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
今晚，他们都很疲惫了——他们就像小孩子，被允许通宵不睡，而结果，在兴奋中，他们到了晚饭时间已经透支了精力。阿莱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诉我她想回宿舍，但门已锁上了。没人可以回去睡觉，直到香港回归了。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入了一个有电视的房间。所有的灯全熄了，几乎有一百个学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电视屏幕。我四处寻找丽贝卡，见到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屏幕的蓝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光。
好几天来，香港一直下着阵雨。仪式继续着，就像屏幕角落里倒计时的钟那么稳稳进行，而当江主席亮相时，学生们欢呼了。他们第一眼看见中国旗时，鼓起掌来。他们向查尔斯王子大笑，对着那些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旗手大笑。当午夜那一刻如闪电到来时，学生们狂叫，而红旗升起，中国国歌开始奏响，教学楼里充斥着欢庆的轰鸣声。
在午夜后有演讲，江保证在特别行政区，经济与人权不会有所改变。在香港，仍然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穿过了木槌球场，有几个学生以他们的方式在庆祝。他们在阴影中，借助着夜的帮助。
＇1＇ 译注：关于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国家里显然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在西班牙时碰到的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的种族问题，我当时回答说许多中国人没机会见到多少外国人。现在想来，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将来的问题。当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入国。在西班牙的经历中，我也感觉一些对外国人的冷淡，当然西班牙绝不算很特别。
＇2＇ 译注：我不太赞同何伟在此处引用鲁迅的话。这种评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带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鲁迅虽然是一个重要作家，却不能算视野开阔，有长远眼光的那一类。而他过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视野。那些夸他或者俄罗斯的某某为“民族良心”的说法，也堕入了此中。何伟的家庭有一些教会背景，他身上也不乏传教士的传统精神，让他也显得偏重道德思考。过多围绕着崇高道德打转是不行的，历史已有许多明证。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当然有道德的成分，却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发展法治的力量。
就历史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味光荣无瑕的。何伟应当加以更多的同情与体谅。西方宗教狂热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国所未曾有过的。只是西方人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大有改善，这个中国人倒是可以借鉴学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理解何伟的态度。我们谁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3＇ 译注：何伟对丽贝卡的评论有点让人奇怪，为什么他就认为这男孩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呢，注定不能成为一个人物呢？大约还有些是他没说出的。在中国，学业不佳的男孩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对于丽贝卡来说，也许他连这个才能也不具备，而何伟当然也不重视那种生意上的成功。
而关于中国的改变，何伟如此关注这一话题，倒是叫人颇为感动。这是基于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关心。许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了解这一点，西方人中的确有许多是不那么政治利益化的。不过何伟只关注到几个点儿，对于经济，以及经济相关话题，他没什么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代所写的书，译本名为“北洋之始”，对中国丰富全面的记录，叫人叹为观止。但何伟对个人故事的深入描绘，则更为难得，罕见。
第二部
7 夏天
延安看似一场大雨就可将其冲走。黄色的尘土盖住了这个小城，破碎的山丘上如麻点般布满了椭圆形的洞口。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依旧住在山洞里。那些洞穴中有电视，冰箱，卡拉ok机。延安的北部有一些村庄，那里的学校建筑与政府办公室挖入了干燥山坡上。在这片夏季炽热而冬季严寒的土地上，洞穴生活乃是一种明智的方式。
中国北部的这处乡下，荒凉而难以接近，然而却有种怪异的美。而这正是我想要的，在一年的四川生活后；这里和四川的那种翠绿稻田，烟笼雾罩的河流，区别再大也没有了。延安的空气干燥，在多尘的山丘上，总是朗朗的蓝天。
这个夏天我是自由的。和平队将赞助我去西安学一个月的汉语，但那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如今，我游游荡荡，到了陕西的北部。某些意义上说，这里曾是当代中国的心脏，至少在政治意义上，因为在1935年，长征正是在这里结束。自从我抵达涪陵后，我听说了关于长征，以及延安岁月的故事，我知道陕北对于中国共产党抵抗国民党，以及日本人，都曾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读历史中，我了解到，这片土地并不那么脆弱；这些山岭可见过远比大雨可怕的东西，但它们依然矗立在这里。
靠近延安革命博物馆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富强。”我花了十块钱，看了博物馆的收藏。毛泽东坐过的马被填了料，如标本般在展示中，同时还有毛用过的大刀，马鞍。那儿有一首毛泽东写的战争诗歌，以他风格鲜明的书法。那儿还有重要战争的地图，以及曾住在延安的革命人士的照片。这里没有多少游客。装了玻璃眼的马叫做小青，站在那儿，似乎状态有点不佳。
看着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给毛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处，一个女人在打毛线。
“毛主席是在这儿娶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的。”工作人员说。
“你这儿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简短回答，然而继续回去织毛衣。
在枣园公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儿有着毛与其他红军领袖住过的洞穴。刘少奇的洞中有他与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与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见了。她是一个历史上的复杂人物，而所有关于她的历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盘，一个书架，石头地板。在入口前方，游客们可以穿上灰色的战争制服，拍下照片。少女们格格娇笑着，爬上马，挥舞手枪。
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西安的，四十多岁的铁路技师，他说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女儿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课。她才八岁，留着麻花辫，穿双纪念香港回归的塑料拖鞋。“年轻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亲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带她来学习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对革命怎么想，我回答说大多数人不了解它，这是最安全的回答。当外国人说道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们总是挺高兴。技师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作为结束交流的礼貌方式，他严肃道，“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我说。
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
“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
“中国会不一样。”
“怎么样？”
“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
“那些地方是怎样？”
“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
“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
“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
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
“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
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
我的头脑开始清醒，我也看清了这些人多么年轻——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着宽大的制服。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把有中国签证的那页翻给他们看，他们喜欢这个，因为能读得懂。他们翻完了剩下的页面，还了给我，微笑着。
“一切都还好么？”我问。
“是的，”一个人说。但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床上的我。有一阵很长的沉默。
“唔，”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了。非常感谢。”
“谢谢，”他们一起说。他们最后长长看了我一眼，出了门。我锁好门，回去睡觉。
去榆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个小时。没一本导游书对它谈了多少，除了说外国人被限制住在两家很贵的旅店里。榆林是在陕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内蒙古，我是为了那儿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变得益发荒凉，狭窄的峡谷两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边的河流只剩了一条小溪流，在炎热中，所有的生命都以这脆弱的流水为中心：农民们在打水，女人们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浅浅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农田，装饰以满是尘土的标语牌：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质量。在这种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说明，而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则说明了更多。
在五个小时后，我就看够了。这里的炎热乃是残酷的，整天都只见尘土，公路在建设当中，而破烂的巴士上拥挤不堪。但除了继续坚持外，无事可做。几乎我在中国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还知道在回程时我依然要体验这个，而我无疑要在榆林付出一个荒唐的价钱，去住外国人住的三星级旅店，我真希望我没来。
我在日落后抵达了，见到了一家汽车站边的廉价旅馆。我的导游书上说，这里只限中国人住，但我想试试看，反正没任何损失。在我走入时，工作人员惊奇地盯着我。她慌乱地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回门口，她的双眼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仿佛吓傻了。
“我能说中文，”我说，而听到这个时，她的震惊让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最后，她恢复了一点，问我想要什么。
“我想住在这儿。”
“外国人不能住，”她说。“你得去另外一个旅馆。”但她还是那么震惊，态度并不粗鲁，不像那种拒绝给你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这让我想出了个点子。
“他们已经修改规定了，”我说。“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一样住了。”
她的眼睛恢复正常了，但她还在听着。我找出我的汉语课本中的一些词汇来。“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法律，”我说。“在北京，他们修改了法律。你听说了没有？至少对于教师来说。外国教师可以住在中国的旅馆里，因为我们住在中国，而我们的工资和中国人的一样。看——这是我单位的卡。”
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辆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儿，长城从沙漠里穿过。游客们极少来看这儿的长城，因为它没被修复过，而陕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导游书中没有提及长城，但我有份地图上，清楚标出了这处遗址。
的士车把我带到了一处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处，那儿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终止，而是沙漠的开始。从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视野延伸出几英里之外。偶尔那贫瘠荒芜被一丝绿色所中断——一排树木，一块孤独的田地——然而绝大多数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无垠的发呆的天空。早上九点，太阳已经很热了。我望向那片空无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线，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里筑墙。即便这里没有蒙古人的威胁，光是这片土地那单调无聊的可怕，就足以让你要建点什么了。
墙在碉堡的东西向展开。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在甘肃北部的山岭之中。东向，遗迹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黄海的岸边。所有人都说这两处终点间的长度大概是超过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处正中；但这长墙未被完全测量过，没有人知道其实际的长度。我站在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热浪，我决定走向海洋。我系紧了我的鞋子，沿着遗迹东行。
大多数的墙只是三英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