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系的人们猴急急穿戴完毕，冲上舞台，又唱一遍刚刚被唱过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声，所有的衬衫都被沾上了汗渍，所有的观众都通晓了所有的歌曲。音乐系获胜了，一如往常，而英语系位于倒数。关于长征，并没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并非竞赛，而涪陵队的返航乃是长征季节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步行了超过一千英里，在中国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后，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学生十三人，教师二人，他们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以及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个人物，一个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声，给他在涪陵赢得了一个坚忍不拔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人。有几个女学生也想报名参加的，然而学校考虑决定说，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聚会的一星期前，李校长去了一趟延安找长征的学生，因为在近结束前学生们碰到了麻烦。
“学生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问到发生了什么，英语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译）说，“我想他们是没钱了”。这确是实情，他们的钱用完了，虽然有宏声牌香烟的赞助，这是一个本地的香烟品牌。在我看来，这实乃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去纪念中共的历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后在延安堕入破产。
但李校长有办法救他们出来，现在学校的整个学生集体聚集于前门的广场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师范学院，有两千个学生，于1977年开设，属于文革摧残了中国教育体系后重建的众多学校中的一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类的学院位居底层。课程要花三年修完，学历要低于本科，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民家庭。在毕业后，他们将回到家乡，在那里的农村中学教书。
对许多学生，尤其那些新生来说，学院乃是叫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与涪陵的主城区仅是乌江一邻之隔，很少学生曾在那么大的城市里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看，有竞赛，周末有舞跳。时常会有类似欢迎长征同志的政治集会那样的活动，现在，学生们带着热闹的期待，叽叽喳喳着在广场上说笑。
有一组八个女人在门口立正。她们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在胸口上别着红色的校徽。她们被称作招待员，是从学生团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无一面带微笑。她们代表了学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势站立，优雅的步态行走，为权贵们斟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些别的：这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课时听说如此。其中一个老师来自东北，一个脸颊骨高高，说话温柔活泼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双手捧着一壶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师，虽然她从未去过涪陵，却很确定那里女子的美丽。
“这是因为山水的缘故”，她说，“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还碰到了一个涪陵人，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有时那儿的人脾气不好，”她告诫我说。“那是因为太热，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山。”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涪陵市长第一个到来。他坐在黑色奥迪的后排，由司机送到学院大门。走出车门时，他向鼓掌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来了，给他摄影，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热中愈发显得肿胀。他快速穿过广场，走向亚当和我，和我们握手，说欢迎我们来到涪陵。
这是我们在涪陵参与的活动中时常碰见的，每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刚到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的那天，我们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随便地穿着短裤和t恤，我们只是由于好奇才停了下来。参与如此重要的活动而穿着不当实乃愚蠢的错误，我们本可表现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理解到，在这里，想要做个旁观者可着实不易，往往我们本身却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
当长征的人们抵达时，校园的大喇叭里大鸣大放出爱国音乐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胡子拉碴，肩膀上挂着旧式的军包。领头的人举着褪色的红色横幅，上头写有学校及宏声牌香烟的名头。他迈步穿过那些招待女孩。女孩们被分为四人一组的两排，齐步走着，她们的头坚定高昂，眼睛直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的长征队员们纵队跟随着领头人，带着骄傲的微笑，向群众挥手。每个人都在鼓掌，观众们跟随着长征列队进入了礼堂，哪儿挂着一道横幅：
热烈欢迎涪陵师范学院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伍胜利归来
亚当与我急忙低头弯腰躲入礼拜的后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在咬耳朵议论，转头盯着我们看。他们的注意扩散出去，很快整个礼堂的人们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我们尽量沉入到座椅深处，棒球帽低低压住我们的脸。仅过了一阵儿，窦副校长就将我们领到了台上。他也着实别无选择，否则观众的注意力将被分散。保证人们都集中注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时常被融入到当地的活动中去。
我们被安置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身边。人群发出哄笑声，而长征队员们鼓起掌来。招待员给我斟茶。我低下头来，努力想把光着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干部们发表演说，鼓励长征队员们，提醒大家记住那光辉的历史。演说都非常强劲有力，类似老电影中的独裁者，而其中窦副校长更是无人匹敌。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头，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轻盈的手臂颇具麻雀般的质感。但他对着麦克风干活却是相当了得，开始很轻柔，很平静，好似给一群小朋友上课；现在大声起来，逐步加快手势的幅度，一只纤细的小手向着群众挥舞过去，仿佛似要谴责他们；最后他咆哮起来，手臂挥动如打桩，眼珠快要迸出，扬声喇叭在胀大，演说者和他的听众们此时平等了，团结成为了同志，成了爱国志士，人民公仆；观众们站起身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到他说到了我和亚当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他宣布说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这是中国人对“和平队”的称呼。人群又爆发出一阵轰鸣，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志了，一起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长征队员们都骄傲站立着，每个人胸口都醒目地别着一条丝带与一朵红色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丝带；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站立于台前等候的一个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腰，热烈和我握手。我道个歉，给他别上丝带与花，尽快的，希望能减少聚光灯对我短裤的关注，但人们又度欢呼起来，我挥手致意，掌声又再响起。我坐下来，脸红耳热。
在庆典过后，他们拍了照片来纪念此次活动。在照片中，长征队员们与干部们骄傲地站成三排，每个人的位置都精心设置过，那褪色的红色横幅以过去的革命组织风格在空中飘荡。长征队员们身着干净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红丝带。他们没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干部们站在头排，跟亚当和我一起。窦副校长与魏书记面带微笑，而亚当和我则尴尬地咧着大嘴。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着一件很旧的灰色t恤，我们的光腿破坏了一排整洁的裤队。其他的干部没一个在笑。相片中没一个女人。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我想把这照片展示给朋友们看，给他们讲述故事。但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去解释说后文革时代的学院在纪念长征，和描述说大山如何变为梯田一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次政治集会，而我们的参与纯属意外，因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队的志愿者都不为共产党的集会所欢迎。我就只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关于那照片的故事。
当然，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是一个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又不是；中国是共产国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
在中文里，peace corps乃是“和平队”，在这三个字后面有更多的含义。在文革期间，当反美的宣传抵达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说了很多——说它乃是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你最不可能爱上的苦活儿）。这些话如今不大说了，但其回声依旧袅绕，是以“和平队”这个词儿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但中国语言，和其人民一样，明晰政治的风向。当和平队在1993年来到中国时，另一个名头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些字眼更复杂，而内涵却无疑简单多了。学院的权威指示我们的学生不得使用“和平队”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这么做了。带着一个委婉的工作头衔，我来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院，在这儿，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则无所不见。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队收到了我们的简历信息。
“我看到说你会玩网球”，张书记说，“你肯定打得很好。”
亚当曾经在夏令营里任职过网球教练，而他迅速摇头。“我打得不好”，他说，“我已经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咧嘴，抓牌。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男人，理着平头。我们花了一个星期对他建立起两点认识：他是英文系教员中篮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里最高阶的干部，作为党的书记他的权力遍及学术，纪律，和政治议题。他那种人不大说话，而他开口时，就有事儿要发生。现在，他看看牌，身体前倾，看着亚当。
“学校”，他轻声说，“决定要给你买网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这宣言的回响。但问题是，这网球怎么买？好一阵儿后亚当才决定如何回应。
“学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说，”我很感激你们愿为我们做的，但这没必要。你不用给我们买网球，张先生。
张书记笑笑，甩出一张牌。
“魏先生”，他说，“想到你或许想玩网球。他想让你跟皮特都快乐。”
魏先生乃是整个学院的党的书记，作为校园最高阶的官员，他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关心和平队员要不要打网球。亚当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说他没网球也很快乐。但张书记态度坚定。
“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第二天，网球并没有出现在亚当的门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这次谈话。我们两人一起，尝试和校方沟通。这种努力，在未来的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其结果良莠不齐。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间接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有时，它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正相反。
我们和艾伯特谈了，我们和张书记谈了，我们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员谈了。我们说网球很贵，而且我又不会打，事实上亚当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厌倦了网球，只想给自己放个网球长假。这运动很没意思。篮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事实上，我们的话没讲到那个份儿上，但我们尝试了一切手段，一整个星期我们都在活动，坚决反对买网球的事儿。
在我们的公寓楼边，有一个木槌球场。无疑这是校园里最好的一块地儿，也是我在中国所见的最宁静祥和的地方。在一个拥挤的国家像这样的地儿不多——一块除了享受愉悦外别无用处的土地。一排树木洒下阴凉，平整的土场光滑完美。它被维护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师与工人们来木槌场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间隙。他们玩得真好，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比赛——那球随心而动，好像魔术师手中的牌，技艺纯属而显得和谐安静。这是每日一次的展览，退休的人们犹如艺术家——他们把槌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块地的面积，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佛。
这头几个星期里，为了它，我们一直心怀恐惧。我们的阳台正可俯视球场，每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探视，害怕见到工人，见到铲子，梭子，铲土机，炸药，一切可能和买网球相关的东西。我们真是深深地恐惧着。不确定性乃是最难受的部分。买网球，好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涪陵显然是一个很可以把抽象变为现实的地方。看一眼三峡就足够说明了。
但到得后来，网球并没被买来。饭局宴请在四个星期后也结束了。在一个月之内，校方不再给我们买东西。不久后，我们就如宠坏的小孩般开始抱怨，说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但我们只对自己轻声咕噜几句，在我们高据于校园的干部公寓中。
槌球声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轻柔的敲击声，落在硬土上的脚步声，那轻轻的拍掌和笑声，人们玩得不慌不忙。这声音乃是最能抚慰神经的，时常我坐在阳台上就只是听，槌球声的背景音是不连贯的蝉鸣与乌江上传来的杂音。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的火车卸下沙子。离我的公寓一英里远处，乌江消失在长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时的，我会听到大江那儿传来一道孤独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全是声音。这是一个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