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在想的事- 第4部分

办法的。
本来是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不知不觉就把话题扯远了。因为我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创立的剧团，哪怕说上三言两语也好，就写了上面的话。这就是我创立聋哑人剧团的理由。
在听德莱斯汀乐团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件早已淡忘多年的事，那就是小时候爸爸曾经带我去看过电影《乐圣贝多芬》。那时候，从国外进口了许多描写乐圣的电影，比如像描写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看《乐圣贝多芬》是５０多年前的事了，电影的梗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一幕是，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变聋，破旧的木百叶窗“啪嗒啪嗒”大声响着，但贝多芬完全听不到，真是非常可怜。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最后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他躺在床上，这时音乐会上正在演奏着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和《欢乐颂》。音乐声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是从电影的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贝多芬无法听到这些。第九交响曲演奏完了，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可是镜头转到躺在床上的贝多芬的时候，立刻是一片沉寂，贝多芬就在这沉寂中悄然离世。贝多芬有一个品质恶劣的侄子，在贝多芬临死的时候，这个侄子还偷窃他的钱财。我还记得自己厌恶地看着那个侄子，心想：“他真是个坏蛋！”当时我就想，观众们虽然那么热烈地鼓掌，可只有贝多芬自己听不到，他以为自己失败了，临死之际心中充满了绝望，这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为他哭泣了很久。
听了德莱斯汀乐团的第九交响曲，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之所以要创立聋哑人剧团，这其中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原因。我的前辈和同伴的很多演员说过：“由于观众掌声的鼓舞，我才得以坚持到现在。”可如果听不到掌声呢？我真想告诉那些听不到掌声的人：“他们在为你鼓掌呢。”贝多芬在一片沉寂的世界中，还写出了那样杰出的乐曲，他真是一个天才。可是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他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这真是太可怜了。只是因为他耳朵失聪，不管观众们的掌声有多么热烈，由于没有人告诉他，使他以为自己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可，孤寂又凄凉地死去了。这真是令人叹惋不已！正由于我对此有了强烈的感触，才使得我日后与聋哑人交往，使得我创立了这个剧团。如今发现原因在此，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也许有人会认为，贝多芬虽然听不到掌声，但是《欢乐颂》在他的心中回响着，这已经足够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他，人们在为他鼓掌。
在小豆豆所在的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校长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先生说的只是“要一起做啊！大家要一起做啊”。所以无论干什么，我都和他们一起去做。但是，我如果不去听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也许我就不会想起自己是因为贝多芬的缘故而创立聋哑人剧团的吧。
另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我还有一个因缘，那就是如果没有第九交响曲，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父母就是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相识的。当时父亲是新交响乐团（即现在的Ｎ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主办者，母亲则是东京音乐大学（那时称东洋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学生。再稍微扯远一点。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日本总是到了１２月份，也就是年底的时候，音乐会上就要演奏第九交响曲呢？其实这一做法是由我父亲首倡的。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竟是出于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理由，现在的音乐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音乐家都非常清贫，尤其到了年底，不得不买过年的年糕，身负债务的人也不能不还债，总之，很需要钱。那时候如果举办音乐会的话，演奏第九交响曲就一定能够卖得出门票。因为第九交响曲中有合唱的部分，这一点太重要了，当时只要对各个音乐学校的学生们说一声，他们就会免费来参加合唱。即便不是父亲他们那个时代，我在音乐学校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好几次合唱，当然也是没有报酬的。据父亲说，学生们不仅不要报酬，他们还会对自己的父母、亲朋们说：“我要在日比谷会堂演出。”所以会卖出很多门票。一个人只要帮忙卖出几张，会堂的坐位就满了。所以，能够救急的第九交响曲总要放在最困窘的年底来演出。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对文化事业伸出一点援助之手的话，第九交响曲也就不必非得放在年末演出了。所以在国外，第九交响曲能够在人们喜欢的任何时候演出。
再说我妈妈为了参加合唱，和大家一起来到了日比谷会堂。那一天，妈妈穿着自己亲手编织的深绿色毛线衫和裙子，戴着绿色的帽子。妈妈那时候非常漂亮，从事电影事业的作家川口松太郎就曾经数次邀请她做演员。漂亮的妈妈穿上手织的绿色洋服，一定更加动人，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而另一方面，爸爸当时被称为“日本的海因兹”，是天才小提琴家，而且十分英俊。妈妈站在合唱团高高的台阶上，当然能够看清楚位于乐团最前面的爸爸。不过，爸爸能够从合唱团的众人之中发现妈妈，倒的确很让人佩服。而且爸爸还是近视眼呢！　

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指点吧？这一天两人相识了，以后开始交往，再后来就结婚了，不久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听到的第一首催眠曲就是《欢乐颂》。我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可是，也许妈妈的发音不太正确吧，也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得不准，反正我用德语唱的歌词仅仅是发音接近，但很不准确，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芥川也寸志先生就会哈哈大笑，直笑得落下眼泪来。
不管怎么说，我是在《欢乐颂》中长大的，这真是非常幸福。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我去了东德，到歌词作者席勒的故居凭吊过。席勒的故居比想像的要小，但我在那里再一次体味歌词的含义“在你温柔翅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感觉非常幸福。
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由伯恩斯坦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了第九交响曲。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看出这段歌词的重要性。
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第九交响曲，也许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了。我一边对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边在心中祈祷：但愿２１世纪中，真的会“人们团结成兄弟”！
“狗耳朵”事件
天气预报说东京这段时间要下大雪，非常大的雪！可结果一点儿雪花也没看到。不过，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好事，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大雪天曾经历过非常惨痛的遭遇。那天晚上我要在东京附近的一处地方演出，午饭我是在家里吃的。
在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个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的事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之前才吃饭的话，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４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　

那就没办法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的话，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那样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的。
就拿这一阵子我出演玛丽尼·迪特律的戏剧《玛丽尼》来说吧，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我是在后台上，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而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１５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我的台词达到了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丽尼》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丽尼的台词就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Ｂ５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的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遭遇惨痛的那个大雪天。那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吃过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我的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阳台上。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所以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了苹果出来。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而且苹果的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之前，先在苹果的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字样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惟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要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着。这时候我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在阳台栏杆上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只有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３０厘米的缝隙中才能见到天空。
我倾斜着身体，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楚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体斜得更厉害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看清楚才好。那时候我真是很糊涂，本来我可以回到房间里，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天空，可是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去看。当时我想要直接看到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一点我以前就发现了。就是在离地板２０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本来是为了预防发生火灾而用来隔断隔壁屋子的屏障。这个铁栏杆凸出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所以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地先跳过铁栏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地方倾斜着身体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情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刚才的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５秒钟。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５秒钟。可就在我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的时候，脚伸进了铁栏杆下面，“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了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嘭！”
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两只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里。在我的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看到鲜血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的冷静。随后我站了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那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正当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突然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掉了下来，正砸在妈妈的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由于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今天要是拍不成了，那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场景中重拍了，妈妈可不愿意这样。反正今天要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了爸爸等待着她的家中。这件事我还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当时我却突然想了起来。“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要是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了大脑，使我想起了已经淡忘多年的事情来。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地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似乎是抹布样的东西包起冰袋来，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是也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了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好像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却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是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被蹭破了，有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皮肤下的肉。上面的皮肤已是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一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能这么做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的嘴唇上鼻子下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就想，就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因为鲜血还在往外流着，所以我给平时去进行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位医生是内科医生，我向医生说了情况，我很认真地说：
“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
“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
“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
“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道：
“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理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一般。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很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滚到了一个椅子下面。因为是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起这个事件，所以我还是想能吃点什么。去医院以后，有一阵子会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所以我找了一圈，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糖放在了嘴里，正在这时经理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
“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但是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理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听了我说的话，她的眼睛像是真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
“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理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心里一定在想：“这样的话，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家好像都是摔倒受伤了。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着脸，一边立即被带入了放射室。我很是意外，但是我这种情形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骨折。在这种场合中，照Ｘ光片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