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后人都尊称他为元吉公。元吉公晚年，将家产分与诸子，其次子名曾辅臣，三传到了孙子曾麟书这一辈，曾家总算有了个读书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22岁的童生3曾麟书的长子出生，这孩子自幼沉静，极少啼哭，曾家为他起名子城，小名宽一。他就是日后光耀门楣，名重中华的曾国藩。
曾家此时还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国藩6岁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传统上，农村的大家庭一俟老人去世，儿子们多会自立门户，曾家也不例外。自给自足的农户，一旦分家析产，再殷实的人家也会家道中落。曾家的良田都被长房分去了，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分到了白杨坪的老宅与百余亩薄田，随着家口的增多，曾家这一支，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了。4
曾玉屏，字星冈，后人都尊称他为星冈公。星冈公是个极有个性之人，“声如洪钟，见者惮摄；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邻里纷争，往往居间排解；村里桥梁道路废坏者，随时修葺；遇鳏寡孤独衰病无告者，则量力帮助。5星冈公热心于乡党邻里之事，在家中却是个严厉专断的家长：“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于佳时节令，尤为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6
中国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唯此，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读史者，对古人家庭、亲友与成长之环境，须加以留意。曾国藩自幼及长，在星冈公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祖父的为人行事，对其人格个性的形成，影响至大。所以对这个人，这里要多落些笔墨。
星冈公于乡党急公好义，于家人不苟言笑，颇有几分儒者气象。可年轻时的他，却一度是个浪荡子呢。曾国藩为乃祖父作的墓表中，曾记录了星冈公自道其幡然改过之事：
吾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步）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畦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7
人谚：浪子回头金不换，星冈公由游惰一变而为勤劳。在曾国藩笔下，于辛勤劳作之中，他还颇能领悟农家之乐。星冈公又有一乡人少有的特质，喜欢接近读书人，这恐怕也是他宁可供儿孙读书科考，也不要他们在家务农的原因。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尘音，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8
星冈公的治家之道，后来被国藩归纳为“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9曾国藩于此十分自豪，在其家书中，屡屡以八字诀为圭臬，告诫子弟们要谨守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实行之。”10
传统社会中，家风构成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其影响往往会贯彻终生。如曾氏后裔曾约农所言：“欲领会文正公一生修齐治平之绩者，宜先了解其家世及祖传孝友礼让之风，方知其由来有自。”11这种影响的痕迹，散见于曾国藩遗留下来的大量家信中，可说比比皆是。这里摘录若干，以略窥曾氏家风之一斑。
譬如说勤。“吾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12曾国藩做了翰林后，星冈公已年逾花甲，“犹亲自种菜收粪”。13有一则轶事，记曾国藩如何养成早起习惯：
文正生平，不肯迟起，盖自幼而已然。方十余岁时，读书乡间，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瞌睡未足，不知红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终无法与睡魔为敌。于是乃思得一策，以与之抵抗。于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更点香一支，系于线上，与线交叉作十字形。其香点至交叉处，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公乃一惊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自此早起之习，至老不改。后辄与人言及，犹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当时，中国尚无钟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觉也。
又譬如说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
又如淡泊自守。“记得已亥（道光十九年）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竹亭公谨守父训，从不将家中的困难告诉国藩，“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17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四日家信中，竹亭公告诉他，过年的家用有余，上年债务的利息也已还清。其实，曾家这些年的的欠债，已积有千两之多。之所以瞒着他，为的是让他能安心读书做事。18曾氏晚年曾道及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常忆辛丑年假归，闻祖考（即星冈公）语先考曰：某人（即曾国藩）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
再如谦谨。“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训）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再如倔强。“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
再如厚重。“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甚至于星冈公手种的蔬菜，国藩都觉得更有味道。“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24
祖父星冈公而外，曾家予国藩影响最大的就是父亲曾麟书了。星冈公有三子，麟书是长子，次子名曾上台，20多岁时早夭，幼子名曾骥云。麟书字竹亭，后人尊称其为竹亭公。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无出过一个秀才，星冈公深以为耻，故对这个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可天公不作美，麟书积苦力学，却屡试不第，大半辈子精力都花在了应试上。星冈公失望之余，把一肚子怒气都发泄在了儿子身上，“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25徐进，愉色如初。”26久困于屋场的麟书，却偏有一股韧劲，屡试屡挫，屡挫屡试，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父亲）平生困苦于学，课徒授业者盖二十有余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补县学生员。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应小试者十七役矣。27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童试三年两试，考中者为生员（即秀才），考中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试，又称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亦称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举人，考中举人者就有了做官或进一步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试，于乡试的次年春季在京师举行，故称春闱。会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再经朝考后，成绩优秀者位列三甲，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称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者便成为翰林学士，朝考及散馆落选者则授予京城或地方的官职、教职。乡、会试又有恩科，是逢朝廷庆典，由皇帝特旨举办。又有副榜与贡生的名目，副榜是乡试成绩优秀，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录取的秀才，贡生则是品学兼优，由地方保送到京师深造的秀才。二者均可入国子监肄业，并有参加乡会试之资格。
童试又称小考或小试，虽是最初级的考试，却是科举进身之阶，绝不容易。要想从童生进为秀才，要经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每日一场，要连试五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县上一级的知府主持，内容与县试略同。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由皇帝钦派，一任三年，负责为朝廷甄拔人才，主持各省的科考事宜。院试是童试中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童生们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官，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廪饩），安心读书，奠定仕途的基础。
童生在通过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前，什么也不是，顶多算个读书人，在村塾或家塾中教教书，混口饭吃。有不少人终生应试不辍，须发皆白，儿孙满堂，却仍不过是个老童生，可笑可悯。所以当时有人做了副嘲弄他们的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
麟书从十几岁考到四十多岁，膝下儿女成群，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童生。曾国藩长成后，亦随父赴考，“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白杨坪通往县城一百二三十里的路上，时常可见这一老一少踽踽而行的身影。功夫不负苦心人，道光十二年，在历经十六次失败之后，竹亭公终于以府试案首28的成绩进入了湘乡县学，获得了生员的资格。这一年，竹亭公已年逾不惑，而长子曾国藩，也已经是一个22岁的青年了。
曾国藩的运气要好得多，他先后参加了七次小试，于父亲进学的次年（道光十三年）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娶妻成了家。或许是欧阳夫人带来了帮夫运，转过年来，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式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来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星冈公与竹亭公自然大喜过望，多年来的渴望，看来就要在曾国藩身上实现了。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次年（丙申）还要举办恩科，为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长安居，大不易，供儿子在京城读书，一年没有百十两银子应付不下来。以曾家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境，实在是很重的负担，可星冈公与竹亭公硬是扛了下来。
丙申（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可这一年他没有白过，京师人文荟萃，使他眼界大开，在学问上也开始脱出八股制艺的窠臼。“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辞自此始。”29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途中去拜访了时任雎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30“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31之后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廿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
两考不中，又借了那么一大笔钱买书，回到家中，曾国藩见到父亲与祖父，心里一定杌陧不安。不想“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几一年。”32正是由于京师与居家的两年苦读，“泛览百家”，拓展了曾国藩的眼界与见识，他的学识方能超越八股，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为下一年的会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33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34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是时，府君年六十矣。”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36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37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侵渔中饱之弊。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