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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大夫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Ｘ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
“嗯，没关系！没有骨折。”
又说道：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了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结果就会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就这样不了了之吧。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之后还被人误解。先生又接着说：
“您真是很幸运啊！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那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够进行自我保护啊。”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我的那张脸部Ｘ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是怪异，但是看到头部的正面照片，却是一张让人着迷的细长而美丽的脸部照片。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后脑勺扁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漂亮的圆形。我很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向先生问道：
“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型真的是我的吗？会不会是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
“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样的Ｘ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Ｘ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就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我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颧骨那里那个皮肤几乎脱落的伤口，先生凝视着那个伤口，说道：
“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称为‘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口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
“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这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的话，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肤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肤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道：
“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伤膏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从别的地方取下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但那样的话，大多也会留下伤疤，实在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
“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先生答道：
“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来，总觉得很是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
“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
“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孔来工作的。”
先生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么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了，在我脸旁边支上了一架显微镜似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儿怪，在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
“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
“睡觉的时候确实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先生说了一声“好的，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吧”，就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会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是异样。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是很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道：“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真是很少见啊，大人的这个地方也会受伤。”
不过医生还是非常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１４针，也许是１６针吧，最后医生叮嘱道：
“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医生的正脸，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穿上白衣服，显得非常和谐。
因为我对院长先生说了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上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绷带，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上面。”于是治疗就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有可能会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能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做《尼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以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且把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们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够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着。《尼诺契卡》这部戏曾经由格雷达·戈尔勃将其拍成电影，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的。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的时候，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
“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有多么能干，我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都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儿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够看出来稍稍有点儿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个鹅蛋脸型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生的叮嘱又来到了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
“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伤膏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的眼睛上方就像是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缝合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不过不久也就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得上。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道：“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地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啊！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什么的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
”已经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之上的那处伤，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还能看出一点儿来。不过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以后，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吧。我偶然和身边跟随我的人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了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而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下这个“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跑来蹦去，可是却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要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的礼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突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在报纸的正中央，可是谁知道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就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那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里，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就那样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面，只露着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着去学校。有一天，突然从我眼前的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一列临时货车，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我正走在铁桥上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的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用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货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货车。我的手臂快坚持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惟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勾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做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在山本有三的《路旁的石头》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可能还因为我的瞬间判断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我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且发挥想像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我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为了这个经常会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的播映室的搭脚处都不太稳当，而且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和宫本武藏①
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去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一些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会有游击队出现，还有的是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我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做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地就走了过去。有一位记者是个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的吧。
那么，我既然如今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这么问我，我
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的了。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有下雪，真是很让人高兴。
我是ＬＤ？
“爱迪生、爱因斯坦，还有黑柳彻子都是ＬＤ。”
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有人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从纽约寄给我的。那是日本的学者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居住在纽约的一位日本医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不管怎样，能够把你和那些人物相提并论，真令人高兴，所以给你寄过去。”——印刷品中夹着这样一封信。我看了不禁大吃一惊，究竟是为什么，要把我和这些天才人物相提并论呢
？当然，我想不出我们有丝毫共通之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令人欣喜，我也感到非常高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所谓的“ＬＤ”是什么意思。
后来，据说我的朋友的孩子是ＬＤ，朋友对我说：“要是你想了解ＬＤ的详细情况，就和我联系吧！”朋友还说自己参加了一个ＬＤ儿童的家长会。我一下子想起了上文中说爱迪生的那篇文章，不过当时百事缠身，也没有想要了解详情。不久，参加《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一位女演员有一个ＬＤ的孩子，于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ＬＤ。
ＬＤ是“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简称，日语中将它译为“学习障碍”，不过这并不太贴切，所以一般就直接称之为ＬＤ。我去书店的时候，发现各种关于ＬＤ的书琳琅满目，不禁十分惊讶。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彻子的小屋》的女导演在和那位女演员一起排练完节目后，回来对我说道：
“在妈妈们中间，都说黑柳女士是一个ＬＤ呢！”
不久，ＮＨＫ电视台的教育频道给我发来邀请，说：“现在有的日本孩子患有ＡＤＨＤ这种毛病，很多人士反映，在拜读了黑柳女士的《窗边的小豆豆》之后，看到黑柳女士上小学的时候被退过学，感觉黑柳女士小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中也写到了黑柳女士是由于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成为今天的黑柳彻子的。我们很想邀请您讲一讲小学的校长先生的事。”
我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ＡＤＨＤ就是“精力无法集中，多动症”的意思，据说患有这种毛病的孩子很多都同时患有Ｌ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不觉地，原来我是有这种毛病的？”就这样，我对ＬＤ的了解逐渐增加，不过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今年ＮＨＫ连续播映了四个晚上的节目《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是一套关于ＬＤ孩子的节目，我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看完的时候我已是泪流满面。我并不是自己想哭，只是泪水总也止不住，反正我是哭了。
我之所以要写《窗边的小豆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小林校长，希望在自己还没有忘记他的时候，把那些故事记录下来。这本书并不是出版社向我约的稿。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下了，突然又跳了起来，伏案奋笔，一口气写满了三张４００字的稿纸，这就是后来小豆豆那本书的第一篇《第一次到车站》。我曾经和校长先生约定：“等我长大了，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可是先生还没等到我实现这个约定就去世了，我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使是为了这个约定，我也应该告诉人们，曾经有这么一位校长先生，他真正地爱着孩子们，从心底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才能和出众的个性，他满怀着热情来对待孩子们。所以，书中也详细地写了我为什么进了普通的小学后不久就被退学了，妈妈费尽心思地寻找合适的学校，后来我终于进了校长先生创立的那所巴学园。
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会被退学，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精力旺盛的孩子，所以我坦率地写下了当时所有的真实情况。可是，我看了《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个节目以后，我却感觉到，在诊断了很多ＬＤ孩子的专家和研究者看来，《窗边的小豆豆》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