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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回来？”她笑道。“丰都，涪陵——它们太小太偏僻了；工作也不好。我可以每年春节时回来。那就够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个弟弟住在美国。我感到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弟弟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在纽约大学教书。一个从丰都出去的男孩取得一个美国的学术生涯，叫人不可思议，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否在本地上过学。
“不，不，不，”他说。“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和我的三个妹妹一起。我的家庭分散了。”
他没再谈及这个，直到饭后，他去了另一间屋子，拿回来一堆信。
“这些是我美国的弟弟写的，”他说。“他通常一年给我写两次。”
那堆信用一根绳子扎着。徐先生小心解开，然后把信递给我。所有的信都被保存在原先的信封里，虽然邮票取走了，因为徐先生收集它们。我缓慢地翻过它们。有些信封从台湾来，有些从美国来。徐先生的弟弟用的是台湾及香港采取的繁体中文，如果我敢把信取出来的话，读起来肯定会有麻烦。但我只是刚刚遇见徐先生，所以我只是看看信封，以及取下邮票的空处。
从某方面来说，也不用去读信了，就像我不用去了解徐先生故事的全部细节。那一堆信封已足够叫人心酸——它们保存地那么好，充满敬意，可见有多么厚重的亲密情感在这故事里，而我知道，它肯定是伤感的。很清楚，这个台湾的弟弟的生活，与丰都的徐先生非常不同。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校园看起来明净干洁。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徐先生自豪地说。“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但她在美国长大。”
“他们曾经来探访过你吗？”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
他说完后，那堆信显得更沉了。我正想问到他们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儿插话了，问到我觉得在纽约大学教书可以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说。“但那是个很好的大学。也许他一年至少挣五万美元。”
“他也有一辆车，”徐先生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我说。
“一辆车花多少钱？”
“看情况。通常是一万块多一点。”
“那他的工资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么提到钱。”
“唔，我想他们的房租会很贵，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开销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纽约。”
“他的岳父给他们买了套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存很多钱，是不是？”
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看上去，他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们问我如何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还问我在美国教书是怎样。我们聊了一会儿政治，而徐先生问了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边上，没什么问题比这个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所以我并不了解。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想？”他继续加压。
“多数美国人也不很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多数人希望和平。”
“他们认为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改换了发音——每次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想用“他们美国”，而不是“我的美国”。那是一个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区别，但我依然觉得很难回答他。
“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但美国人知道它的历史与文化和大陆一样。也许他们觉得它应该回归中国，但只是在台湾人准备好了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了。我想向他问问那个兄弟的情况，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换个时候跟孔老师谈比较安全。我问徐先生丰都过去是怎样。
“当毛泽东当领导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都很糟。我们不能跟像你这样的外国人说话。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权利。但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现在好些了。”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在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去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挂在他电视机上的邓小平像，我记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国红酒时，他女儿从厦门带来的。很显然他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庆祝里昂贵的一部分，于是他担负起义务来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后他女儿又满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笋塘，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笋塘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1＇
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
“我想见见他们，”我说。
“他们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
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
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
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
“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
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
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
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
“你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