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38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39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舍。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40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 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42可见，在曾国藩墨绖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43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44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45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祖父、父亲而外，祖母与母亲之勤俭持家，也是曾氏家风构成的要素。祖母王太夫人的为人，国藩称之为“孝恭雍穆”。孝恭者，指王夫人待公婆以孝，处夫君家人以敬，“虔侍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悚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而雍穆者，指持家大度而和睦，“娣姒（即妯娌）钦其所为，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曲有仪法。……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其于子妇孙曾，群从外姻，童幼仆妪，皆思有惠逮之。权量多寡，物薄而意长，阅时而再施。”46母亲江太夫人，主持家政后，一秉王太夫人之风。“事舅姑（即公婆）四十余年，爨47（即生火做饭）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寸布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抑或谐语以解劬苦。”48看得出来，老太太是个倔强而乐观的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49曾国藩在要强与谐谑上，禀赋了母亲的气质。而祖母、母亲勤俭持家的作风，后来亦一如既往地在曾国藩家的女眷中传承了下去。
说过家庭环境，再来看自然环境。古人有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寓意山川灵秀之所聚，往往会使当地人才辈出。湖南所在的位置，在古楚国之南，因称南楚。“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50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51长沙古称湘州，而“湘州之奥，人丰土闲，人多纯朴，士少宦情”。及至近代，“土风纯古，恬于世利，其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为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故虽无甚富，亦无甚贫。”52而“元气之融结为山川，山川之秀丽称衡湘，其烝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居其间得之为俊杰。”53湘乡地处衡山北麓，涟水之滨，群丘环抱中的
坪坝，犹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望之令人心旷神怡。灵气所钟，因缘时会，咸同之际，湘军闻名于天下，湘乡英杰辈出，一时宿将，皆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出
将入相，位列封疆者，指不胜屈。古代有关中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然而将才如湘乡这般集一时之盛者，罕有其匹。后来曾国藩论及此事，自豪之情亦溢于言表，“盖武功之懋，非他州县可望而及。秦汉称山西出将，考之安定、天水、陇西诸郡，曾不能敌今日之一县，可谓盛哉！”54
曾家所在的荷塘都，现已划归双峰县荷叶镇。双峰县于1952年自湘乡划出，县治亦由湘乡迁至永丰市，所以此双峰已不是彼湘乡，而县中所谓的“曾国藩故居”，即富厚堂的侯府，曾国藩非但一天没有住过，而且一眼没有看到过，实在是名不副实。在这里住过的是欧阳夫人与曾国藩的儿女们，所以称作“曾氏故居”，方名副其实。为求历史真实，不能不于此略加辩正。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只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在今荷叶镇天坪村。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房为砖木结构，青砖黑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残留至今者约三分之一，家塾“利见斋”保存则较为完整。另一处是下腰里的新宅，后称黄金堂，在白杨坪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星冈公去世后，曾麟书与其弟曾骥云（字高轩）分居，故建腰里新屋，咸丰元年十一月迁居。55咸丰二年与七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比起白杨坪，他在新屋住过的时间很短，但家眷居住的时间很长。据称，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也是三进两横的青砖瓦房，可时至今日，已是故园丘墟，只有宅前的半月形池塘依旧。除门前的石基与一壁残墙，整个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些朝向不一的民房。
其实，白玉堂与黄金堂初无此名，而是曾家发达后新起的名称，时间当在咸丰二年新旧两宅扩建增葺之后。57曾国藩跻身的翰苑，历来被视为清要之地，所谓玉堂金马，前程远大。曾家以此名居，不无炫耀之意。两堂的名称与建筑规模都是曾家发达后所为，绝非早年小康之家的气象。白杨坪的老屋，与良江村的新宅，原来都是一进两横的农舍，而且很可能如韶山毛氏故居一样，是土坯为墙，茅草苫顶的普通民居。这可由曾国藩的诗句“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58中，略窥一斑。
据当地人介绍，白杨坪老屋当初并无“堂”可言，然而其地势形胜，却颇为可观。“此地三面是高山，出口处有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有一小团山”，老屋就坐落于高嵋山的龙脉上。 中国古代堪舆之学，称山脉为来龙，平地为明堂，老屋坐于龙脉，前有坪坝，四周青山屏蔽，是风水学上所谓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佳地。曾国藩自出生直到出仕，整个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生长于斯，其身心必深受这种质朴自然环境的陶冶。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从青年时代的诗中，可以感受到曾国藩浓浓的乡土之情，即便在身居高位后，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故乡。同治四年四月，诏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留在金陵的欧阳夫人不愿回黄金堂，拟携儿女暂住长沙。曾国藩则执意乡居，为的是保持住俭朴的家风。“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立矫此弊。”61欧阳夫人不愿回乡，并非贪恋城市繁华，而是认为黄金堂不吉利。儿媳贺氏（即前面提到过的贺长龄之女）在此难产而死，贺夫人之母亦死于此，屋前的池塘，还溺死过人。62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致信长子纪泽，要他回乡一趟，与叔父们商量，择地另建新居。
黄金堂之屋，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奢靡，一家不能独俭。……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63
又致信国潢、国荃二弟：
令纪泽先回湘乡禀商两弟，觅一妥屋，修葺就绪，再缄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几有条不紊。请两弟先为筹度一处，以不须新造者为妙。64
曾国藩考虑的几处地点，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几处老屋，其中只有富坨村一处，是曾国荃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国荃自然当仁不让，痛快地将富坨的宅子兑与乃兄，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这就是富厚堂侯府的由来。
当年（同治五年）年底，曾国荃补调湖北巡抚，富坨新宅的修建，便由曾国潢一肩承当了。兄长为国之重臣，一日衣锦还乡，曾氏阖族与有荣焉。所以这位老弟办起这件事来劲头十足，务必要体现“侯府”之堂皇与威严，若非曾国藩一再告诫要俭省，还不知会搞成什么局面。
但就是省，也还是花掉了七千串大钱（约合三千五百两银子），其中曾国潢自己还帮补了一千余两。以至曾国藩闻讯后惊呼：“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特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65又在日记中痛自反省道：“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66
欧阳夫人携带子女，于同治五年十一月搬入富坨新居，当时还没有富厚堂这个名字，而是以曾国藩的家训名之为“八本堂”。67后来曾纪泽以《后汉书》中“富厚如之”，更名为富厚堂。侯府大院坐西朝东，位于低矮而树木繁茂的鳌鱼山凹内，如同坐于圈椅之中。门前挖有一半月形荷塘，四面是开阔的稻田，涓水自堂前缓缓流过，向东汇入湘江。
富厚堂占地约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九千余平方米，正门上悬“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牌匾，从门厅绕过影壁，是座八百平米的大院，有石砌甬道直通前厅八本堂，中厅设有供奉祖先神位的祭台，后厅是欧阳夫人与纪泽、纪鸿夫妇的居室。此外还有求阙斋（家塾）、思云馆、藏书楼等多处建筑，各以回廊相连。其中藏书楼藏书三十万卷，收藏之富，可与清代四大藏书楼（分别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相媲美。
遗憾的是，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个宅院没能等到它一心归老田园的主人，在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后，成为后人凭吊曾氏的去处。此为后话，我们还是回到曾家的话题上来。
曾国藩在家读书时，先后交下了两位意气相投的好友，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一为刘蓉，一为郭嵩焘。刘蓉（1815～1873），字孟容，号霞仙，与曾国藩同邑。此人“少负奇气，能文不事科举”。“性沉毅而阔达开朗，倾诚与人，一无隐饰。”68两人相识于道光十三年（癸巳），时刘蓉18岁，曾国藩23岁，都就读于家塾，故为布衣之交。69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道光十五年与刘蓉相识于岳麓书院，一见而成莫逆。曾国藩赴京师会试落第归来，刘蓉与郭嵩焘适在长沙，曾国藩因刘蓉与嵩焘相交，旧雨新知，切磋诗文，情好弥笃。“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70
道光十七年末，闭门读书一年的曾国藩，再次公车北上，赴来年春天的会试。可此番北上，曾家已拮据到极点，不得不向族人开口。“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苦寒者，无以逾公矣！”71缗者，串铜钱之线绳，一缗即一串，每串一千文，三十二缗仅合约十六两银子。俗话说穷家富路，湘乡到北京，迢迢数千里之遥，要走两个月，靠着这么点钱，一路上之清苦，可想而知。但穷归穷，曾国藩却信心十足。泛览百家使他充实，其学业已大有进境。行前他去刘蓉家道别，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伯涵（曾国藩字伯涵）方锐意功名，意气自豪。”72果然，此番春闱，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接下来的复试，名列一等；殿试名次较低，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仅止于此，曾国藩很可能入不了翰林院，而是被用为县令或小京官。可他的运气出奇地好，传胪后，朝考73一跃而为一等第三名，卷子呈到御前，又被皇帝拔置为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后留馆为庶吉士，文曲星终于落到了几百年没有过读书人的曾家，玉堂金马之想，即将成为现实了。
跻身翰苑的曾国藩，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无从揣测，但踌躇满志，修身励志，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应该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将名字改为国藩（之前名为子城），国藩者，为国屏藩也。他自订了读书深造的课程，并“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