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
丈夫只手把吴钩，定须捷足随途骥，
意气高于百尺楼。哪有闲情逐野鸥？
一万年来谁著史，笑指卢沟桥畔路，
三千里外欲封侯。有人从此到瀛洲。
这是李鸿章赴顺天乡试途中的诗作，那年李鸿章年方20。人在这个年纪，都有种心雄万丈，睥睨一切的气概，觉得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果然，道光二十七年再试，李鸿章登了龙门，是科中进士者，还有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后来曾国藩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曾话及当时自己对鸿章等人的欣赏：“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末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140陈作梅141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末四君子。”142李鸿章后来亦自称“少从公（指曾国藩）问学”。143令人不解的是，曾与李父既为同年，且同住京师，来往应该是很密切的。但在他们的文集中，却不见任何往来的踪迹，而曾国藩当时的书信与日记中，也极少与李鸿章交往的记录。20世纪30年代，广益书局曾出版过一部《清代四名人家书》，收录了李鸿章九十通家书，其中颇多其早年从师于曾国藩之事。但这些“家书”，经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先生考证，均为赝品。144由于书阙有间，我们只能肯定，青年李鸿章很受曾国藩的器重，至于他们在京师期间如何交往过从，只能俟诸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后的新资料了。
羁旅于京师时，曾国藩还有一个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的朋友——罗泽南。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为湘乡县人。罗泽南“幼颖悟，10岁能文。家酷贫，溺苦于学。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145其祖父为了供他赴试，一件布袍，典当过七八次。贫寒之外，罗家还累遭不幸，“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即祖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励，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146罗泽南虽刻苦力学，但时运不济，是个十足的老童生。他自15岁开始应考，直到33岁时才以府试案首进学，41岁时方以岁试一等补为廪膳生，享受到公费补贴。在此之前，他一直靠坐馆授徒维持生活。在长沙贺家坐馆时，罗得以结识唐鉴、刘蓉与郭嵩焘。由此机缘，罗成为曾、贺两家的媒人，促成了曾纪泽与贺长龄女儿的婚事。曾国藩也是由刘蓉、郭嵩焘那里，得知家乡有这么一位学行优长的学者的。
罗泽南“高颧方颐，精力绝人。读书潜思力践，言动造次必以礼法。”147虽沉滞于科举，可学力深湛，“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致用）”。他以道德之士自期，在学术上“大率推本横渠（即张载），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勉强力行为用”。148其著作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罗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他抹上了几分悲壮色彩，而其道德学问更使之声名鹊起。远近学子，纷纷负笈从游。较为著名的有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此三人后来均从罗泽南赴援江西，战死于南昌城下。王錱、钟近蘅钟近濂兄弟，钟氏兄弟后随王錱从军，败死于羊楼司。此外还有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罗信南兄弟、翁筼登、易良翰、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潘鸿焘、左枢、杨昌濬等。而从罗氏讲学过从之友人，同县有谢邦翰、刘蓉、彭洋中、周牧、贺雍、魏万杰、淇长龄等；县外则有湘潭的王士达、王荣兰，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兄弟，长沙的丁叙忠，宁乡的刘典等人。149其中成就为一代湘军名将而位列封疆者，大有人在。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华、曾国荃赴省城读书，附课于罗泽南处。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为兄弟们高兴，此时他已从朋友处得知罗泽南学问德行俱优，堪为师表。“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即刘蓉，霞仙为其号）、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150又有“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之叹，说曾国藩与之神交，不为谬也。曾国荃对罗泽南之道德学问，亦极钦佩，在给曾国藩的家信中，称其为“吾邑伟人”，“叩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谈吐，则“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顽廉懦立”。
咸丰元年，罗泽南始与曾国藩通信。罗曾为贺长龄家西席，故为贺家女儿做媒，提亲于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国藩初不情愿，但因竹亭公坚持，终与贺氏做了亲家。而后，太平军由广西北上，围困长沙，全省人心惶惶。湘乡县令朱诒孙委托罗泽南、王錱、刘蓉等编练乡勇，以保卫乡里。咸丰二年底，丁忧回籍的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这部分乡勇就成为他属下的基本力量，罗泽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国藩麾下的部将。此后数年，罗或在省内剿匪，或出省与太平军作战，所向克捷，备受倚重，成为湘军早期的名将。罗、曾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此时，两人虽相知甚久，尚无缘谋面。
与曾国藩同为京师旧雨，且与其今后事业大有关系者，还有毛鸿宾、李元度、陈士杰、莫友芝等。毛鸿宾（1806～1868），字翊云，号寄云，山东历城县人。毛与曾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江南道御史、湖北道员、安徽臬司、江苏藩司，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后迁两广总督。曾与毛私交甚好，称毛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于曾国藩丁忧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与债务，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继骆秉章出任湘抚，为征战大江南北的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饷与兵员，是曾氏最终能够克成大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县人。少时肄业于岳麓书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后官县学教谕。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元度旅食京师间，闲从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为其字）、孙芝房、吴南屏、杨杏农诸公游”。154曾国藩回乡组练湘军后，李上书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转战至江西，李长于文墨，一直在曾身边综理文案。后亦带兵作战，官至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
陈士杰（1823～1892），字隽丞，湖南桂阳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贡廷试一等第一名，分户部任职为七品小京官。为人耿介，“敝车羸马，不喜造请”。同事中唯与阎敬铭相友善。“曾文正于朝考读卷时相知赏，又同乡先达以鉴裁自许，倾怀延接。”“咸丰元年，（陈）丁父忧，贫不能归。文正躬为办装，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并许之为“外朴内朗，干济才也”。155陈回籍守制时，适值桂阳土寇起事，陈为乡里所推，带乡勇剿灭之。曾国藩治军衡阳时，“闻公知兵，手书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军与太平军初战湘潭，建策者实为陈士杰。湘军克复武昌后，陈以功用为户部主事，随即还乡省亲，此后一直留居湖南办理团练，以抗御石达开闻名于世。后累官江苏、山东、福建按察使，浙江、山东巡抚。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县人。父莫与俦为嘉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友芝家学渊源，道光十一年中举。“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访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二人）造榻订交而去。”156虽仅一面之交，却是后来遇合之机缘。咸丰十年，莫以知县候选，后入胡林翼幕府，为之校刻《读史兵略》。“胡死，从曾国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身通苍雅故训、六艺157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久之，名重西南，学者交推。”158胡、曾聘其于幕府，非为军事，而是校刻书刊，切磋学问，由此亦可见儒将气象之一斑。
曾国藩为人雅好交游，由此结识的众多人才，构成了一笔无形而且深厚的资源。当然，好交游绝不是滥交游，曾国藩交友，有着自己的选择，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诫兄弟们的，择友宜慎之又慎，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的京师生涯中，还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咸丰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所谓圣德，是个恭维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广大这三种行为。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陈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个假设来讽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乾隆朝大臣孙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但曾国藩此疏不是讽喻，而是实指咸丰行政处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颜直谏的意味。
那么，这三种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们看看曾国藩怎么说。他先给皇帝一个抽象的肯定，说咸丰关注朝廷礼仪、臣工应对这类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总把眼睛盯在这些细微末节上，则会“流弊为琐碎”。在列举了几个臣工因礼仪疏忽被罚的实例后，曾国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到了朝廷对广西民变处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关乎国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边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孔子曾称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贤，“颐情典籍”，也是“好古之美德”。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咸丰二年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将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可臣工们各抒己见之后，“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未几而斥为乱道之言，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61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指责皇帝用心不诚，徒尚文饰。
第三种流弊就更严重了，曾国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着边际的语句，说咸丰“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162其实是一种反讽，意思是说，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众臣如无物的样子，看似气派很大，适足以“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并举例说咸丰二年下诏求言，要求臣子们贡献用人行政的意见；而近来则屡屡宣言，“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大有乾纲独断之意。若这么一味自大下去，广大之美德就会变质为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流弊，会给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奢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疲承梗嘤胄涫郑怀锬苟笠选�163
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164奏疏虽措辞委婉，可指摘了咸丰的行为，等于是批了皇帝的逆鳞。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165“深嘉”其实未必，咸丰放过他，为的是表现自己的宽宏大度。其后在上谕中，咸丰完全否定了曾国藩的指摘，表现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颇，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166
这样，曾国藩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但事情传出后，却为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自此疏之上，曾国藩忠直之声乃大著，天下想望风采矣。”167一道犯颜直谏的奏疏，何以会有如此反响，这就不得不由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了。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除不断加强皇权外，在怀柔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朝廷也对所有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众所周知的文字狱。皇帝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思想钳制也必然会斫丧文化学术的生机，催生政治的腐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但却听不到来自现实的真话，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道光一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面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谨，“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镛）168当国，始嘉庆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见委任，而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扬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本朝家法，政无大小皆由宸断。至宣宗嗣位，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与曹有水乳之合。有识者每仰屋窃叹，以为三十年后，才与财皆尽矣。……至曹死，穆、潘169两相国相继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辙，升达者非夤刺（拉关系）即疲疲�170士风既变，国事遂日非。17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枢如此，则京师与地方官场的风气不问可知。当时有个叫沈垚的浙江人，在京师官宦人家坐馆，曾对亲眼目睹的官场风气，做过这样的描述：“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又云：“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指外省封疆大吏），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士大夫之别称）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谱；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172
举朝如此，个人只能随波逐流，难得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173但大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174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几次使他萌生退志。但朝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