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5~116页。
79同上，第120~121页。
80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癸未科进士，擅诗，名动京师。其古体诗“浸淫于风骚汉魏，出入韩杜”。他不仅是曾国藩的同乡前辈，也是其谈诗论理的朋友。
81《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6页。
8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79页。
8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17页。
84同上，第153页。
85以上引语，均录自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的日记之中。
86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2月版，第109页。
8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35页。
88同上，第80、87页。
89同上，第39页。
90同上，第39页。
91瑟僩（音色贤），庄重宽和的样子。曾氏在此用辞古奥，语出《诗经·卫风·淇奥》：“瑟兮兮”。
92窦垿（1804～1865），字子坫，号兰泉，云南罗平县人。道光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后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是当时与国藩谈诗论理，过从甚密的朋友之一。
93吴嘉宾（1803～1864），字子序，江西南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与曾国藩为同年兼同事，过从甚密。好古文，长于礼学，著有《礼说》、《周易说》、《求自得之室文钞》。
94邵懿辰（1810～1861），字蕙西（位西），浙江仁和县人。道光十一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其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励”。也是与曾国藩谈诗论文，切磋学问的密友。“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颇采汉学考据家言，而要以大义为归。”参见《清史稿》本传。
9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40页。
96《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23页。
97同上，第133页。
98同上，第133页。
99同上，第138页。
100同上，第141页。
101同上，第150页。
102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7页；《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日记。
10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163页。
104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见《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762~763页。
105《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5页。
106参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166页。
10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1页。
108同注105，第38页。
109“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9页。又“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50页。
110曾国藩：《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182页。
111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634页。
11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22页。
113《孟子·尽心上》。
1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66~67页。
1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55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10月版，第326，349页。
117“初，公以举人留京师，因友人郭嵩焘见侍郎曾公。”同上，第350页。
118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6页。
119同注116，第326页。
120《论语·泰伯》。
12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21页。又曾国藩参与此事，见第115页。
122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284页。
123《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三》胡林翼本传。
124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51页。
125参见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5页。
126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3页。清华，旧时多指清高而显贵之地，如翰林院等。
127参见胡致其叔父的家信，梅英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4页。
12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2页。
129官方，为官应守的常道，即吏治官风。
130同上，第14页。
131胡曾间之过从，均见于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七、八月间的日记。
132参见梅英杰：《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十八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93页。
133参见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274页。
134同上，第25页。
135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版，第7页。
136道光十九年，两江总督陶澍殁于金陵，全家回籍。时陶氏独子陶桄年少，左宗棠应其老师贺熙龄之邀，赴陶家坐馆八年，后来并将女儿许给陶桄为妻。参见同上，《左宗棠年谱》卷一。
13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0页。
138李文安（1801～1855），原名文庞袢拦馐哪昃偃耍四杲浚己蠓中滩咳卫芍小＠罴沂来廖岳钗陌病笆家钥萍追芷穑煳ね濉薄＠罟鼙啵骸逗戏世钍先酪偶罚暮３霭嫔缬邢薰荆ㄌū保┯坝“妫�543页。
139李鸿章：《二十自述》，《李鸿章全集》第九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790页。
140帅远燡（1820～1860），字仲谦，又字逸斋，号蕴辉，湖北黄梅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以候补道在江西筹饷，死于同太平军的战事。
141陈鼐，字作梅，号竹湄，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后官至直隶清河道。
14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315页。
143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文》，《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763页。
144参见刘学照：《李鸿章家书辨伪》，《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4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45页。
14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56页。又参见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版，第305页。
147郭嵩焘：《罗忠节公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88页。
148同注146，第656、658页。
149参见罗正钧、王诗正编《王壮武公年谱》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
15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71页。
151上述引语，分别见于《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55、162、167页。
152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61页。
153“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1~232页。
154李元度：《与孙琴西方伯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2139页。
155上述引语，均见之于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五中，岳麓书社版1989年1月版，第284页。
156黎庶昌：《莫征君别传》，《拙尊园丛稿》卷四，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本，第310页。
157苍，三苍；雅，尔雅。均为有关文字名物训诂的古书。六艺，即儒家六经。
158同注154，第310页。
15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57页。
16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页。
161同上，第25页。
162同上，第26页。
163同上，第27页。
164同上，第27页。
165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24页。
16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7~18页。
167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25页。
168曹振镛（1754～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
169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后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参见《清史稿》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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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43页。
17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618~619页。
17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13页。
174《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97页。
175参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穆彰阿本传。
176同上。
177同上。
17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76页。
17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12页。
180赵蕤：《长短经·臣行》。
18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27~228页。
18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0页。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1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2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炮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3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4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穴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6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7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8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9奏疏与书信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