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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
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
“是的。”
“你肯定很聪明！”
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
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
“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
“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
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
“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
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州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姓，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就这么容易。
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
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生病了，我一个人前往，想用我的弥撒书的指引来跟随仪式的进行。我总是喜欢参加教堂弥撒，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体验，而它也让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阅读经历就是在做弥撒期间。
仪式过后，人们绕着庭院走，我能看出，这次有点特殊。李神父与我坐在屋子里，他在那儿叫了咖啡与曲奇饼，一个年长的女人用托盘端上。这咖啡比平常的更难喝。我谢过了老妇，尽量喝下去，用吃曲奇来缓和味觉。李神父与我相互问候了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他提到了今天的仪式乃是一个葬礼。
“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
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
“八十岁。”
“她活得挺长。”
“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
“她做什么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
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
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说。“她就在那儿。”
“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
“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
那妇人的儿子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叫他惊喜莫名。我说他的母亲总是对我很好，这让他更加高兴。这里有一个传统，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礼上派发小礼物，而她儿子给了我一些水果，还有一盒宏声牌香烟。我谢过了他，接受了香烟。很难想象一个更适合的葬礼礼物。
之后我去了茶室，张小龙，涪陵城里最好运的人，咧嘴笑着向我招手。他与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边一张空桌旁。女服务生过来了，微笑着，问我要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们防备心的笑话。在那个夏天，我开始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而人们经常不知如何反应；有时他们觉得尴尬，试图说服我去用别的什么字眼。但我总是自豪地回应说些“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我们洋鬼子有伟大的文明”一类话。
在茶室里，这是一个老笑话，在我与小姐之间，她在这儿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后给我斟上了茶。我刚在街上买了报纸，现在我读着它等茶凉。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几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在上午快要过去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过来，坐在我的桌边。我们聊了大约有十分钟。一个女人这么来接近我，略微有点不同寻常，但也没有异常到让我去想到什么。她的名字叫李佳丽，而她向我要电话号码。这也很普通——我总是把自己的号码给涪陵的人们。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早上五点至七点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常在睡觉时将电话线拔掉。我把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边。她穿着非常短而紧的裙子，上了浓妆。她并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类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说话扮可爱，在每句话的尾端拖长声调。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样，而我看到她见到李佳丽在桌边摆pose时，摇着她的头。那些老男人也盯着她看，甚至他们的鸟儿也似乎惊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觉到有些事要发生，而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我说声抱歉，付了钱，离开了。
李佳丽尾随着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儿？”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说。“我要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经过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间，我非常害怕这个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我要走了”我说。“我要在这家餐厅吃饭。再见。”
“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丽说。
餐馆的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发现自己和那个女人坐在一起。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来。通常我喜欢这种被动情形中的不可预知性，但今天，我怀疑她的动机，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着那儿说着，而我问她在哪儿工作。
“那不重要，”她说，而突然间，那显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涪陵工作吗？”
“那不是个好工作，”她说，耸肩。“但我的叔叔在重庆给我找了个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馆——他很富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儿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里的小姐穿着漂亮的衣服——我会穿一件旗袍，像那样”——她给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样的：没有肩，紧紧围着脖子，在大腿高处分叉。
“哦，”我说。
“但那很贵的，”她说。“我要自己去买那旗袍。”
“那太糟了，”我说。
“你喜欢唱卡拉ok吗？”
“不，”我说。“我不喜欢唱卡拉ok。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唱。”
“我们应该找个时候去卡拉ok。我来教你怎么唱。”
“对不起，但我对卡拉ok没兴趣。”
“那也没事，”她说，微笑着。“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的美国的什么让你感兴趣了？”
“所有的。我想去那儿。”
我不喜欢这谈话如此发展下去。“这很难做到。”我说。
“我想要住在你们美国，”她说。“那儿的人比这儿的人有钱。”
“美国有很多穷人的。”
“不像涪陵那么多。”
她说的不错，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谈到了获得签证多么困难，然后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何伟，”她说。“你很可爱的。”她用一种最佳的小姐语调说道，我敢保证餐馆里的其他人都在听着了。
“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说。“我想你们外国人的眼睛比中国人漂亮。”
“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得多。外国人很难看。”她把这当作赞美，微笑着，想要红一红脸。我想道：何伟，你是头笨驴。
“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何伟，”她说。“它听起来很好玩！”
我想到了大学时，有些家伙嘲笑来当地做换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们的口音与她们的茫然。这不是个很好的比较，而我尝试不去想它。
我们现在要离开餐馆了，在我付钱时，老板咧着大嘴。在街上，李佳丽挽着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儿，感觉难以置信，而又无奈。一个涪陵女人在摸我，我们正在南门山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们揿喇叭，或者看起来如此。
“我现在得走了。”我结结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
“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
“那很好，”我说。“
“下周见，”她说。
一辆车驶过，喇叭高叫，我都闻到了废气的热度。太阳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见，”我说，最后她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而何伟接了。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说去的。他每个周日都在那儿，没理由撒谎。
8。1 老板
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