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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乃是关于一辆载货三轮车，他用四川话说而赛老师翻译。这故事的发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没法听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游荡，直至我发觉自己看着那个随着王老师来的小个男人。我已经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则面带微笑。他说着什么，但我不能理解；他说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么也没有提高我们两人的语言能力。最后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话，一个个音节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你说什么？”
“莎 士 比 亚。”
我摇摇头，他重复了好几遍，做着读书的手势。最终我脑中闪过一道光。
“莎士比亚？”我说。
他大笑起来，竖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点头，又道。
“马 克 吐 温。”
“马克吐温。”
慢慢的，我们从梅尔维尔，诺里斯，欧康诺，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猜诺里斯和基弗。我们没什么别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没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虽然他尝试沟通说他尤其喜欢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梯格，那大约是美国唯一一部关于牙医的好小说了。现在美国几乎没人读诺里斯了，但这里，长江的上流，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结束了他的三轮车故事。即便我错过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个小时跟三轮车夫讲价，后来发现他就在旅馆的门前。所有人都对这故事大笑。因为翻译的缘故，他们意识到赛老师还在这里。
“喝，”张书记说，指向赛老师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赛小姐！”
“赛小姐！”
最后他勉强又喝了一杯。很明显，宴席将散了，王老师对亚当与我举起了杯子。我们也举起来。
“为了书，”我说。
但王老师脑子里有别的考虑。他对我很严肃说了句话，赛老师翻译了。
“王老师，”他说，“想要你为学校的杂志写点东西。”
我们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冻住了。
“具体意思是说？”
“他想要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的还是英国的？要多长？”
他们快速就此讨论。我们的三杯酒还举在空中；无疑这是请求当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间。
“美国的好些，”赛老师说。“只要一万字。”
我屏住呼吸。“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够写那么多，”我说。“告诉他我可以写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这是我在牛津时所学的。或者莎士比亚。但其他的就很困难。我在这儿没有多少笔记。”
又一阵讨论。我的手臂感觉很沉了。王老师点点头。
“狄更斯，”赛老师道。“一万字。”
我们干了这杯。白酒的味道开始变得恶心而危险起来，在酒落腹中后，我开始颤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里总有个要点，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现在，我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但我并不抵触；至少现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几分钟来威逼赛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脚步踉跄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会忘掉这篇文章，但一个星期内，提醒就静悄悄地出现了。我拖延时间，解释说我忙着教书，但我开始接到信息，传达王老师的最后期限。最后，我坐下来，写他希望我写的，一篇关于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尽快地写。讨论说狄更斯根本上乃一个中产阶级角色，他喜欢描写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他希望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这些题材乃是很好的创意资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谴责狄更斯走资本家路线。我喜欢在一篇文学随笔中用到这个字眼。否则，这篇文章写来便索然无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许多的描绘，以望填充字数。赛老师得把它翻译成中文。一整个星期，他为这该死的东西努力奋斗着，跑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着他的头。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举办了一场公路赛跑。这是第二十二届迎春长跑，城里所有的学校和单位，相互竞争。比赛前的两周，傅主任问我可要参加师专的队伍。他看上明显紧张，因为教员篮球赛那事还过了没多久。
“你要理解，”他说，笑得很不自在。“那儿有很多的农民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不懂什么运动精神，也许有些人会比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来，从没有外国人参加过长跑。他们欢迎你参加，但我想情形会跟美国不同。”
我能看出来，如果我不跑的话，傅主任觉得情况会简单些。有那么阵儿我考虑不去参与，因为篮球比赛的事儿在这个本来还不错的学期里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低点。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都已经够公开的了；没有理由再去寻找更多观众来围观。
但在赛跑中没有裁判，而且这不是项身体冲撞的项目。群众会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动。这不会和美国的长跑有太多的差别——即便真是不同的话，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至少一次吧。我告诉傅主任我想参加。
他解释说每个运动员都要参加身体检查，在比赛的一个星期前，我去了学校诊所拜访医生。那是一栋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场边上，它是校园里保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时学校是所高中。
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项检查后他都微笑，告诉我说很健康，而我则谢过他。然后他领我到边上一间房子，那里有一样脏脏的白色仪器挂在墙上，盒子一般的形状。傅主任说，“现在你要做个x光胸透。”
我在房间的入口停住脚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说。
“没问题的，”傅主任说，微笑着。“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说，我望着那脏脏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这个x光胸透。“为什么要做呢？”
“参加比赛的每个人都得做，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每个人？”我问，而他则点头。我问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超过两千五百人。”
“而他们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说。“这就是规矩。这很安全的。”
这荒唐的说法叫我惊住了——在这个人均月收入大约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参加四公里跑步的两千五百人都做个x光。我怀疑真实情况如何：学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约害怕我在比赛中途倒下死掉，而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传递类似命令的任务总是掉在傅主任头上，而有时他的表现更似过滤嘴而不是翻译者。这项工作很讨厌，很不好做，而我总是为他感到难过，遗憾，当我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时。但我对他的状况无能为力，现在只能尝试寻找一个有技巧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绝x光的态度是坚决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缩，说这程序其实并非必要。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医生带着期待观看这一幕。最后我告诉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给成都的和平队办公室打电话。
我尝试打了电话，但医疗官员不在。我在卧室里坐了十分钟，读了会儿书，然后我回到了诊所。
“我很抱歉，”我说，“但和平队跟说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没问题，”傅主任说。“我刚和管理竞赛的人聊过了，而他们说你不做也可以。他们会给你个例外安排，因为你是个外国人。”
我谢过了他，为造成的麻烦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们两人都握了医生的手。他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关于比赛的开始时间，没有时间表。运动员在出发的区域聚集，没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点钟，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什么时候讲话结束，比赛就开始，而官员们把时间拖了又拖，起点线重复被冲破，人潮汹涌。一小部分人会抢跑，其他的群众跟着作出反应，然后警察叫每个人退后。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边的人推挤，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点线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那儿有一个在建的新公园。线的整个左半部分笔直朝向一个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条狭窄肮脏的马路，那是运动员们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儿离起点线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众在那么短距离内排成队列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运动员们安全通过了，道路会立刻出现一个九十度大转弯，将导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此乃我的竞赛生涯中所见的最危险安排。我有点想退出，部分为我的安全着想，但主要是想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来观察这场灾难。罗伯舒米兹，另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在这个星期来访，他和亚当拿了相机，兴高采烈在马路那头等候。
师专的队伍在起点线右侧位置，径直对着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体育生，通常我们是竞赛中最强的队伍，和太极药厂并列。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起，等待出发枪响。这是个凉爽的早晨，冬天的雾气低低悬于城市上空。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继续讲话，警察有点控制不住人群了。要么他们启动比赛，要么比赛就自己启动了，最后，有一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个。他鸣响了枪。
这里是中国。混乱，噪音，肾上腺素；害怕，惊喜，和兴奋；一大群的身体，每个人都在大叫，喇叭在响，大地震动；我们所有人都发了疯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挤来清出空间；双腿抽动，乱撞，冲刺，留意着小幅度甩腿以免绊倒；有些人喊叫着跌下山崖，其他人滑过了第一个转角，避开那少数不好彩摔倒的人，他们的身体在地上滑动，头上是一片片的腿脚涌过。时间一秒秒滑过，每一刻都需要永恒的专注和努力。我们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飞下街道，冲过第二个转角，在新华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开始到上坡阶段了。整个情景依然因肾上腺素而动荡，但我意识到那永恒的起始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阶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场赛跑的开始阶段过后，总会有那么一阵的疏离之感，当成为大众一份子的那种幸福感结束了，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人，而且你将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赛。
我慢了下来。突然间我感觉累了；肾上腺素已经蒸发，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刮伤，没有瘀伤；不太记得我是如何安全通过的。我环视周边。我在领头的那一拨人里，大约五十人的一组，而其他人也逐渐加入到正轨中来，在那起初的忙乱之后。我们在稳健地爬山，步子逐渐放缓。我感到我的双腿回来了，那种失去知觉的兴奋感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在我的脚趾下，山丘陡峭。警车的灯在我们的前面滚动。前方远处，一群学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领先我们一百米处加入到比赛当中来，但警车驶过，把他们拉出了队伍。
整个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领先时，比赛大约过去了两分钟，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经跟不上了，比赛完结了。这是个差别很大的赛场——大学的学生，单位职工，以及，一些运动员，他们若是更多训练的话，可以成为好的选手——但他们全部都输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领先。
在任何大型的赛跑中领先都是种陌生的感觉。人们谈论跑步中的孤独感，但我总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特别当队伍拉开了，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在队伍当中，你通常会和其他运动员有一种团结感，即便大家是在竞争，而在前方领先，就没有这种幻觉了。那时，比赛成为了追逐——一个人对抗赛场中其他所有人——而我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而当你是两千多人中唯一一个外国人时，这感觉就更其孤独，沿着赛道两侧，观众在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回头望去。在我身后能看见赛场上的其他人——一道没有尽头的人流，一群黑发的民众。那主要的清道车已经慢了下来，我尾随在它的闪光灯后，不过几步之遥。我再次回头望去，以期记住这陌生的场面。山丘现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两旁排满了观众，我经过时，可以听到阵阵惊奇的声浪；他们在兴奋说话，叫嚷。“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而我想着：今天不要对我这样。如果你想要看看来自外国的人，看看来错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乱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狈的人，你往后面看。去看那些开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热气与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许多年里，我在许多地方都是这么样的，而情形永远是一样。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礼仪规则。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头处，我已经领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轻松。后半程乃是下坡，因为这是折返跑，我掠过了其他的选手。那些还没筋疲力尽的加入了合唱：“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一点妨碍不到我，因为在这四公里当中，我彻底找到了家的感觉。
通过这场胜利，我赢得了两套运动服，聚酯纤维的。两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样骄傲地绣在了胸口上。我还收到了一个证书，说“何伟同志”，我的中文名，赢得了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春长跑。竞赛的组织者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给了我五块，为我参加了其队伍。他们还为我的体检给了我一块半，叫我猜想若是答应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来我得到了二十六块半，花在了两个星期的午餐面条上。
我在接下来的那周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用一个头版故事做了专题报道比赛。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密苏里的美国教师，叫做h 艾斯勒的参加了比赛，而关于我比赛前的热身，描述非常详细。他们报道了在我头一个冲线后校方代表是如何的兴奋，还引用了另一个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话，他是一家药厂的年轻人，说道“如果这比赛在我军训后马上进行，我肯定能打败那外国人。”文章的结束语如下：
这比赛也成功地树立起了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我们的记者问道，“你对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比赛怎么想，”一个贸易学院叫徐成博的学生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比赛而让一个外国人拿了头名，我感到羞愧。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学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因为当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一个西南军校的老师说：“那外国人起跑时获得了领先优势，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只有我们投入到发展我们的身体中去，更多勤奋而科学的训练，我们才能看到获得冠军的那一天！”
这并非我所希望的反应，虽然我并不意外。在涪陵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广泛，而运动总会使得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这就是篮球在这里失败的原因，而有时我想参加这比赛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和平队的朋友们想说我至少不该尝试取胜。但我喜欢卖力地跑，就像这竞赛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去把涪陵的人们当小孩对待。我希望他们知道有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们看到，尽管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挣扎，至少有一样事情我能干得好。如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