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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给党中央的辨诬信，送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手里。刘少奇不便转送当事人毛泽东，而找周恩来出面当和事佬：「恩来，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一场无谓的争端吧！而且就事论事，这次确是毛泽东同志心情欠佳，出言不慎，伤了洛甫的颜面。我看，主席的那些话在多大范围说的，就在多大范围内消除一下影响，严禁扩散。」
周恩来赞同少奇同志的处理方式，说：「洛甫的信，那就存放在你这里吧。主席和洛甫两头，我负责跑跑腿，沟通好。主席气头上的话，也是作不得数的嚕反而主席也说了，洛甫归政务院安排具体的职位，倒是个好事。少奇同志，你是管干部人事的，他是政治局委员，你看安排个什么职务才适合呢？」
刘少奇点著头：「很好，这次连带著把洛甫的工作也落实了，算给他个安慰。本来按他的资历，至少得挂个政务院副总理吧？但报送到主席那里又很难通过。对了，恩来，洛甫的俄语能力强，马列的书也读得多，读得好，能不能在你的外交部挂个第一副部长，再派他出任驻苏大使，住到莫斯科去，过几年舒适点的日子，怎样？」
周恩来有些犹豫：「政治局委员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於洛甫来说职位不够，於外交部来说又摆得太重……。安排他出任驻苏大使，倒是很适当的，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关系的高度重视，老大哥方面也一定高兴，会表示欢迎。」
刘少奇说：「能行！我看主席哪里能通过，洛甫本人也会乐於赴任。
洛甫为人，优点是好钻研理论，处世淡泊，不热衷名位；缺点是书卷气习重，遇上问题穷认真。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时，在评价白区地下党路线是非问题上跟我闹别扭，差点让我下不来台，亏了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支持我的观点，扭转了会议方向，他才认了输。」
周恩来说：「现在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主席已经定了今年十二月上旬出访苏联，自然是由王稼祥陪同为宜。洛甫出使的事，当在主席返国之後。这又牵出一个重新安排王稼祥的问题。稼祥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时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年轻，资格老，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延安时期，他跟润芝有过分歧，他坚持洛甫管党，润芝专责军事，少过问些党务。对後来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旗帜，他也认识不足……。」
刘少奇佩服周恩来，对党内干部的底细，来龙去脉，相互间的微妙关系，摸得清清楚楚。周的特点是能够以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为准绳，随时调整对人对事的亲疏程度。刘少奇说：「若论资历水平，洛甫和稼祥，都可以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罗，但那很难通得过。我看呀，稼祥同志回来，也先摆到你外交部，挂个副部长怎样？主席已经同意把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从统战部分出来，成立一个新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到时候，我来提议稼祥同志任部长，专责国际共运工运，兄弟党关系，使他有个英雄用武之地。」
周恩来点著头，觉得幸而有少奇同志分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处事公正，量才适用，使得大家心悦诚服。
由於刘少奇居中周旋，周恩来出面和稀泥，张闻天向毛泽东主席要求辨诬的事，在很小范围内平息了下来。主席政治秘书田家英告诉少奇同志，主席愿在菊香书屋第一党小组生活会上检讨一下。刘少奇将此话转告周恩来，并请周恩来代表中央去找张闻天谈话。
周恩来来到东城区一条安静的胡同里的四合院内，看望张闻天并谈及工作安排。张闻天含著泪水对老同事、老朋友说：「这样安排好，住到莫斯科去，今後尽量少跟他见面，少惹他讨嫌。我只是担心我们这个党啊，迟早会出毛病，集党、政、军、情大权於一人，君临天下，刚愎自用，发展下去就是专断独行了。党内两位最敢讲话的人，任弼时请了长假治病，彭老总又远离中央，在兰州坐镇，连开国大典都不来出席。现在是谁也不能批评他，甚至是善意提醒他。他却可以随心所欲，瞪起眼睛批评人，喝斥人，而且是当著他手下的那批服务人员。此风不可长，不可长啊！可又没有人能劝阻他，更正他。大家都已经习惯於看他的脸色行事。长此以往，总有一天，我们党要栽大的跟头，老百姓跟著我们吃大的苦头……。」
周恩来对张闻天的牢骚言论，未予肯定，也未予批评。其实许多话，任弼时早就说过了。任弼时在转战陕北的那段时间，跟毛泽东同志吵架，当面吵得再凶，事後也只有服从。
或许，张闻天的身边，早安排有内线人物。他的「反毛言论」及周恩来的暧昧态度，很快被汇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
几天後，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的相关事宜。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函里，亦邀请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到访。会上，朱德、刘少奇以及扩大进来的董必武、陈云、林伯渠、彭真，都同意周恩来任代表团副团长，以便打理些代表团的具体事务和主持与苏方的会谈事宜。
毛泽东却始终没有松口。他一九四八年即提出过赴苏联访问，以消除史达林同志对他的种种误解。但史达林认为中国内战正激烈进行中，局势尚待明朗，毛泽东访苏时机尚不成熟。毛泽东为此憋过一肚子恶气。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总算可以出访了，又提出让周恩来陪同，真是岂有之理。
离了姓周的，老毛就办不成外交？与其让周恩来陪同，还不如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陪同呢。高岗还兼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起码名份上高过周恩来呢。当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只是闷在心里，不便在会上提出。
书记处扩大会议最後遵照毛泽东的意愿，不搞什么团长副团长，轻装简行，成员只包括王稼祥（已在莫斯科）、陈伯达、师哲，随行人员则有负责警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清奇，主席卫士长汪东兴，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以及翻译文秘医护人员若干。周恩来则待代表团抵苏後，视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出访。
散会时，毛泽东忽又一脸的不高兴。这次周恩来却没有快步离场，而是留在後边，仿佛还想跟毛主席谈个什么事。毛泽东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屋的过道上停下来，车转身子，当著几个迎候他的卫士、护士、秘书的面，指著周恩来说：「告诉你们吧！在江西苏区，他也是反对我的！特别是富田事件前後，他执行王明路线，打击、排挤、压迫我，好厉害的啊！所以你们对他，也要心里有数。」
周恩来倒是没有像张闻天那样大惊失色，而表现出了惊人的自制力。
他只是哭笑不得的站在那里，说：「主席，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我所犯的错误，早在党内会议上，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检讨了，认错了，今後也还会继续检查、认错，你何必说给下边的这些年轻同志听呢？会令他们很为难，不好工作啊！主席，请你今後多个别批评我，我一定虚心接受的。」
看到周恩来难堪、狼狈的样子，毛泽东倒是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笑了笑说：「我手下的这些同志，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我的许多话，对江青、对子女都不能说的，却从来不瞒他们。你是总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周恩来没有退缩，不像彭德怀、任弼时那样与毛泽东对吵或是拂袖而去，反而恭敬地走近毛泽东：「主席，你开会开得很累了，还是先回去休息，好吗？关於我的缺点，错误，我另外找个时间，向你交心，谈心，汇报一次，好吗？」
毛泽东挥了挥手，又拍拍脑门：「确是有点累了，你说得很对。交心、谈心，无任欢迎。我们都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周恩来向毛泽东伸过手去，毛泽东稍作迟疑，仿佛在说，天天见面，还用握手？只是碍於周恩来的手伸著，没有缩回，他只得也伸出手去，使劲握了握。便是在场的那些服务人员，无不暗暗佩服周总理为人宽和大度，谦逊稳重。真是公侯头上跑得马，宰相肚里可撑船埃注①李德，德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为共产国际派来中共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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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需要精神自我调节
周恩来脸色发白，回到西花厅，快步穿过前院，见了谁都不理睬，直抵后院书房，插上门，才开始生闷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精神自我调节：太难太难太难了！任我怎幺小心翼翼，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他还是不满意！不放心！当着他的卫士、护士、秘书的面，一会说洛甫曾经想害死他，一会说我曾经反对过他，打击过他！怎幺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你是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军委主席，九五至尊，一言九鼎！党、政、军、情，工、农、商、学，你集最高权力于一身……我周恩来心悦诚服，衷心拥戴，任劳任怨。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建立新的中国，我们的确需要一位英明领袖。延安时期，我们选择了你，寄希望于你，众星捧月，齐心合力，把你捧上了领袖地位。因为事实证明，只有你文韬武略，呼风唤雨，气吞山河；只有把你捧起来，才能跟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相抗衡，打擂台，争天下。国民党有个蒋介石，共产党就必须有个毛泽东。毛泽东要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以带领全党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是锺馗，共产党要用毛泽东来驱魔打鬼。所以刘少奇同志率先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跟随毛泽东的旗帜胜利前进。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有伟大导师列宁及其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因为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革命的大道理，总纲领。大道理管小道理，总纲领管各项具体的政策方针。也可以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的「周礼」，悠悠万事，唯此唯大，我们人人都必须克己复礼。
在延安的那些年，毛泽东同志表现得多谦逊，多随和，多幽默风趣！
没有架子，不讲排场，生活简朴，对同事对下属和蔼可亲，很少很少发脾气，耍蛮横。那时，他说，大家把我推向一把手这个位置，无非是选我当个班长。我们的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五、六位书记处书记，就是一个领导班子，领导集体，有事大家办，有仗大家打，有饭大家吃，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我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你们随时把我轰下来，另选班长主事。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群领袖，而不是一名君王……。这些话，绕梁数载，余音在耳。可是润芝兄，你自己还记得说过这些话吗？自从到了河北西柏坡，又进了北京，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在你，成为一国之主，却好象越来越不顺心了，大事不放手，小事也计较，开始疑虑重重，防范起自己周围的老同事来了……其实，你今日的地位，是历史所形成，所铸造，还有什幺可怀疑的呢？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还有我和全党的高级干部，谁还想反对你？谁又能反对你呢？军队只有你可以调用，北京街戍区、中南海警卫团唯你是命，公安、司法也归你亲自掌控，社会情报也交给了你信得过的罗瑞卿、谢富治。少奇、朱总，还有我，都尽量回避这些敏感部门，不得到你的委托，就都不去沾边的埃恩来啊！你是不是也应当检讨一下自己呢？自己是不是在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揽事太多，太过突出，太过活跃，太过抢眼了？人们一声声呼唤着总理，总理，是不是太过令人刺耳、震耳了？你是不是有过疏忽的时刻，没有摆正自己和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主从位置？对了，那天晚上在怀仁堂看戏，后来又到春藕斋跳舞，那幺多的女演员围住自己，是不是比围在主席身边的还要多，而喧宾夺主似的，把主席给冷落了？
说心里话，他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主从位置，早在十多年前就摆定了，摆正了。
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整日长谈，相当秘密，决定第二天由周恩来率领二十余人，坐军用敞篷卡车赴西安，与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会面并会谈，然后上江西庐山晋见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红军部队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等事宜。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等乘坐的军用卡车，却在延安、甘泉两县交界的劳山遭到一百多名土匪部队的伏击，周恩来的随行警卫人员仓促应战，连同司机、副官等十一人被打死。周恩来在其余随行人员掩护下弃车逃脱，步行返回延安南部的三十里铺。事出突然，中央社会情报部的陈赓、李克农很快查明，所谓的「土匪部队」，原来是曾经接受过高岗的陕北红军改编的李清伍部，为红二十六军甘泉县独立营，亲自指挥此次伏击的即为独立营政委李清伍。而李清伍又是从潜伏于延安城内的坐探——冯长斗处接获周恩来一行的出行时间及路线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毛、周之间的整日长谈及行期均是极端保密的，是谁把消息透给了冯长斗？究竟是什幺人物安排了此次伏击？」
周恩来却指示他的两位当年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出身的老部属陈赓、李克农，立即派精锐部队将「土匪队伍」李清伍部消灭掉，坐探冯长斗也不要再审讯，立即杀掉，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追查下去了。陈赓、李克农领会了老领导的意思，若还追查下去，很可能扯上陕北红军领袖高岗，而高岗又已经跟毛泽东同志称兄道弟，情同手足……。周恩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替周恩来摆酒压惊，高岗也赶来作陪。第二天，周恩来又率领起补充好的人马，重新坐车奔赴西安，奔赴庐山。
另有一九四0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率领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分乘三辆军用卡车，也是从延安出发，经洛川、西安、宝鸡、凤县，过秦岭，入四川，经过二十来天的长途跋涉，于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陪都重庆。此行为的充实、健全设立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共南方局机构。
周恩来本是中共特科的创始人，心里自然明白，这批工作人员中，肯定有毛泽东的亲信耳目。因之在二十来天的行程里，路过西安附近时，他没有去参观汉高祖陵和汉武帝陵，路过咸阳也没有参观秦始皇陵；但穿越秦岭时，却专门去参观了西汉留侯张良庙，并对随行人员大讲张良辅助汉王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功成身退的事迹。他说：「刘邦得天下，主要靠的萧何、张良、韩信三人。萧何是宰相，张良是军师，韩信是大将军。张良不是帅才，却是最优秀的军师，军师就是现在的参谋长。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相，张良为军师，经营关中根据地，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就亡，原因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张良这样的军师。有了也不肯重用，看不上，留不住，项羽为人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周恩来接着说：「有一回，汉王刘邦被楚霸王项羽打败，连他父亲和老婆都被项羽俘虏走了。刘邦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局势，出主意：「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