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而何伟接了。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说去的。他每个周日都在那儿，没理由撒谎。
8。1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辆车，可以去做个的士司机。他想要往股市里投更多的钱，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让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两岁的儿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这些东西，但现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学生之家，而他尽力把它做好。
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个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江东区的中心，街对面就是师专的大门，那儿有女人在摆摊卖些水果，小吃。几乎总有学生坐在餐馆的六张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当学生们上完了政治课，前来吃晚饭。在学生之家楼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们会下来用餐。小姐们带着bp机，化着浓艳的妆，大声说着话，她们边上就坐着面孔稚嫩的学生，刚刚结束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黄小强认识所有的当地人——公交车司机与水果摊贩，陶瓷厂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学生与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们的例行日程，公交车的时间表，工厂的排班，以及师专的政治会议，而他个人的例行日程则与江东区其他人的生活缠绕在一起了。餐馆的时间表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很辛苦，”黄经常说。不过他的话只有一半当真，因为他有太多的帮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二十五岁的女人，名叫冯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厂上班，也时不时过来帮助。而通常那儿还有别的工人，亲戚，以及朋友，从黄的家乡白涛村来，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作者里，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个。他的妻子与母亲是餐馆的梁柱，因为黄花了太多时间抽宏声牌香烟，培养与当地人的关系。
他二十六岁，在五年前，他从成都乘长途火车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说。“那儿有工作干，而且还不错，但天气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广州，那儿天气比较好，但工作却不对他的口味。
对于四川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范式。在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超过1。2亿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管辖。这个变化是要提升这个地区的管理水平，也是为了三峡工程准备，但这个分割时间太短，影响不到一般人对四川的观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称为四川人，而这片地区还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四川。
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别的地方。这片地区的大山与河谷很久以来都是艰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轻人离开这里，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都可能见到四川移民。他们常做的工作有餐馆，或者建筑工地，或者美发厅的员工。中国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么喜欢四川移民，说他们工作勤奋，然而没文化，聪明然而不可信赖。有些人说四川女人水性杨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刻板说法，窠臼印象，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业移民都是一样。而那些话对四川人来说，一点也阻碍不了他们的决心，也跟其他离开艰苦环境的人一样。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处，在他们吃苦的能力。他们不理会人们怎么想，而且他们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么，只要那是工作。而他们一群群继续离开。
但黄小强回了家。他结了婚，买了这家米粉店，堕入了常规的生活。在早晨，他与其他工人做抄手，馄饨的当地版，在中午，他们忙着应付午餐的高峰时段，夜深时，当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们把软软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为明天做好准备。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样。
在店里，黄小强很少谈及政治。一天夜里，当被问到政府时，他耸耸肩，说关于中国的政策，他可没什么关系。“江泽民很大，”他说。“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
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
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
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江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
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
“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
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
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
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江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
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
在中国其他地方，这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有他们自己的叫法，而他们叫其作抄手——“交叉双手”——因为那抄手的两角是交叠的。在四川多数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馆，不出一声点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们就明白你想要什么。
做一个抄手，只花黄小强不到五秒的时间。他捡起另一张面皮，塞了肉，湿了角，折起来，把抄手丢入了盘子。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他再做了一个，又一个。在外头，太阳升起了，小巴士在揿喇叭，卖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摊位。橙子上市了。黄小强做了更多的抄手。它们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样。
9 钱
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1＇
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
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
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
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
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
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
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
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下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
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
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