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方案，却遭到纳卡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精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对谈判持保留态度。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六种关系（见图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消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什1。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国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已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已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