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心说理取代偏见，这是衡量一种行为的正确方法，令蒙田感到沮丧的是那种轻率武断的态度，把自己不熟悉的等同于缺陷，全然无视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关于心智谦逊的基本教导：
问彼何所知，答曰所知惟一事，即我无所知，是为古往今来上上智。
那么，假如我们遇到含蓄的指我们为不正常的表示：用一句略表惊讶的问话：“真的？多怪！”同时耸耸眉毛，就轻易地把我们的合法性和人性给否定了，该怎样呢？蒙田的朋友在加斯科涅用手指擤鼻涕就遇到了这种反应，这种态度走向极端就会灭绝南美洲的部落。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不正常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历史的和地域的基础的。要摆脱它的束缚，只需多了解超越时间空间的风俗习惯。在特定的时间为某一群人认为不正常的事物不一定永远如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超越边界。
蒙田的书房里摆满了帮助他超越偏见的局限的书。有历史书、旅行日记、传教士和船长的报告、异域的文学，还有穿着奇装异服的部族吃着不知名的鱼的图画集。通过这些书，蒙田能够为自己身上那些在当地罕见的特点找到合法性——罗马性、希腊性，更接近墨西哥人和图比人而不是加斯科涅人的一些方面：宁愿有6个妻子，或剃光背上的毛，或一天洗12次澡；他只需求助于塔西陀的《编年史》、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国历史、戈拉特的《葡萄牙史》、勒贝尔斯基的《波斯史》、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的《非洲游记》、卢西尼亚诺的《塞浦路斯史》、波斯特尔的“土耳其与东方历史丛书”、明斯特的《宇宙志》（其中还有关于“稀有动物”的图片），就能稍慰自己这些方面带来的孤寂之感。
何处认为何事为反常
当别人自称掌握普遍真理使他感到压抑时，他可以依法将所有古代伟大哲学家关于宇宙的理论罗列出来，然后证明，尽管每一位都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达到了可笑的程度。经过一番比较之后，蒙田讽刺地表示他完全不知道是接受：
柏拉图的“理想”，伊壁鸠鲁的原子说，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充实与真空说，泰勒斯的水说，阿那克西曼德的自然界无限说，或是第欧根尼的以太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和对称说，巴门尼德的无限说，穆赛乌的一体说，阿波罗多罗斯的火与水说，安那克萨哥拉的同质粒子说，恩培多克勒的物活论，赫拉克利特的火说，还是其他任何一种从我们精致的人类理性的无限混乱的判断中推导出的，肯定而明晰的观点。
新世界的发现和古代文献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摧毁了蒙田称之为“完全只信自己的、令人痛苦的好斗的傲慢”。
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收集出于人类智慧的荒唐蠢事，就可以讲出许多新奇的故事……当我们发现那些曾大大提高人类智慧的重要人物犯下如此明显的巨大错误时，我们就可以作出判断，知道对于人以及他的全部智能和理性该怎么看了。
在马背上周游欧洲17个月对蒙田帮助很大。见证了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缓解他在本土感受的压抑气氛。一个社会认为奇怪的事物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受到欢迎，认为合理而正常。
异国他乡可能使我们恢复被本土狭隘的傲慢踏灭了的信心和希望；可能鼓励我们变得让自己更满意。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域关于正常的观念——不论是雅典、奥格斯堡、库斯科、墨西哥、罗马、塞维利亚还是加斯科涅——都只能容纳我们天性的一部分而不公平地把其余部分都归入野蛮和怪异的范畴。每一个人都可能体现人的全部特性，但是看来没有一个单个的国家能容忍这种人性的全部复杂性。
在蒙田刻在木梁上的57条语录中有一条是泰伦斯的：
Homo sum； humani a me nihil alienum puto。（14）
蒙田骑马周游列国，同时发挥想象力，他建议我们摒弃地域偏见和自我分界，而代之以局限性较少的世界公民的观念。
当我们被指责为不正常时，还有一种慰藉是友谊。朋友总是能善待我们，把我们看做比一般人心目中更为正常的人。我们可以向朋友倾诉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看法，通常这些看法会被指责为太刻薄、张扬性欲、让人绝望、狡猾、软弱——友谊是一种小小的阴谋，用来对付一般人所谓的合理的事物。
蒙田和伊壁鸠鲁一样，认为友谊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在我看来，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亲切友爱为无价之宝。啊！朋友！信哉古人言：有朋常来，其味甘于水，其不可或缺甚于火。
他曾经有幸有这样的朋友为伴。他在25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28岁的作家、波尔多市议会议员艾蒂安·德·拉·博埃西。这是一见如故的友谊：
我们见面之前已经在互相寻觅，因为久闻其名……一听到对方的名字就拥抱起来。第一次见面是在人群拥挤的全镇节日聚会上，我们一见如故，互相倾心难分难舍，从那一刻起，我们就亲密无间，任何关系无可比拟。
蒙田认为那种友谊300年才出现一次；同平时经常被称作友谊的那种不痛不痒的交往没有共同之处：
我们通常称作朋友或友谊的只不过是机缘相投，在精神上互相支持的熟人或比较亲密的交往。而我所说的友谊是两个灵魂融合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难分彼此的程度。
如果蒙田没有遇到那么多令他失望、对他们只能说三分话的人，这份友谊也不会那么珍贵了。他对拉·博埃西如此深情正说明他与别人交往时往往掩盖庐山真面目，以避免对方猜疑和惊讶的表情。多年以后，蒙田这样解析他对拉·博埃西的感情的源泉：
Luy seul jouyssoit de ma vraye image。（15）
这就是说，在蒙田所有的熟人中，拉·博埃西是惟一真正理解他的。他可以让他回归本真，凭着他的心理的敏锐，帮助蒙田做到了这一点。他挖掘出蒙田性格中宝贵的，然而一直被忽视的方面——这说明我们择友不仅是为了他们对我们好，在一起过得愉快，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知己。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见面4年之后，1563年8月，拉·博埃西得了急腹症，几天后就去世了。蒙田终其身笼罩在失友之痛之中：
说真的，与同这样一个人为伴的4年美妙时光相比，我的余生不过是灰烬与烟雾，是难耐的漫漫黑夜。自我失去他那一天起，我只是无精打采地苟活下去。
《随笔集》中贯穿着一种渴望，要找到一位堪与死去的挚友相比的精神伴侣。拉·博埃西逝世18年之后，蒙田还常常悲从中来。1581年5月间，蒙田到卢卡附近的别墅去做水疗期间，在旅行日记中写到他一整天都浸沉在思念德·拉·博埃西先生的悲痛中。“我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对我身体损害甚多。”
他从此在交友中再未有这样的福气，但是他发现了最精美的补偿。他通过《随笔集》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手段来表现拉·博埃西所欣赏的自我。他在纸上就像同挚友在一起时那样回归本真。
他写作是出于对周围的失望，但同时也受希望的激励：别的地方可能有人会理解。他的书向一切人诉说，没有特定的个人。他意识到把自己内心深处向书店中的陌生人展示的悖论：
我把许多不愿告诉任何个人的事告诉了公众；如果有忠实的朋友要了解我最私密的想法，我请他们到书商的书架上去。
我们倒是应该感谢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书商是孤独者最好的归宿，有那么多书都是由于作者找不到人倾诉而写的。
蒙田也许是为了排解自己的孤寂而开始写作的，而他的书多少对我们的孤寂之感也能有所排解。一个人坦率的、毫无遮掩的自述——他谈到了自己的性无能和放屁，谈到了他的亡友，还谈到他坐马桶时需要不受打扰——使我们感到自己有些方面不那么古怪了，那是我们在平常的交往中难以启齿的、却是我们身上真实的一部分。
（四）智力的缺陷
关于怎样才算一个聪明人，有一些主流的设定：
聪明人须知
其中之一，反映在中小学和大学的课程上，聪明人应该能回答以下问题：
1）求下图中x边长与x角之值
2．以下诸句中哪些是主语、谓语、系词、量词（如果有的话）：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卢西琉是恶毒的；所有蝙蝠都属于啮齿类；屋里没有绿的东西？
3．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一动因的论据是什么？
4．翻译：
① 希腊文，意为“一切技艺、一切探询，乃至一切行动和选择，都号称是追求善；因此，善被宣称为一切事物的目标。但是还可以发现，各种目的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有些是活动，有些是与生产它们的活动相分离的产品。当目的与活动分离时，其产品从本质上就优于活动。既然行动、技艺与科学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医学的目的是健康，造船业的目的是船只，战略的目的是胜利，经济学的目的是财富”。——译者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1卷第i—iv页
5．翻译：
In capitis mei levitatem iocatus est et in oculorum valitudinem et in crurum gracilitatem et in staturam。 Quae contumelia est quod apparet audire？ Coram uno aliquid dictum ridemus； coram pluribus indignamur； et eorum aliis libertatem non relinquimus； quae ipsi in nos dicere adsuevimus； iocis temperatis delectamur； immodicis irascimur。（16）
塞内加，《论恒心》第16卷第4节
蒙田曾面对许多这类问题，并都回答得很好。他就读于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学府，波尔多的吉耶讷学校。该校建于1533年以取代古老的比较差的艺术学校，在米歇尔（蒙田）6岁被送到那里时已经是全国赫赫有名的一座教育中心。教职员中包括一位开明的校长安德列·德·戈维亚、著名的希腊学者尼古拉·德·格鲁齐、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纪尧姆·盖朗特，还有苏格兰诗人乔治·布坎南。
如果要对支撑吉耶讷学校的教育思想做一番界定——事实上，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多数学府也都差不多，大致可以说，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学生对世界（历史、科学、文学）的知识越多越好。但是蒙田在这所学校规规矩矩从头学到毕业之后，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补充命题：
一个人如果有大智，就会用是否有用和是否适合于自己的生活这把标尺来衡量一切事物的真价值。
只有能使我们感觉更好的东西才值得学习。
有两名古代思想家在吉耶讷学校的课程中大概占据显要地位，而且作为智力高超的榜样。学生大概必须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与后续推理法”，在那里，这位希腊哲学家是逻辑学的先驱。他提出：如果A是所有B的谓项，而B是所有C的谓项，那么A就是所有C的谓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如果一项命题肯定或否定P是S，那么S与P就是这一命题的“项”，P是谓项，S是主项。他还说，所有命题不是普遍的就是个别的，或是肯定，或是否定P是S的全部或是一部分。另外一位就是罗马学者马尔库斯·特伦提厄斯·瓦罗（17），他为恺撒大帝建立起整个图书馆，自己写了600本书，包括一部关于文科的百科全书和25册关于字源学和语言学的著作。
蒙田对此并非无动于衷。写出一整书架的关于文字起源的书，并发现普遍的肯定词，的确是丰功伟绩。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有此成就的人并不比从来没有听说过哲学逻辑的人更快活，甚至略微不快活一些，就可能提出疑问了。蒙田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和瓦罗的生平以后，提出一个问题：
瓦罗和亚里士多德的渊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帮他们摆脱疾病之苦？解脱他们可能与一个普通门房同样遭遇的不幸？逻辑能安抚他们的痛风吗……？
为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都那么渊博而又都那么不快活，蒙田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学问与智慧。在学问栏目下他罗列的题目包括逻辑学、字源学、语法、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智慧的栏目下，他列出的是远为广阔而更难捉摸、更有价值的知识，包括一切足以使人生活得更好的——蒙田的意思是生活得快活而合乎道德——的知识。
吉耶讷学校的问题在于，尽管有这样的校长和教师，它在传授学问上成绩优异而在传授智慧方面完全失败——实际上是在学校的层面上重复那些损害了瓦罗和亚里士多德的生活的错误：
我很愿意回到我们的教育之荒谬这个题目上来：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变得更好、更智慧，而是更有学问。它成功了。它没有教给我们去追求美德，吸纳智慧，却使我们慑服于其派生词和字源学……
我们很容易问：“他会希腊文或拉丁文吗？”“他能写诗或散文吗？”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看谁懂得最好，而不是谁懂得最多。我们只是为填满记忆而用功，却给理解力和是非观留下一片空白。
他从来不擅长体育：“对于跳舞、网球、摔跤，我从来没有学会过哪怕一点点粗浅的技巧；对游泳、击剑、跳高、跳远，我也一窍不通。”然而他对多数教员在课堂所教的缺乏智慧强烈反感之余，断然为法国课堂上的青少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方案：
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更好地运转，如果我们没有更健康的判断力，那么我宁可我们的学生把时间花在打网球上。
他当然更愿意学生去上学，但是要上那种不是教字源学而是传授智慧的，能够纠正长期对抽象事物的偏见的学校。小亚细亚米利都地方的泰勒斯就是这种偏见的早期体现者。此公以在6世纪时试图丈量天有多高，并用同样的三角理论算出埃及金字塔的高度而名垂千古。后者无疑是极为复杂而辉煌的业绩，但蒙田并不希望这些来占领他的课程表。他更同情泰勒斯认识的一名冒失的年轻人的教育思想：
我一直感激那位米利都的女青年，她见这位本乡的哲学家……总是两眼朝上，望苍穹而沉思，就过去不客气地告诉他：等他把脚底下所有的事物都解决了，再考虑云端的事也不迟……对任何研究哲学的人你都可以像那女子责备泰勒斯一样，告诉他，他忽视了脚下的事物。
蒙田注意到在其他领域内也存在同样的重特殊而轻平实但并非不重要的事物的倾向。他也像那个米利都的女子一样，要把我们拉回到地上来。
攻城陷阵、领导大使馆、治理国家，固然是光辉的事业。而吵架、欢笑、买、卖、爱、恨、与亲人——还有自己——和气、正当地相处，不偷懒，不自欺，却是更了不起，更难能可贵的。不论人家说什么，在退隐的生活中以这样的方式所承担的责任，其艰难和紧张决不亚于另一种生活。
那么，蒙田希望学生在学校学什么呢？什么样的考试能测试出他心目中的智慧——那与不幸的亚里士多德和瓦罗的智力技能相去如此远的智慧？
这种考试要提出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爱、性、病、死、孩子、金钱与野心。
蒙田式的智慧的试卷
1．大约七八年前，在6英里地外有一个村民，现在还活着。他的妻子妒忌成性，长期以来折磨得他头脑不堪其扰；一天，他回到家里，妻子又像往常那样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