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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何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1＇ 译注：何伟说话有时毫不客气，以我的经验，这倒不代表什么恶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媒体往往在批评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时，都采用一样的态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报纸的风格，那么无论说的是谁，都是一样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墙”，跟我们的“长城”概念很有内涵的差异，因为“墙”意味着自我封闭，以及与外界隔离，缺乏沟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态度。是以我在翻译中，有时也根据文章内容所需，用“墙”这个字眼。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国的文明，也绝非向来不与外界积极互动。看历史，不当以基因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是很反对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非常不科学，缺乏历史感，我只能这么想。尽管有时何伟的写作也不无如此。
7。1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区，有一间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个宣传牌，四行各有四个大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那是在1861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而服务大众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
李神父还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会在白发上戴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他有一个长长的，骄傲的鼻子——一个意大利式的鼻子，在一个中国的罗马教会神甫的脸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时闪烁着光，显出内在的情感来，而他的嗓音低沉，从不动色。拜访者偶尔会评论到他那闪亮洁白的牙齿，而李神父回应说它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两百块钱，以及两个月里除了麦片粥什么都不吃。他常带着微笑。他走路时，拄着一根龙头的拐杖。他的肾经常不舒服，他的膝盖也是，而当这些问题发作的时候，他会用拉丁文念弥撒，因为这样很快就会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厉害，那么他就连弥撒也不念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他相当壮，虽然移动很缓慢，在他的举止里有一种醒目的尊严感。中国的大多数老人都有这种尊严感，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要求无条件尊重老人的文化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李神父一样，还多了一种自豪，不仅来自他们活过的岁月，还在于他们在那些岁月里所吃过的苦。那些苦难的岁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后。
在半个多世纪里，李神父在涪陵当着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这时间都够长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则是永恒。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国传教士转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离重庆不远，而李海柔是一个小店老板的次子。十一岁时，他被送到了重庆一家法国人的教会学校，然后，他在成都学习去做一名神甫。他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和其他年轻的神学生一样，他梦想着去罗马学习。有些人被送去了意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岁时。三年后，他被派到了涪陵——偏远，落后，一个贫穷省份的偏远角落。也许，在另外一个年代里，这会是一个很平静的职位。但在那个世纪中叶，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平静的，抗日战争后接着是内战，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而有些斗争触及到了重庆地区几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他的弟弟，发现自己在内战中站错了边，逃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他结了婚，做了名教师。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务于三千教徒，跟两个法国传教士一起工作，等待着革命的涟漪由长江的河谷传到涪陵。然后法国人走了，波纹抵达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继续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说，“起初的麻烦在于，天主教被当作是外国的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麻烦更大了，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起初他们要的是停止外国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发送到了乡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约七十英里远。那里的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足够吃的，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那是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有一只大锅，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一个人放点米，另一个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是斗争。人们变得更穷了，而你变得越穷，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间教堂旁边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像许多的中国居室一样，这里的装饰很是奇特：一个空空的鱼缸，一只塑料的唐老鸭，一个小小的玛丽像，一个再小儿点的圣诞老人像，一只电子钟，用普通话报时，在李神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大照片。
黑白相片里，两人微笑着，中间隔着几杯茶。他们所坐的都是躺椅，这情景，说是在一间四川茶室里也不出奇。但这照片明显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末期了，当时邓小平已经从这老人的政策里吃够了苦头，无疑，在这场会面中，有些情感是被照相机所忽略了。而在李神父简单谨慎的谈论往昔中，也肯定有一些情感没被反映出来。但当他掠过那照片时，他眼里闪了道光，接着，他摇头，继续他的故事。
“在乡下我没了我的法衣。我也没有一本圣经。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玫瑰经，是以我每天念三遍玫瑰经。我在1955年回了涪陵，但我不能回去教堂，因为它已经被关了。我无法再做一名神甫了，是以我被派到了码头工作。那是清洁工——拖地，扫地，清洗码头。我一个月挣二十四快。钱很少，你知道。
“我经常对我自己念弥撒。我们不允许有教堂，但我可以一个人独自念弥撒。可一旦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连那个也不能做了。红卫兵把教堂变成了一家袜子工厂，而且他们总是在监视我。我没坐牢，但我总是被监视着，而红卫兵叫我做很多事。我经常戴上高帽，给他们批判，他们会逼我跪下，低头，像这样”——他微微低了下头，笑了一声，他回忆文革时，总是那么轻笑着。“他们押着我在街上游行，戴块牌子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我会这样戴着牌子，前胸后背，上面写着大字。”
他在面前的桌面上写着那十个字，一笔一画，用一只蘸了茶水的手指。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说话时的常见动作——因为许多字都有一样的发音，一次谈话有时会要停顿，说话的人会写下那个字来让外国人明白。他们会在空气中写，在手掌中写，用茶水写在桌上，而看中国人这么做时，你就意识到这真是独特的语言文字，而它的文字真是是关于形状的——不仅是声音，或者字母的组合，而是有形的东西，可以碰触，可以摆弄。在那个情形里，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众场合。但李神父没有再说下去；他只是在桌上写着那十个字，然后热水蒸发了，文字消失了。
“有三年情况特别糟糕，”他说。“尤其有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有四个红卫兵成天看住我，每天有五次他们把我拉出去游行。”
我问他是哪一年，而李神父停顿了一下，轻轻说着什么，望着空气。但那日期没有出现，最后他摇摇头。“我没法肯定了，”他说。“但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在斗我的时候，红卫兵们向我扔东西——水果，或是什么硬的东西。他们都是学生——他们都是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他不再笑了。他的眼睛变硬了，他指向了毛泽东的照片。“这是他的主意，”李神父说。“他的错误。当邓小平掌权后，事情不同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很可怕。我的身体没有受到很大伤害——但那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我总没有足够吃的。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米粥。许多中国的神甫都死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因病而死；我们没有足够吃的，而且我们成天得不到休息。在重庆有许多人死去。”
他再次停顿下来，数着，但这次数字很快就出现了。他在想着过去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受难，因为这个，他的意识清楚了。但在他开口之前，还是有很长时间的停顿。也许在他的脑子里，他见到了那些人的面孔，他们是如何死去的，而他也几乎死去。他的眼睛因回忆而显得渺远，然后他再次开口了。
“六个，”他说。“在重庆有六个神甫死去。”
但李神父不似祥林嫂，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他并不对现在的共产党抱怨什么，而且他很真诚地说它的政策是不错的；的确，事情比从前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教堂修复得不错，而且它还获得了政府的免税待遇，它还给李神父提供了每月两百元的生活补助。神甫被允许做弥撒了，而他的教友们可以参加弥撒而不用担心麻烦。周中的仪式用的是拉丁文，而礼拜天的弥撒用的是方言。
在一个普通的礼拜天，会有五十个信众来，主要都是女人，都是老人。很少会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来。在教堂里不会举行婚礼或做洗礼——只有葬礼而已。
当然，那儿也有很多的规则限制。传教的工作在中国乃是非法的，而与罗马建立官方的联系也不被许可——一种自满自足的情绪，让中国与梵蒂冈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五个世纪，不太可能轻易改变。
“我们个人可以去承认教宗，”李神父解释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可以去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怎能称自己为天主教徒？每天我们都向他祈祷。但我们和罗马没有经济关系——他们不会给我们钱。而且我们和他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教宗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现在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了中国，那么他就可以来了。但即便如此，现在中国的神甫也有人去罗马拜见过他了。今年教宗去了古巴，距离他上次访问古巴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那次访问进行的也很好。也许将来他会来到中国。”
这些是很遥远的话题了，而李神父看似对他在涪陵所面对的问题更关切得多。他担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为了四川神职人员的短缺而担忧，这里120所教堂里，有70个神甫。他也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信徒太穷了，给不了多少支持，而自从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后，来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相比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些又都算不了什么。他曾目击过抗日战争，内战，解放。他曾经个人经历了反对外国教育的运动，以及破除迷信的运动。他曾见到法国人建的老教堂变了袜子厂。他曾经见过丑恶的字眼挂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见证了教堂在1981年重开，而在头一个礼拜日里，他见到了不到二十个的，紧张的人来做弥撒。现在涪陵地区有了超过一千名天主教徒，虽然每次来参加仪式的人数很少超过五十个，而对于一个像李神父那样的老神甫来说，这已经很满意了。其他人还没有他那么幸运。
但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毛泽东的照片还是让人感到奇怪，那个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制造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