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是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征兆，显示中国的历史，就和其土地一样，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
大渡河往南奔向乐山，在那儿，在世界上最大的雕刻佛像漠然的注视下，流入岷江。岷江向西南流去宜宾，在那儿融入长江，然后，大江奔向西北，三百英里后，掠过插旗山的葱绿梯田。今天在山的圆顶上没有旗帜飘扬。重名的大山巍巍屹立于大江之上，它那坚实的体型让人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于一千年前所写：
国破山河在。
3 跑步
我常在早晨跑去插旗山的山顶。边跑我边读着路两边的宣传标语，虽然起初它们中我不认得几个。在伸往大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对我来说，它们看似如此：
construct a spiritual 文化； replace the old concept of giving birth
controlling人口growth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 the foundation which a 国is built＇1＇
我在校园的中心结束我的晨跑，这儿离教学楼不远，这儿有一块石墙为背景，刻着一排三英尺高的大字：
teaching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enviroment educates 人＇2＇
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中就是如此。到涪陵的时候，我认得四十个字，全都很简单的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没多少时间学；和平队在成都给了我们两个月时间的密集训练，但重点是学足够的普通话口语，功能性的。要学汉语文字，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到涪陵之间我没足够时间。
我到涪陵是为了教书，但我还有另外两个动机：我想这经历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想学中文。这些都是很清晰的目标，但如何实现，则不那么清晰了。我希望写作能自发进行——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做很多笔记，最终，当我感觉准备好了，我就将开始写作。但中文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的事儿。
这也是我决定通过和平队来中国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教我汉语。他们的成都培训课程是很棒的；课堂很小，老师富于经验，进步相当容易。然而，到了涪陵，学习语言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和平队愿意为我们花钱请家教，但我得自己去找到他们，而且我得自己决定用什么教科书，如何来架构我的课程。这任务叫人心悸——我得弄明白怎么去学中文。
在头几个星期，傅主任帮亚当和我去找家教。他跟我们一样茫无头绪——他从没见过一个外国人想要学中文的，而且我怀疑，私底下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外国人学不了中文——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尝试时，我的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会让我说一点中文，或写下一两个字，然后嘲笑我的努力。开始我不介意，但很快就感到烦了。他们以为我只是随便玩玩而已，事实上我是认真的：我知道学习中文将是我在涪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许许多多的事儿都依赖于掌握这门语言——我的友谊，我在这城里的工作，我对这城市的理解。
我想学中文，也可以说是出于我的固执，因为身为外国人，人们认为你根本做不到。这种相当低的期望值可有个悠久传统了；早在1800年代的初期，中国人向外国人传授语言是违法的，有不少中国人因为做了英国小孩的的家教而入狱，甚至被处决。历史的这一页让我着迷：有几种语言是那么神圣到禁止外传的呢？当然，这些法律在一百多年来改变了许多，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态度依旧暧昧，而语言问题则是核心。如果够明智的话，我就不会来这儿呆上两年，也不会去学说中文。对我来说，学习中文就和完成我的教师职责一样重要。
但其他的所有人都并不明白我的这种需要。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家教，大概他指望我们自己慢慢就忘了这回事儿。我们不需要中国人来教我们，毕竟我们已经懂了不少，足以去买杂货，去当地馆子吃饭了。那就够了，人们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看作教英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的动物——昂贵而又顽劣的拉货的马匹，来教文学与文化。他们给了我们干部的公寓住，给了我们长虹牌的彩色电视，带遥控的。我们的卧室里有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很顺从，又尊敬我们。尽管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领导们还是私下给我们的同事和同学指示说，在课堂外避免跟我们接触。这很正常。外国人总是不乏风险的，尤其在政治层面上，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也不需要在学校里结交什么亲密伙伴。我们可以在白天教书，晚上回到我们舒适的鸟笼里，而且，如果我们需要友谊的话，我们本来就有两个人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他们甚至给了我们电话，可以打给四川其他地方的和平队志愿者。
某些较具深度的学生察觉到，我们的生活并不完整。在日志中，索迪写给了一张短条，用第三人称很礼貌地说：
皮特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学校教英文，不收取酬劳。我们感谢这样的行为。但我们为皮特与亚当的生活而担心。比方说：皮特和亚当几乎不懂汉语，所以他们看不了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想你们的生活会很困难。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教学与备课时间加起来，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三十个小时。我在清晨跑步，有时到山上散布。亚当和我会打篮球，玩飞盘。我在电脑上写作。我作些未来的打算——以后在课堂上要用到的题目，可能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我最多想到的，还是这城市里有许多有待探索，发现，但在最初时，这儿是个最难向我开放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下城区看上去不错。我经常望过乌江，望向涪陵迷宫般的街道和石级，聆听远方传来的日常生活之音，我会猜想藏于江城中的种种神秘。我想要调查这一切——我想要走下码头，观察船只；我想要和棒棒军聊天；我想要探索穿越旧城的石级组成的网络。我渴望弄明白这城市如何运作，它的人们如何思考，尤其因为从没有外国人干过这个。这里不像北京或上海，那儿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去发现城市里有些什么。跟其他外国人相比，涪陵只是我们的——至少当我们弄明白了它以后。
但在我真的到了下城区后，发现它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部分是因为尘土和噪音；涪陵主城的污染和噪音难以置信。它不像其他部分的中国有那么多重工业，但这儿也有些大型的工厂，向空中喷出烟和尘。乌江岸边的发电厂烧着煤炭，街道两边无数的小餐厅也是一样，而汽车的尾气排放没有什么规范。在冬天里，空气尤其污浊，但即便夏天情形也很糟糕。如果我去到城里，擤个鼻子，纸巾上会有缕缕的黑色油腻。这叫我想到空气会如何怎样影响到我的肺部，有一阵我想着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在擤完鼻子后不去看纸巾了。
噪音更令人侧目。它们大都来自汽车的喇叭，很难理解这喇叭声为何没完没了。我可以这么开始形容：涪陵的驾驶者喇叭揿得很勤。这里的汽车不是很多，然而也足够了，它们总是急不可待彼此掠过，不知奔向何方。其中的大多数是的士车，几乎涪陵的每辆的士都重装过喇叭，变速杆的头上加了一个按钮。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触发；因为山路缘故，驾驶者经常换档，把手放在档把上也能揿响喇叭。他们对其他的车子嚷嚷，对路人嚷嚷。他们无论经过什么人，或者被谁经过，都要把喇叭大揿特揿。在没人经过，但考虑到或许有人要过时，他们也揿。当道路上空空的，只是有人或许要经过的念头闪过司机脑际时，他们还揿。就是这样，生理反射一般，上了路，驾驶者就要揿喇叭。他们揿太多了，按钮上的手指已经麻木，而其他的驾驶者和路人对此已完全习惯，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见喇叭声。没有人对喇叭声作出任何反应；根本没用，毫无意义。涪陵这儿的一声喇叭好似森林里倒下一棵树——就作用而言，这声音乃是沉默。
但在开始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声音。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抱怨喇叭声和噪音，就像我们抱怨自己的鼻子和变黑的纸巾那样。但一个简单的事实，你对噪音或污染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它们或者是很重要，很烦人，或者它们一点也不重要。为了保持清醒，避免发疯，我们做了第二项选择，跟本地人所作的一样，很快，我们就学会去转向其他事情了。
在十一月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那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默的大学同学来访。他在曼哈顿住了五年，然而涪陵的噪音叫他彻底的瞠目结舌；他听到了每一声喇叭，每一个叫喊，每一次扬声器里的通知。在他离开时，我们坐了一辆的士，从学校到码头，而克莱默，因为在华尔街工作而有数字意识，算了算司机穿越城市所揿的喇叭数。十五分钟的车程，司机揿了566次按钮。每分钟37次。
若不是克莱默计算的话，我不会注意到这个，我发现自己很早前就已经对喇叭声失聪了，就好象当地的其他人一样。事实上，克莱默是全城里听到喇叭的唯一一人，这就解释了为何他被整得那么惨。整个城市对他揿了一个星期的喇叭。
对我来说是另一个情形，在一个月后，涪陵的种种不快处已不那么重要了，不足以阻止我进城。尽管有噪音和空气污染，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还是想要探索它的犄角旮旯，发现它的秘密。但语言是巨大的问题，在起初城市让我处处受挫，甚至恐惧。
普通话素以其难度知名——有人说要花费学法语或西班牙语四倍的时间——而它的文字与音调对西方人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的结构方式和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在四川，因为方言的缘故，事情更其复杂。四川方言很是独特，一个来自中国外省的人听涪陵本地人说话也有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差别很大：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不发普通话中的卷舌音，“sh”成了“s”，zh成了z——有些子音被反转了，是以一般四川人会混淆n和l，h和f。“湖南”成了“福南”。四川话的音调范围较窄，最要紧的是，两个普通话的音调在四川被反转了。如果普通话是你的起点，到这里，好像整个语言都被压平了，还颠倒过来。
此外，四川乃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巨大省份，公路和铁路尤其不足，导致了巨大的地区性差异。成都的方言和重庆很是不同，而重庆又不同于乐山，如此类推。丰都距离涪陵不到三十英里，然而两地的居民有时会难以彼此理解。在涪陵的馆子里，如果你想点馄饨——翻译成英语是“wonton”——你得去要抄手，但如果你再走三十里去丰都，你得点包面。或者，更精确些，是包民，因为丰都的人们省略了“ian”的发音。
其结果乃是如地狱般的一团糟，为我未曾料到。我到中国来，想学中国话，但很快我发现，没有这么回事。“中国话”乃是你碰到了什么人，想要沟通的工具，而根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情况变化剧烈。受过教育的人通常会说普通话，尤其是年轻一代——我们教室的墙上写着巨大的标语，命令道：“说普通话！”但涪陵人口的大多数教育程度不高，只使用方言。这就使得我进城时常感沮丧，因为最简单的沟通都是困难的，而我那学习中文的目标看似不可能了：我没法想象在两年中学会普通话和四川话。事实上，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自然而然，它会有助于我掌握方言，但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并不知道。每天我似乎都只是头昏脑胀，而每次进城都再次提醒我的失败。
而涪陵之所以可怕，还源于这儿的人们很少看见外国人。每当我下馆子吃饭，或去商店里买点什么，人们很快聚集起来，经常有多达三十来人，一直排到大街上。大多数的关注只是出于好奇，并无它意，但这使得我笨拙的汉语更变本加厉了——我会尝试跟老板说话，人们就会大笑，相互议论，在紧张中，我的普通话说得更糟了。但我走在街上时，人们经常转过来看我，对我大喊。经常他们会叫道外国人或老外，两者的意思都一样。这些词汇通常并无恶意，然而恶意与否渐渐不重要了，每天他们只是对我喊叫这两个词。他们喜欢的另一个词儿是“哈喽”，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版“哈—喽喽喽喽喽！”这个词儿跟外国人联系十分紧密，有时人们用其取代了“外国人”一词——他们会说，“看，来了两个哈喽！”在涪陵，他们还经常会喊出一些不那么善意的词汇——洋鬼子，大鼻子——而我是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
压力随着我每次进城而不断累积：对语言的混淆和尴尬，喊叫和瞪视，嘲弄的招呼声。对亚当来说情形要更糟，因为他个头高大，又是金发；而我至少有黑发的优势，块头也只比当地人大一点。有一阵我们采取策略一块儿进城，以为两个人会更好应付压力。这是个错误选择，因为多一个外国人只会增加关注度，一个月后我们就只单独出行了。最后，随着秋季学期缓缓过去，我们尽可能避免进城。当我不得不去时，我都戴上耳机。这是我应付的唯一手段；我听那些最吵闹最烦人的rap音乐——dr。 dre； snoop doggy dogg； the beastie boys——这些只是刚好将街上的叫嚷上盖过。进城之旅变得超现实味儿了，耳里听着斯诺普的猥亵词句，在人群中闪避，但这让我清醒。
是以索迪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解决：我怎么打发我的闲暇时间呢？在我上完课后，我会坐在桌前，望一望乌江对面的城市，写道：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我边写边一遍遍发音练习，非常小心，仔细的
“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
我会把一个字儿写上一百遍，同时想该怎么运用：学习，学生，学校。我会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放上书架，越积越多——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张。我会听教学磁带，重温我们在和平队培训时的课本。我的指尖轻弹过那些卡片。到十月初，当傅主任终于找到了两个中国家教，我已经学了一百五十个字。插旗山上的标语还是难以辨认，然而校园中心的那些有些变化了：
教书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环境educates 人
我们的家教是孔铭和廖梅，我们叫他们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在中文系教书，没一个会说丁点儿英语。他们从前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傅主任找不到会说英语的家教，最后我们跟他说不要紧。我们只想开始学习，而且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说得好。
孔老师个头矮小，戴着一幅眼镜，身上有宏声牌香烟的味道。他三十二岁，教中国古文。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他有点胖，也就是说，以美国标准来看他有点瘦。他笑得很勤。他来自丰都的乡下，那个城市以鬼出名——传说人死后的魂灵都去了丰都。
廖老师是个很瘦的女人，留着长长的黑发，举止含蓄。她二十七岁，教当代汉语。她笑的比孔老师少。我们的学生中也有人上中学系的课，认为相较之下，廖老师是个比较好的指导老师。她是从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贡来的，那儿以它的盐出名。每个四川的大小城镇都声称有点什么出名的东西。涪陵因其榨菜出名，就是长在河岸两边的那种。
几个月里，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普通话非常清晰，只略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