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
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
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
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
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江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
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
“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毛主席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
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宏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
“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
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什么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当然，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次。”
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在很久以前写道：“现在，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这是不错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所有的风姿，美感，以及诗意，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
毫无疑问，对密西西比河上大坝也曾发出过悲鸣的马克吐温，看到长江陷在水泥高墙之后，只会更加悲哀。但这个涪陵船夫只是个船夫；他的兴趣在运货，而非大江的知识，历史，或诗歌。当我问到大坝时，他只耸耸肩；对他的生意不会有多大影响。最大的区别是他得通过新的船闸，一共八个步骤的过程，大约要花上六七个小时。但那也不是问题，无论如何，他这个人，一直在江中挣扎奋斗，也一直在忍受这河流。在一个小规模的意义上，他每个月都要驯服长江一次，而更大规模的的驯服也不会让他多么兴奋。
“那堤坝非常之大，”他说。“你见过了吗？自从分流之后，情况很好。现在我们要从边上一条航道过去，像这样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画着：弯曲的新流向，干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无兴致看着他画。太阳落到西面山岭之下了；空气变冷。乌江上现在没有船了，黄昏的睡眠泛起紫色。
船舱在空中的余光下反出白光。男人们继续说话，老板解释道，他从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电视台，当技工。“那工作不错，”他说。“工作环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决定要变一变。我在１９９３年买了这船，花了超过四十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样——我们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船主自己决定去那儿，去多久。那很好——我们有自由。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一次，然后在涪陵休息。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和其他工人的家乡。去看看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们住在这儿。”
他挥舞着香烟，动作很大——他指向江东区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区灰色的建筑，和初上的灯光。那灯光在未经驯服的乌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带，显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冲入了棕色的长江，向东而去，经过三峡，经过毛的家乡，经过江阴，在那里，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经过了上海那泥泞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东海。
5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她说。“邓小平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
“噢，”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小平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
毛泽东 七人
邓小平 四人
周恩来 四人
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
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
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
虽然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
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
当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毛泽东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1＇
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