把，就从大卡车的车头侧面飞了过去。警卫员这时整个身子已覆盖周恩来身子，还伸出一只巴掌罩在总理的心脏部位。大卡车是躲过了，但前面不远是水泥电线杆。杨师傅一咬牙：妈的老子今天拚啦！
连点煞车连打方向盘，硬是绕开了电线杆，再驰出不远才停下。
周恩来率先坐直了身子，称赞说：「杨师傅，你的驾车本领世界水平，我要推荐你去给主席开车。」
杨师傅这才老泪纵横：「总理，您没事……要感谢史达林送您的这辆吉姆车哪，性能可靠，棒极了。」
机要秘书仍然面无人色：「总理，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再不要警卫车了。今天要不是杨师傅，全国上下都要大哭特哭了。」
警卫员气不过，下车去追那卡车，可那家伙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事情报告给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老上级周总理提抗议：「总理，您再要违反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条例，私下甩掉警卫车跟随，我第一要报告毛主席，第二要提出辞职，这保卫工作我没法子干了。」
周恩来只得好言相慰：「你激动什幺？我不是好好的吗？第一你不要辞职，第二你不要报告主席。今后，我接受你们的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还不行？」
那名开卡车肇事的司机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查明：不是什幺美蒋特务，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无复杂背景，那天他是偷了他朋友的车匙无照驾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那辆大卡车，老天保佑，总算没有闯下大祸。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公安部门指示说：「把人放了吧，让他回工厂上班，通知他们厂领导，今后对青年工人加强纪律教育。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吓唬了我一次，就去妄加惩罚。」
周恩来对顽皮捣蛋的青年市民的宽容，一时传美为谈。但公安部门则长期对这名青年实施内部监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骑电单车闯进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底下丧生。
闲话打祝一九五一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打得空前惨烈。第四次战役中，二万四千名志愿军士兵陷入联合国军重围。周恩来日日夜焦灼忙碌，引发鼻腔大出血，一度流血不祝秘书们怎幺劝他都不肯休息，邓颖超出面恳请也不管用。秘书们最后只好向毛泽东反映，请主席下命令。结果，还是毛泽东想得开，给周恩来挂电话：「我们不也俘虏了许多美国官兵（战后统计，双方战俘为一与七之比，美方为一，中方为七）？有什幺了不起？朝鲜有彭德怀撑着，东北有高岗撑着，天塌不下来！现在我命令你休息三天，不许工作。」
毛泽东发了命令，周恩来只好遵从。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周恩来躺不住了，叫来政务院办公室主任：「工作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躺着不行，你去给主席讲一讲，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却答复：「天塌不下，休满三天再说。」电话里，毛泽东并告诉说：「彭德怀昨天回来过，我正在睡觉，由护士做按摩，他在门口推开卫士长就闯了进来，真有他的……。他来要求把我们部署在辽宁的三个预备兵团，统统压过朝鲜三十八度线去，他要救出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我火了，问他听了外电报导没有？人家已经把那批人送到朝鲜最南端的济州岛上去了，你怎幺去救？我还批评了他，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竟敢把北朝鲜人民的最高领袖扣押二十四个小时！这是犯上作乱，你今天敢扣押金日成，日后回了国，你还不敢扣押我们这些人？他倒是认了错，为了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气昏了头，做出了鲁莽行为，是军阀主义。说他这次赶回来之前，已经向金日成送去了检讨信，他请求中央给他处分。我说，现在不谈处分，先回朝鲜去，把第五次战役拿下来再说。他要求见总理。我说不准去见，总理累到鼻子大流血，中央命令他休息。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我再说一遍，天塌不下来，你休满三天再说。」
接过毛泽东的电话，周恩来只好继续躺着。彭德怀在朝鲜闯了大祸、犯了大错的事，在中南海他本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暂时压住，未敢报告毛泽东。毛主席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了。不管怎幺说，彭德怀还是立了大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那二万四千名士兵落入敌手，金日成要负头份责任，但金日成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你彭德怀为这事气昏了头，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不也是明摆着给毛主席难堪？说得难听点，不等于打了毛主席的耳光？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带了大半辈子兵，五十几岁了，还这样不知死活？要是在过去的封建朝代，你彭德怀就是有十颗脑袋，也早搬家了。
不久，周恩来又累病了。病了也要工作，又事事不肯放手。把秘书们急得团团转。他的秘书皆为各行业精英，大者如范若愚、童小朋为正部级，多数秘书则为局级、副局级。秘书们有时也会替他「好心办坏事」，甚至不把毛泽东夫人江青放在眼里。这次周恩来犯病，秘书们未便再去惊动毛主席，而想出一个新招数，从文化部调来一部影片请他「审查」，换个方式来休息。周恩来不知底细，审片也是工作，就答应了。可是那天下午，秘书们好不容易取消了原来的一系列安排，刚请周总理坐下来看影片，就有电话来找。
文教秘书韦明去接电话，一听是江青打来的，忙问有什幺吩咐？江青很不高兴，口气顶大：「不是找你，请总理听电话！」韦明耐着性子解释：「总理累病了，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他看一场电影，休息一下，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影片后给你去电话？」江青是认识韦明的，在电话那头质问：「既然可以看电影，为什幺不可以接电话？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韦明也火了——在五十年代初，大家也实在没把毛泽东的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爱人放在眼里，便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江青听这一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答道：「不用你管！我找的是总理。」韦明也是「护主」心切，你不用我管我就不管，于是把电话挂上了。人还没走开，江青又来电话了，气势汹汹地责问：「你怎幺敢摔电话？你算老几？！」韦明自知有错，嘴上却说：「你不是不要我管吗？总理确是病了，主席每次来电话，都要先问一声，总理身体怎样？能不能听电话？」江青不要听韦明解释，只让他去传话。韦明因江青挂名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不敢大过得罪，只好去向周总理报告。周恩来马上到休息室接电话。
江青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原来是地读了一个电影剧本，急欲向周恩来谈谈她的看法，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拍摄等等。周恩来平日十分支持江青去管管电影创作的事，实际上也是在防范她插手政治。他静静地听着，耐心地应付着，一点不急不躁。放映室的影片却停在那里，等着周恩来回去再继续放映。室内一片低声抱怨：什幺玩意呀，迟不来电话，早不来电话；告诉你吧，上回我去菊香书屋送文件，那里的几名卫士闲着没事，正在学江青走路扭屁股，毛主席看到了也没有批评……嘘！瞎说些什幺呀？
事后，江青给周恩来写来一封两千余字的告状信，控告周的秘书韦明伤害地、打击她。周恩来把江青的信压下，拖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只要不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也就没太把江青放在眼里。周恩来只是给自己的秘书们规定下了一条新的纪律：今后，跟所有部门的秘书同行们打交道，特别是跟主席、副主席、总司令身边的秘书们打交道，一定要谦虚慎谨，戒骄戒躁，不可意气用事，对方有理要谦让，对方无理也要谦让。谦恭有理，态度和气，应当成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风气。
女子报仇，十年不晚。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早巳调任为甘肃省委副书记的韦明，被兰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揪住他「疯狂反对旗手江青同志的滔天罪行」，对他施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铁拳，被打得死去活来，并天天被押解到兰州市中心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