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安静的时分了。已经有了稳定的交通量，总是有许多司机揿喇叭；但道路还不拥堵，城市的噪音还未释放出力量来。这是一个愉悦的早晨。
退休的人们排列成整齐的几排。一只收录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缓慢做着运动，姿势优雅。公园很小，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城市的休息地来得恰当。这儿有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以及伤心的草。但它们不是维护得不好，破坏公共财产这种问题，在涪陵是不会有的。问题乃是出在空气，煤灰如毯子般笼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着呛着了。几乎没有什么会惨过涪陵的树了，它的叶子灰暗，迟钝，好像刚从阁楼里取出来。
当阳光开始渗透城市的轻霾，城市的轰鸣声开始升起。喇叭声，电视机店铺的吼叫，磁带摊的嘶喊，路旁小贩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缓期执行，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盲人拉着二胡，音乐轻柔而如针刺。
二胡意为“双弦”，这就是全部了。一个简单乐器的简单的名字：一个圆筒状的木质发声盒，盖了层蛇皮，上头一个直挺的把手上有两根弦，延伸到整个乐器那么长。它看上去像是个简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这对弦有宽广的音域，若拉得好，音乐令人心魄。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约四十上下，但脸看起来更老些；黝黑，起皱，双目紧闭。他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衣服和绿色帆布军鞋。他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旁边有块布，写满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岁的女儿站在一旁，手中一个罐子里钱半满。一小群人聚集过来，因为二胡的音乐，即便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也充满了力量，足以让人们停步，聆听。他们读着写在布上的字：
一个家庭的简短故事
我在二十岁时结了婚，在二十一岁时我失去了双眼的视力。结婚11年后，我有了个男孩，然后，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养育着两个孩子，希望能靠家里的田地过活。但我们家里缺乏人手，我们碰到了麻烦，因为稻谷收入总不稳定。我的女人必须竭尽全力来拉拽她身后的所有人，到最后，她活不下去了。为这个原因，我们在1996年1月8号逃离了家乡。
因为我双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难以过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儿子十四岁了，因为没钱我们无法送他上学。我希望你们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哥哥姐姐们，伸出你们的援手。我千恩万谢。祝你们事业成功，长命百岁。
二胡继续拉着。音乐自如起落，声音从蛇皮盒里流出，从不被急速的车流人流，电视机声所淹没。最后那男人停住了。他轻轻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烟管来。他用手指触摸烟草卷，叫唤他的女儿。她小心地点着了烟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后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轰鸣声围绕着他。
2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在涪陵我教英国和美国文学。我也会上写作和口语的课，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教文学上。这儿有两个班的的三年级学生，我每个星期各教四个小时。我们的课本从贝奥武夫开始，穿越十二个世纪和一个大洋，以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收梢。
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覆盖。和平队给我的建议说不要对这类课程抱太多的雄心，考虑到我们的学生们的背景，他们的英文基础有限。建议说我们应当借用文学来做重要的语法知识练习，但这个主意我不喜欢。我知道在语言的文法方面，我不算一个很好的老师，而莎士比亚则会更糟。我学文学太久了，不会把当它当作工具。
但我还是有一些担忧。这些学生毕竟是从乡下来的，而的确的，他们的英语，尤其是口语，有时很不行。上课的头一天，我让他们写下所读过的英文书的标题，英文或翻译的都可，我还问了他们想从我的课上学到些什么：
我喜欢海明威，老人与海。我最想学海明威。
我最想学海伦凯勒和莎士比亚。
我想读杰克伦敦和他的荒野的呼唤，狄更斯和他的双城记，欧亨利和他的最后的叶子，莎士比亚和他的李尔王（他让我哭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简爱，夏洛特布朗特作的。我不晓得那是哪个年代的作品。我喜欢简。她是个普通的女人，有着不普通的追求。她敢于反抗舅舅的老婆，反抗她的表哥。她是个进步的女性。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文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书。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可怕的故事。罗密欧和朱丽叶彼此相爱。但他们的家庭相互憎恨。
我还读过“永别了，武器”，海明威写的。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但他自杀了。
我看到这些回应，心想，我能行。第一个星期，我布置了贝奥武夫。
我在住教学楼的五楼上课。班上有四十五个学生，他们全都坐在木头的课桌后，相互紧紧挨着。教室乃是他们的责任。在课与课之间他们要清洁黑板，每两个星期要清洗地板和窗户。如果清洁做得不够，整个班就要被罚款。这就是学校的方式——学生们错过了早操要罚款，旷课要罚款，考试没通过要罚，夜里归宿迟了要罚。很少人有闲钱花在这些方面，是以每两个星期，他们会很勤奋彻底地清洁教室。
相对教室的空间而言，学生数量太多了，大约多了十五个以上，如果我上课时不把门打开的话，可能会感到幽闭恐惧症。幸好，外头有更多的空间——教室高高据于乌江之上，跟我从我的公寓阳台上所看到的一样：快速流淌的乌江，乱糟糟的城市，泥沙俱下的长江和白山坪的暗影。
是以我上课时常往左边看，开始时这有点分心。但江上总有清风吹来，让教室里不至于热得难以忍受。在安静的时候——若我给班上安排了写作功课或他们小组学习时——我会透过门，望向江中的交通：那小小的两人渔船，两岸间挤慢了乘客的轮渡，从乌江的上游向北运送石砾和煤炭的平底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三峡的白色大客轮。边上课边欣赏这样的景致叫我深感满足，我喜欢观看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和我喜欢倾听学校的日常生活那样。上课时我往江上看去，看那渔夫，货船的船员，码头的工人，想道，我也在工作。城市在运行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开始时我们很少读文学课本，因为即便是其中的文章小结，对学生们来说也是困难的。通常我会讲完故事后，抓来一个不情愿的学生作“志愿者”，一起表演。班上的同学很爱这个——在这个国家，经常有外国人只因他是老外而上电视，当一个老外在他们面前表演“绿骑士”时，学生们都彻底入了迷。有一天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在贝奥武夫中我们提到了视点，而他们得从格兰德尔，那个怪兽的角度写这个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男孩们写到怎样吃人，怎样去做才对；而女孩们则写到摩尔是如何的冷酷黑暗，而怪兽也有情感。一个叫格蕾丝的学生写道：
武士们说我是个怪兽，我不能同意他们，相反，我认为他们和国王才是怪兽。
你看，他们每日里吃着美酒佳肴。那些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肯定在无情地剥削着农民。
国王和武士们除了吃喝不干别的；那些农民们每日辛苦工作，但吃得很糟，甚至许多人没房子住，好像我只能住在摩尔里。我想世界是不公平的，我要改变它。
我恨那些武士们。我要为穷人们去惩罚他们。我要叫他们盖个大大的房子，邀请穷人们和我住在一起。
在大学时，我曾受过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的指导，他们中多数都有终生的教职资格，有来自上层社会的背景，收入很好。他们发表了许多的评论——经常是关于本体，关于金钱，关于交易——但他们却缺乏格蕾丝那种锐利的眼光，看出格兰德尔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潜力。这里也更诚实些——这不是那种身着苏格兰呢大衣，绅士派的马克思主义；格蕾丝毕竟是个农民的女儿。她没有大学里的终生教职，而我常想，若人们想要讨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情感的话，他们最好是没有那种终生教职。我想，若你必须得听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诠释的话，你也应该到那些学生们必须打扫教室的学校里来听一听。
事实上，在中国的学校里，政治乃是无法回避的，即便课程乃是外国文学，到得最后，我上的英国文学课，带上了中国特色。在绿骑士后我们跟着读了一篇罗宾逊的民歌，我让他们写一个故事，若罗宾逊到了今日的中国，那会怎样。有一些人跟随着党的路线：
罗宾汉离开他的国家，来到了中国。这和平的国度，以及友善勤劳的人民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东方的明珠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祖国大为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被他们的主人和剥削者们压迫，过着狗一般的日子。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他憎恨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是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他没有能力去颠覆社会的规则。
这儿，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允许通过诚实合法的途径而致富，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而是发展为共同富裕。罗宾汉深刻了解到，在这里，不需要像他在英格兰那样抢劫富人，而中国依然需要平等和勇敢。文化和道德建设必须跟发展紧密联系。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让罗宾汉忙着从腐败的干部和贪婪的商人那儿抢劫钱财。经常的，他们把罗宾汉安排在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比如深圳广州或厦门，在那儿，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物质主义称王。在他们的故事里，罗宾汉从富人那儿抢钱，然后分给农民，而几乎无一例外的，他最后的结局是监狱。有时他被处决了。有一个学生，让他在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成功受到了再教育（在释放后他成了个侦探）。但罗宾汉几乎总是被抓住了；这里，没有那种森林里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树木要少得多，而警察总能抓到人。
我听得他们争论罗宾汉在当今的中国能不能算是个榜样人物，他们被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他就好像毛泽东，一个反抗不公平的革命者；他们把他和长征英雄们相比较，说没了这样的人物，中国哪儿都去不了。另外的人说他是个反革命，那种挑动社会矛盾，破坏经济的人。他们指出文革时发生的事儿——你想要阶级斗争吗？还是让罗宾汉走中间路线？
十分钟内，他们讨论的就不是罗宾汉了。他们在就中国而争论着，他们在讨论那些被灌注给他们的政治教条。事情很快激化起来。我坐在后面，听着那些教给他们的自相矛盾的观念。革命是好的——所有人都知道。毛是个英雄，而长征导致了解放，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但反革命是坏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支持民主的活动家们；任何鼓动变革的事儿都是坏的，反革命的。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诚，你就得支持维护现状，拥护共产党——那样你才能保持你的革命精神。是吗？一个钟头内，罗宾汉把他们搅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每个学生至少发了一次言，坐在后面，我想，从这一切里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有件事我是很早就发现了，涪陵师范学院有着双重的目的。它培训教师，但和中国任何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系统的延伸。每个涪陵学生都随时带着一个红色的id，在卡的正面写有八条“学生守则。”头三条是这样的：
1。 热爱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
2。 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3。 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掌握基本理论，工作知识，职业技能。
学习功课排在第三位，这不是出于偶然的安排。首要考虑的乃是政治：这些学生被培训成为老师，作为老师他们要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所有这些的培训都要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框架内完成。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如果有什么和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相冲突，那就不去教它。
所有系的一年级的新生都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第二年他们会上法律课程。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对乌江对岸的城市置若罔闻。在那儿，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破产，正是一个典型的印证，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正在瓦解，在全国范围内。这是最奇怪的部分，学生们都学习，并且相信这些共产主义课程，而与其冲突的自由市场却在学校周围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而学生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学的——大多数人以他们被教育的方式，爱国又忠诚着。他们很严肃对待他们的政治集会，非常渴望加入共产党。在每个班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有此机会；在英文系，九十个三年级学生中有八个党员。他们属于班上最好的那部分学生——最聪明的，最有才华的，最擅社交的。
第二条守则，强调了他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何，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是跟阶级斗争有点关系——但坚持才是关键。不去探究，不去思考，不去分析——只是坚持。为了去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毫不理会各种复杂与冲突之处，在这过程中，他们小心使用正确的字眼。有几次，我让学生们向我解释一些词汇——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总是无法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回答。就像奥威尔所云，在这里，文字和其意义分了家。要紧的只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以及正确的政治框架，来看他们周围的世界。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我们经常感到很困难，不知如何把我们恰当安插进去。亚当教美国文化课，校方所选用的教科书名为“英美观察”。这书出版于1994年，而它对美国的描绘经常是难以识别的——举例说，关于美国宗教的那一章，不提慈善，社区，或学校，而花了很大篇幅来讲琼斯城的集体自杀事件。另一章节也有其生动处，叫作“社会问题”。其中有部分写道：
美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非常迅猛，而社会的精神则逐渐空洞，社会变得越来越腐败……很多社会科学家声称，在1960年代前，婚前性行为也不是不普遍。但今日的不同处在于，很多年轻人将其视作结婚前的标准行为。有些美国人说这不过是很随意的事儿；有些人找借口说，婚前性关系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真是荒唐。这种“新道德”无非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它。它正在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婚姻或恋爱失败。有些人结婚后深感失望。是以他们决定不再去爱异性，反之，去爱同性作为报复。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有些人出于新鲜，好奇，如我们所知，美国人很具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尝试同性恋，作为新的刺激。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精神上的空虚，社会秩序的扭曲。
这章还列出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药物问题，宗教狂热——然后，给出了美国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资本家的社会里，虽然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有些人们都深受精神空虚之苦。是以他们只求新鲜刺激。所以，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完结了，这些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要教这么一本书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谷子和谷壳分离开来：要告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