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国，几乎所有像孔老师这样靠自己爬升的人，都会充满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许是傲慢，但中国特色就是，这种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从不去强调过去的困难，因为他知道，情况也许会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的麻烦，”他说，当我问到政治问题时。“我们很穷。在地主之后，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贫农。我们是非常的穷——当你穷成这样的时候，你对文化革命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杀人，或者犯别的罪，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家里没人受到迫害。
“我记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里的集会，在1974，1975年。当然，我不是真的理解，当时我在上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带一个地主，或者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来——通常是一些想卖柴火和蔬菜的人——他们就开个会来批判他。他会这样站着。”
孔老师展示了：两脚并拢，腰略弯，低下头来，下巴顶着胸。他一动不动站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继续讲故事。
“他们不再搞坐飞机了。多数就是那么站着，如果他们的头不够低，人们就会逼他低下去。我记得村里有一个老人，他曾经是地主。在集会上，他们让他那样站几个小时，低着头。他会把头转向一边，这样会舒服些，最后，在集会结束，他的头就一直那样了。即便在文革结束后，他会走在村子里，头斜向一边。”
孔老师还站着，现在他把头斜向左边，在屋里走着。他又笑起来，摇摇头。
“当你还小的时候，那种事看起来很兴奋。当然它对孩子有影响——在你小时候看到那样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你的想法。在那时我们觉得好玩。在聚会上，他们会批判一个同学的父亲，然后我们都会取笑那个孩子：‘你爸爸是个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不懂那是什么，但我们会说。“
他模仿一个孩子，用手指着，笑着，捂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变得严肃了。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说很荒唐。它几乎是滑稽的，因为人们做的事情那么荒唐。但那个时候，所有那些都是很严肃的——那是现实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到了未来，情况也会一样。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们知道文革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但从未来回头看，也许又会不同。今天我们回头看文革，觉得很荒谬可笑，也许在未来，人们回头看今天，他们会说一样的话。”＇1＇
＇1＇ 译注：孔老师很有历史感，我认同他的话。如果多数中国人都有他那样的历史感，那样的心态，无疑将是中国的福祉。
10 中国新年
在秋季学期的尾声，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去了实习。在十二月，亚当与我一起南行，去看望几个我们最喜欢的学生；他们在乌龙镇的一所中学培训，那个小镇，在乌江的上游，靠近贵州的边境。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学校很荣幸有外国朋友拜访；有两天时间，我们发表讲话，参加宴请，我们还参加了一次篮球表演赛。
亚当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使得我们可以发表联合演讲，而不用事前准备；我们知道如何拿对方取笑，作秀，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我们在乌龙的演讲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主要是想让学生兴奋，这不是很难。每次演讲后，有几百人围过来，要我们的签名，我们一直签到干部过来，把我们拖去另一样事。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表演讲，参加会议。
在两天后，我们就彻底的精疲力竭了。我在四川的日子往往是这么结束的，绝对彻底的精疲力竭。部分原因是我老在生病——我有空气污染导致的鼻窦炎，它最终让我停止跑步锻炼了，而我的健康糟糕到我感染了肺结核，在同一年里。等到了我离开涪陵的时候，和平队的医疗文件里满是这两年生的病，受的伤：肺结核，变形虫痢疾，慢性鼻炎，一只破了的耳膜，断了的鼻子（因为打篮球），一只视力严重减退的眼睛（原因不明）。
这里的气候不是很健康，但我主要是被身为外国人的生活压力所打倒。总是成为注目的焦点，让人疲惫，而身为一个外国人，意味着你更容易引发纠纷。经常会有些小危机或事件，要求我去关注——一个欧小姐事件，或某个茶室里认识的人每天给我打电话，如此之类。我不是真的很介意，因为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教书本身很少有什么压力，而我把自己往中国的城里推，是因为我对其着迷。
旅行通常会增添更多压力，而没什么比这个小小的江城乌龙更辛苦的了，比涪陵的压力更强烈。它也有收获，因为人们见到外国人的反应，是又惊又喜，但到得后来，想要维持对你生活的控制权，乃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最难想象的事情，就是某天有外国人会来乌龙这样的地方生活。它肯定会发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加速，但我没法去设想那会是怎样，因为看起来，外国人在这里呆不了三个月。这儿人们的意图都是很好的，然而他们的善意足以搞死你——无穷无尽的宴席，及种种特别安排。在乌龙呆了两天后，亚当跟我都病了，我们花了三四天才恢复过来。
春节里，我们有五个星期的假，从一月份开始。桑尼要去泰国；诺林选择了南中国，然后去越南。亚当决定乘船去上海，然后转向南方，去深圳探访安妮。我计划去贵州山区独自远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忆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车。我还想到了乌龙的筋疲力尽，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好了。
六个月后，我就将离开这城市。当假期开始，我发觉，在涪陵的时间有限了，我知道我不会想去中国的其他地方过春节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一次家庭的团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下城区的涪陵在江对岸的夜里灯火辉煌。城里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排排的彩色灯泡，而所有的树木都被装饰了。南门山的小公园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动——它那被煤灰印渍的树木都覆盖上了灯泡，在城市的心脏地带亮得发晕。人群聚集在那里，看着公园，拍着照片。当节日临近，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夜晚出动了，一个个家庭，年轻的父母带着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在街上逛来逛去：买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们也返乡了，骄傲地穿着制服，在街上行军，一只眼留意着小姐。大排档在街上，石级上四处发芽——卖烧烤的女孩，卖红薯的小贩，卖豆腐的男人，火锅摊档——好像每个人都在人行道上吃东西。我，也是；我总是喜欢夜晚的涪陵，但现在一切都更强烈，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充满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边可怜的树叶也终于复活了，发出明亮的白光。灯泡的电线拉得不怎么小心，有时它们会爆炸，着火，那些树木骄傲地闪着光，突然一声爆炸，起层烟雾。行人们会停下来看，聊天，说笑，而在火苗消失后——树枝轻轻嘶响，烟雾漂走——他们继续在这辉煌的城市里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学生之家的一家邀请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家庭团聚的传统时光——等同于美国的圣诞晚餐。黄小强早早关了店，我们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脚下的房子。
黄凯现在两岁了，而他已经到达了开始害怕外国人的阶段。从起初，他经历了循环阶段；他先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孩子，而有时他会跟我一起玩，有时又一看见我的脸就害怕。那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的反应——部分害怕，部分着迷。每当有一个外国人出现在电视上，黄凯会变得很兴奋，大叫“何伟！”他的父母说他常在家里说到我，然而，为了某些原因，那个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达他们家，那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他这样闹了有一个小时了，”他妈妈说。“我告诉他你会来，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抱歉，”我说。“如果我知道他不开心，我就不会来了。”
“不，那没关系的！他没事的——我会把他抱到另一间屋呆一会儿。”
我跟黄小强还有他父亲黄能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那似乎乃是多数中国人在春节时所做的——有两天里，他们尽可能多看电视。在第一年里，我布置了假期功课，让学生们写下他们在节日里干点什么，因为我对中国的传统感兴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布置了。读到一个历史比圣诞节还悠久的节日中，庆祝活动被局限在了盯着电视上，实在叫人郁闷。
黄家的男人抽着烟。整齐排列的解放军在电视荧幕上迈步。我能听到黄凯在后面的屋子里哭，但他已平静些了。他的妈妈在和声细气对他说话，偶尔我听到她说起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士兵的走路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黄小强问
“不一样。”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那些士兵是美国的吗？”
他的儿子纠正他：“那些是英国士兵！”
“哦，他们走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这样走。”黄能站起来，踩着重重的步子。他是一个小个头男人，四十九岁，而他有那种农民的结实体格。他迈步跨过客厅，膝盖抬得高高的。“那是你们美国人迈步的方式，对不？”
“多少算是。”
“我们觉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归时，看起来很好笑！”
“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像你们那么走，我们觉得你们的样子很奇怪。它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知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打过仗，是吗？”
“是的。那就像你们中国人看日本人那样。”
“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而且他们也轰炸了你们美国。”
“是的。在夏威夷。”
“在中国，我们叫他们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在美国怎么叫日本人？”
“在战争期间，人们叫他们加普斯。”（japs）
黄能喜欢这个发音，他念了几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吗？”他问。
“是的。就和中国人说小鬼子一样。”
“所以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日本人？”
“我想现在多数人都喜欢他们，至少不讨厌他们；我们也不再叫他们加普斯了。但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喜欢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炸了你们美国。”
“对的。”
“然后你们把原子弹丢到日本去了。”
“是的，两次。”
“美国是第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是的。”
“在科学上，你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所以你们是个超级大国！”黄能跟我竖起大拇指，回去看电视了。这是一次满意的谈话，叫他高兴；他是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有责任让我宾至如归。在电视上，士兵们搞完了，现在是一次舞台秀，穿着紧绷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练呼啦圈。冯小芹带着黄凯回来了。他怯怯看着我，开始在房间一个远远的角落玩一辆玩具车。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尔把车子滚到我边上来。我会捡起玩具，而那小孩因为害怕退缩。我把车子推还给他，他害羞地转过身去。
王朝素，黄能的妻子，准备好了晚餐，我们所有人都坐下了。那里有好几道猪肉菜，全都很辣，还有豆腐，豆芽，一条从市场里买来的鱼。我们可以连吃三天还有余的（年年有余）。还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里。
“我知道你喜欢把饭和菜一起吃！”她对我吼道。“那和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后吃饭！”
王朝素对我说什么都是用吼的，和许多美国人碰到英语不好的外国人做的一样。她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