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敢於这样改动，可见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毛泽东思想一词尚未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他尚能坚持西柏坡二中全会通过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集体决议。当然，他也是无意中戳了毛泽东的痛痒。
经过两个月的广泛徵集、筛选，反复研究讨论，并经毛泽东同意，国旗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由原〈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都定在北平，复名北京，新国家的纪元采用公元年号。以上，待提请政协大会通过後正式颁布。
唯至为重要的国号，却争论不休，迟迟未能定下。
自三月二十五日中共领导人入住香山起，在多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五大书记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
朱德和任弼时却发表不同的看法。
朱德说：「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
任弼时咳著、喘著，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
反对的理由铁硬。不给台阶，不给商榷的余地？毛泽东看看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周二人却保持沉默，貌似不偏不倚。这是很少有过的，刘、周二位从来对他这党主席说一不二的。
毛泽东瞪著眼睛问病号任弼时：「依你高见，我们用个什么国号为宜？」
任弼时说：「我们要在国号上旗帜鲜明地突出三点，一是人民，二是民主，三是共和。因此，我主张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朱德点头，刘少奇、周恩来面露笑容。三人的表情象在说，弼时够水平，说出个道理来总是能服人，可惜肺病越闹越严重，恐怕不是个长寿之人。
毛泽东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後很少在书记处会议上成为少数派，而且是单干户。但他有恃无恐。作为书记处主席，他可以改变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当然也不是任意就可以改变的。他尤其不高兴看到刘、周二位脸上的笑容。但他不动声色地问：「少奇，说说你的高见？你也同意弼时的主张？」
刘少奇外貌笨拙，腹有经纶。他谦恭地笑笑，才说：「国号国旗，一个叫在嘴上，一个看在眼里，使用率最高，是特别的重要，也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慎重。主席提出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现成国号，是具深谋远虑，有战略眼光，把正在逃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一下子从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除了名，使其名不正，言不顺，难以立足……。但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到的党内军内，以及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接受问题，还有苏共史达林同志他们的看法，也确是需要预先考虑到的……。」
毛泽东笑了笑，打断了刘少奇的话：「你这是两面光的意见。我想听到你自己的主张。」
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徵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徵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毛泽东仍然面带不悦，尖锐地说：「国号问题，纯属我们的内政，中国的家务事，你不要去跟史达林同志打商量，跟任何兄弟党都没有关系，人家管不著。至於徵求一下党外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开张视听，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交恩来去办吧。」
周恩来连连点头，答应将国号问题提交政协筹委会议第六组去商议。
毛泽东问：「为什么单单是第六组？别的组就商议不得？」
周恩来赶忙解释：「第六组集中了党内外的学者专家、社会名流，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马寅初、翦伯赞、张奚若、徐悲鸿等等。当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徵求一下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意见？比方张澜、黄炎培、何香凝、沈钧儒，还有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
毛泽东仍不放过周恩来：「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哪？你不可能没有看法的呀？」
周恩来温和而恭敬地望望毛泽东，又周到地看了看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才说：「主席，我有个权宜的想法，提出来供参考……，下过很不成熟，仅仅是个参考意见，是否可行，请各位定……。」
朱德嗬嗬笑了：「病急等不得慢郎中，恩来，你就直说了吧！」
毛泽东也笑了笑：「恩来啊，书记处会议，五人对五面，你用不著迟迟疑疑罗。」
周恩来脸膛稍稍红了红：「国号问题拖不得。书记处分工我具体抓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许多文件、简报、通知、启事上都必然要提及和书写。我看是不是这样，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
刘少奇首先称妙：「恩来，你提出的真是个聪明法子，两全其美，两全其美。」
朱德和任弼时也连连称善。
毛泽东心里有数，刘、周二人是在跟自己搞迂回战术。但他心里不能不暗中叹服，周恩来确是党内一名综合平衡大能人。难怪重庆时有那么多的人称赞周恩来为共产党的诸葛亮，智多星。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摆摆手，表示宽和地说：「也好，先行恩来的权宜之计吧！注意，只是权宜，不是结论。诸位的高见，还不能说服我改变初衷。」
七月二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後改乘苏联军机飞往莫斯科。刘少奇等在莫斯科向史达林及苏共中央领导们报告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介绍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红色政权的体制、外交方针，并就建国建政问题向史达林求教。由於毛泽东有言在先，刘少奇没有提到国号问题。史达林对刘少奇一行的接待非常热情，破例地亲自与刘少奇会谈六次。对於中共的要求，史达林几乎是有求必应。双方达成的具体成果是：「安排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新国家的外交承认，苏联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并向中国派出技术专家，苏联同意卖给中国一百架空军飞机，中共派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随同中共代表团来的，还有九十六名苏联各行业专家，主要是经济工作者，来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按计画经济体制建设新中国的奥秘。
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最高层关於国号问题的纷歧仍然没有取得统一意见。毛泽东仍然偏爱国号为中华民国。周恩来则在一系列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文件上，一律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建国三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毛泽东将所有涉及国号的地方，一律改写成中华民国。一时，在国号使用上颇为混乱。
几乎所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的文秘人员，都反映国号文宇太长，加个括号更是烦琐，使用不便。
九月二十一日，筹备了整整半年时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代表为六百三十四人，来宾三百人。
主席台上悬挂著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由於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後确定，两旁悬挂的是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上坐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沬若、周恩来等。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成立。他振臂高呼了三句口号，其中一句即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万岁」。
呼喊起来是不大顺口，而且语音语意含混。新的国家已宣告成立，国号却没有定下。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再召开一次党外人士包括二十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座谈会，来作最後的商定。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召开国号专题座谈会。出席座谈的七十老翁即有近三十位。周恩来首先说，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关於国家的名称却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有三个提法，政协会议的文件上在暂时使用著。一是中华民国，二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哪个好？请各位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来，提交政协委员全体会议去议决通过。清华大学敦授张奚若发言说：「本人要重申一下在政协筹备小组会上讲过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建议去掉民主两个字。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nocracy来自希腊文，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两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燕京大学女教授雷洁琼接著发表她的不同看法：「我们刚从黑暗的专制制度中走出来，刚刚看到民主自由的曙光，我看国名中的民主二字还是保留为好。如果嫌名字太长，非正式的文件和口语中，使用简称中华民国即可以了。中华民国这一简称还应保留。」
话题渐渐集中到了简称的去留问题。主持人周恩来说：「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到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他不便说明毛泽东坚持了什么），关於这个简称，有两种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政协会议主席团党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各位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们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有点旧感情，是不是？」
会场上发出轻松的笑声。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先生。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於中国老百姓文化落後，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则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於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辛亥革命後归隐三十八年的前清进士周致祥老先生却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已经被人弄得不堪言状。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下相同。」
这时辛亥革命元老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要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为什么还要用旧国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先生语音洪亮，会场上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著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法律学家沈钧儒，清末翰林陈叔通，新加坡侨领陈嘉庚等，都主张删去简称，而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
问题又回到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只有毛、朱、刘、周四人。任弼时因去了苏联莫斯科治疗肺病而缺席。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党外民主人士及辛亥革命老人们的意见。朱德、刘少奇没有新的看法。毛泽东无奈地说：「看来我又当了一回右倾罗，现在是党外人士、专家学者、辛亥革命老人们中的多数左倾，比共产党人还革命，还激进。本人的右倾抵挡不住，只好服从大多数，落得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但我们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号，只怕日後要後悔的罗。」
国号问题争持半年，终於尘埃落定。毛泽东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但後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二十二年後的一九七一年，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数次大会辩论、表决关於恢复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席位的不结盟国家提案时，就遇上了国号问题。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议案要将台湾的中华民国除名，改为接纳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是在这名称上，就要对联合国的一百五十多个会员国以几十国语言文字去费多少唇舌！
一九七一年，刘少奇已被毛泽东整死，朱德则垂垂老矣，只有周恩来仍然是国家总理。毛泽东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後悔，後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啊！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
周恩来不得不慑服於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只有唯唯诺诺认错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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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重用高岗是着妙棋
在筹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刘少奇任副组长，成员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陈云。任弼时已去莫斯科治疗肺结核，在小组里只是挂个名。此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又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指派周恩来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委托刘少奇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原曾拟名为「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还是一步到位吧，蒋介石的政府曾叫中央政府，现在跑到台湾去了，我们才是中央政府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区别。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个空架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诞生之前，象征性的最高国家权力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暂代宪法，成为新国家的法统。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政协会议嚒，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大事管不了，小事常争吵，举手一边倒。」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政权实体，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半点马虎不得的。如果说，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八成乃至九成的政治信任，对周恩来则至多持有六成的政治信任。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适宜抓抓外交，管管统战，以及打理些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提交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中，毛泽东为当然主席，朱德、刘少奇代表共产党为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副主席参考名单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沉钧儒、郭沬若、陈叔通。委员则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