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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破裂了，周恩来却要替中共取得最后的一批「果实」，给气息奄奄的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致命的一击：力劝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员全部留下，归顺中共新政权，为新政府、新国家服务，并允诺五位谈判代表及其顾问屈武、柳亚子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且看周恩来是如何强行留置国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四月二十二日，张治中向中共方面提出，和谈既已结束，他和代表团成员应返回南京「复命」。国民党政府亦已决定派专机来将代表团接回。
张治中将军毕竟算个「儒将」，党国元老，他需要保持自己的名节。他说，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安得不返？况且家小都在南京，亲生骨肉，安得不顾？别人回不回去，那是各人的选择，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自古两军交战，不留难来使，相信中共方面会有雅量，会讲信义放行的。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要求回南京复命的决心后，立即报告了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按原计划行事。当晚，周恩来放下别的事务，赶到六国饭店拜望张治中，与张紧紧握手之后，说：「文白先生，谈判席上，你我是对手，唇枪舌战、脸红脖子粗都曾经有过；谈判席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在黄埔军校，我是政治部主任，你是学生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老同事了嘛。抗战时期我长住重庆，你是党国重臣，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我兼副部长，你给了我多少关照。特别是四五年重庆谈判，你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全，竭尽心力。毛主席至今感念不已，称你为他家乡的父母官哪①。他还记得当年在中统、军统的严密监视下，你向他出示你写在自己手心上的那个「走」字。是毛主席委托我，恳请你留下来，与我们合作共事。」
周恩来强调的是毛、周与张治中先生之间的私谊，张治中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国之重臣，各事其主，区区个人私谊，岂可代替国家政治？何况，当年在重庆，如果蒋先生不讲信义，撕破脸皮，把你周恩来和毛泽东统统强行扣下，不放虎归山，你们共产党未必这幺快就可以形成今日的气候。
周恩来目光深邃，仿佛看到了张治中先生的内心深处。他拉着张治中的手在沙发上坐下，对症下药地说：「这次二十天的和谈虽然以破裂告终，但活动安排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是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和谈失败的责任不在我们，也不在你们几位谈判代表身上。内战的责任，仍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战火因此重燃，你、我只有感到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猛，国民党四分五裂，已成全面崩溃之势。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下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我以为，你、我的努力并没有前功尽弃。」
张治中仍然不为所动，再次严肃地说明他要回南京复命的理由。
周恩来耐着性子听完张治中先生的「理由」之后，语气尖锐地问：「文白先生，你为什幺不相信毛主席和我本人挽留你的诚意呢？为什幺一定要去追随蒋介石一条黑道走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光明与黑暗两条出路：你为什幺要选择黑暗的路？」
张治中说：「我自投身国民革命那天起，追随的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忠诚的也是三民主义。至于我跟蒋先生的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是清楚的。」
周恩来没想到张治中的态度这样固执。但他要比张治中更固执，一定要完成毛主席交下的「挽留住南京谈判代表」的指示。张治中是首席，留住了张治中，其它代表本为亲共人士，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周恩来情辞恳切地继续劝导说：「南京你们是回不去了，根据刚收到的我军前线战报，昨天我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并占领了锺山、紫金山一带，我前锋部队今晨突进到了雨花台。南京已无险可守。我还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南京城防司令，蒋介石警卫团团长，陈诚警卫团团长等将领，均已向我投诚……。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率领南京政府机构，已撤离南京，去了广州。上海也指日可下。」
张治中先生眼里溢出了泪花：一边是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边是兵败如山，众叛亲离……。
周恩来进一步说：「我能理解文白先生对国民党的感情，毕竟是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大半生埃你和代表团一定要回去，也只能回到上海或广州。不管你们回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都随时可能对你们采取行动，甚至加以杀害。因为蒋介石、何应钦们已把你们视为降将、叛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文白先生正好也姓张。有消息说，张汉卿已被蒋介石送去台湾继续拘禁。当年，汉卿就是不肯听我一句话，凭着他一个正直军人的侠义心肠，上了那架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英雄失算，千古遗憾埃而我们的另一位好朋友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孩子加上秘书，至今被关押在贵州熄烽监狱，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周恩来说着，眼睛也红了。这是他的政治撒手锏，刺中了张治中先生内心要害。只要想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遭遇，国民党内非蒋介石嫡系的军政大员，就没有不寒心的。张治中什幺都不怕，只怕去做屈死鬼。
张治中无话可说。沉吟了一会，他终于改了口：「毛主席有没有提过，我要是留在你们这里，还能做点什幺？」
周恩来心里一阵轻松的窃喜：原来是要官要位埃他不动声色，精神平和地说：「这个，文白先生完全可以放心。毛主席说了，只要文白先生留下来，他可以自己选择在军队里、政府里、全国政协里做事，可以在中央，也可以在地方做事。」
张治中释怀了，但面子上仍然有些疑虑：「我可以考虑留下，但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他俨愿不愿留下？」
周恩来笑了：「他们就等着首席代表的这句话了。现在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当初我们制订一对一个别交谈这种谈判方式时，就有了一旦和谈破裂把你们全部挽留下来的考虑。」
张治中将军久经沙尝政坛摔打，此时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噤：「周副主席乃今日中国第一谈判高手，谈判席上，国民党的任何一位人物都没有能斗得过你埃你是智勇双全，刚柔并济埃」
周恩来连忙晃了晃手：「过奖过奖。恩来才疏学浅，今后还盼文白先生多加指教，共同为建设新国家出力。文白先生还有什幺别的想法？恩来愿意效劳。」
张治中忽然紧了紧眉头，说：「有一点，我是万不肯做的，你和毛主席不必要求我们五位和谈代表发表通电声明吧？」
周恩来坦然地哈哈大笑：「文白先生过虑了。你们的行动本身已是最好的通电声明了，何必多此一举？我们为国家民族办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想想看，你们五位代表和顾问们还有什幺当务之急？只要能办到的，恩来一定竭尽全力。」
张治中见周恩来态度诚恳，于是提出一个潜伏于他心中的大问题：「我们的家室怎幺办？每家都有老有小，骨肉至情。他们可千万不要被蒋先生手下的人劫持去台湾当人质埃」
周恩来胸有成竹似地说：「难得文白先生一身正气，先公后私。放心，我们早已作了安排。我们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组织，最近采取了措施，乘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走混乱之机，把诸位的家室统统保护起来了。
也是白崇禧先生通达人情，睁眼闭眼了。相信先生的家人很快就会来跟先生团聚。到时候给先生一个惊喜。」
就在周恩来找张治中先生作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五日，白崇禧从上海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名为接和谈代表团南归。专机上却下来张治中将军的夫人及亲属子女共九人，连同送〈和平协定〉回南京的代表黄绍宏也一起返抵北平。
张治中将军见到夫人及家人前来团聚，果然惊讶万分、欣喜万分：共产党厉害，周恩来神通广大埃可他心里，也难免有些五味杂陈：你们把我的家人保护起来并送来北平团聚，固然是件大好事，可事先也该跟我本人打声招呼啊！岂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劫持」？
和谈代表团顾问柳亚子先生，是为诗坛领袖，亦是毛泽东的词友，留置北平后最初被安排在颐和园内居祝可是「出无车，食无鱼」，养尊处优惯了的老先生一时适应不了中共的艰苦朴素。他写下一首七律，请来周恩来呈送毛泽东，实为发泄对生活待遇上的不满意：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瓘。
头颅旱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予陵滩。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七律，也写下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把自己的和诗去转交柳亚子：「恩来，柳先生发牢骚、闹待遇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他想回他的浙江富春江老家去隐居钓鱼，不想留在北平给我们捧常你看该怎幺办？」
周恩来说：「亚子先生未必真想回老家去。主席的诗里也写了，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嘛。新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名流老前辈参加。他有牢骚，我有责任。筹备开国，千头万绪，没有及时照顾好一批知名人士，是我工作的疏忽。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的车马待遇等问题。宁愿我们自己的同志骑自行车或是步行，也要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毛泽东说：「既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待遇，也要适当批评他们的臭架子。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今后跟这批元老名流、民主人士打交道，是要讲点我们的原则的，既团结利用，也思想改造。」
周恩来说：「那我就红脸白脸一起唱吧。当然最近几年，还是应以红脸主唱为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难得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事务的大能人。但对周恩来日益扩张、膨胀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设限呢。
国民党的另一名谈判代表黄绍宏先生的遭遇就惨多了。黄绍宏先生后来去了浙江工作，挂名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七年因向中共鸣放，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后含冤去世。
张治中先生的待遇要好许多。他一直受到毛、周的青睐，曾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虚职。一九六六年毛氏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中，他曾经被抄过家，受过恐吓，于一九六九年病逝。
此系后话。
注①张治中曾于抗战初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火烧长沙即为「政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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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号之争
接收香山、整修中南海的同时，周恩来让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调派施工队伍，在复兴门外万寿路日夜赶工，为中央五大书记修建「新六所」。「新六所」为六栋西式二层楼院，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依次称为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四号院，五号院，六号院。每院以矮墙花木相隔，错落有致，相对独立。六号院则房间最多，设备最简单，为值班人员及警卫人员住处。
有了「新六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确是方便了许多。为著筹备新政协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机构，筹办开国大典，中央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进城出席大会小会，接见各界代表，商讨各种问题。然而车队往返於香山与中南海之间，单是路上就要花去两、三个小时。往返途中的安全警卫也是个麻烦问题。「新六所」则比香山短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从「新六所」赴中南海，车队只要东行十几分钟。
五月初，周恩来入住整修一新的中南海。他已经忙得离不开中南海。
他首先看中的是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亦称为紫云轩，原为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丰泽园前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亦做过乾隆皇上的西苑书房。菊香书屋内本已临时住著具体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林伯渠秘书长。林伯渠於国共两党都是元老，一九二二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时，就操办过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盛典。林伯渠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十二岁，见周喜欢於会议间隙来菊香书屋小憩，便主动让出，另找庭院去休息。周恩来心里有数，这菊香书屋自己也是临时住住，它的适合主人应是毛泽东主席。整个丰泽园内共有二十几座大小宫院房舍，就数菊香书屋最宽敞、气派，且是南北两座四合院相连，院内古柏参天，菊花环伺，海棠怒放。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工，周恩来住在中南海具体统筹负责三件大事，一是筹办开国大典，二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筹组中央人民政府，三是筹备新政协会议，组织学者专家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周恩来当选为筹委会临时主席。随後他将一百多名筹备委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负责党派协调、财经、政法、军事、文教、群众团体各项工作。周恩来又在筹委会会内组成中共党组干事会，以行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会内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协调；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胡乔木、徐冰、周扬负责文教，李立三、蔡畅负责工、青、妇群众团体；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为了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政协筹委内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六组的机构，由叶剑英将军为召集人，大量吸收学者、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第六组下设两个初选委员会：由翦伯赞、蔡畅、马叙伦、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
七月十日，周恩来签发了政协筹委会关於〈徵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故事〉。这则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位文化巨擘起草的仅有两百余字的启事，周恩来动笔改动、增添了一十四处，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第三条国歌歌词内容应注意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词改为「新民主主义」。周恩来敢於这样改动，可见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毛泽东思想一词尚未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他尚能坚持西柏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