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霉味，还有谁家小院里飘来的花香——茉莉和玉兰的香气是淡淡的，而蔷薇、栀子花的香气则要野得多——这些都被雨丝梳理得十分熨帖。那油纸伞就是这时候走来的，背景是两边人家的高墙（使人联想到一个旧式大家庭中的种种恩怨故事），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古朴的沧桑感。若是小雨，那持伞的身姿便有一种很悠闲的意味，似乎那油纸伞不过是一件掩映可人的道具，为的只是一种姿态。姿态自然是极好的，或娉娉婷婷，或潇潇洒洒，鞋跟磕击着砖石路面，很清脆地款款而过，然后在一座带砖雕的老式大宅门前停下来，收拢起油纸伞走进去，如同走进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某个人们熟知的情节，“吱呀”一声的关门声在静静的小巷里传得很远。再听听门外的雨声，似乎越发地潇疏有致了。
至于那斜倚在船头的油纸伞，则又是另一种浪漫。江南的雨，江南的船，江南的石拱小桥，江南的芳菲秀色，还有江南人特有的那份亲和自然的天性，都成全了这种浪漫。那持伞的人或许是为了欣赏远近的水光山色，或许是为了体味“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古典情致，或许干脆只是为了充当这风景中的一个角色，反正她消消停停地很优雅。那船尾摇橹的汉子自然是蓑衣竹笠，自然也是消消停停的，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船头拉话，潺潺的水声中夹着雨点轻柔的弹奏，有如梦幻一般。这时候，即便是“寒雨连江夜入吴”的冬季，那阴冷中也自会有一份温馨。若小船悠悠地穿过石桥，油纸伞在圆形的桥拱下便恰好成一道剪影，很圆满也很精致，谁见了都会怦然心动的。斜倚在船头的油纸伞也有在晴天遮阳用的，那时的情调就要明朗多了，油纸伞也更具装饰性。青山隐隐，绿水迢迢，正是江南最丰韵的季节，两岸是繁茂的桑园和稻菽，一簇簇野花云霞一般灿烂。采桑女的身影永远是活泼泼的，笑声亦放浪得很。若有喊着号子车水的壮汉，则必定打着赤膊，那油纸伞便会侧过身去，于是对岸挑野菜的村姑便会向她走来，随同她们走来的还有一首古老的民谣：
荠菜马兰头，
姊姊嫁在门后头……
这首在江南流传很广的民谣，说不上有什么意思，但又绝非没有意思。与那些充满了火辣辣的质感和呼天抢地般诉求的北方民歌不同，它温丽含蓄，有一种清新柔婉的乡野气息。这就是吴歌。荠菜和马兰头是江南最常见的野菜，可以上得豪门的盛宴，也可以为饥民果腹的。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比兴，也可以说它有上古民谣的遗风（例如《诗经》中的《采薇》和《蒹葭》）。它究竟是体现了某种审美趣味，或者只是展示了某种世俗风情，似乎很难说得清。反正，江南的先民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从桑间陌上走来的。乡野间寻常可见的野菜，小户人家的婚嫁习俗和姊妹亲情，粗茶淡饭中的欢悦和期盼，还有几许淡淡的惆怅，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平民化的生活情境之中，足以令人想到许多。
那一群活泼泼的、笑得很放浪的女人从桑园中出来了，桑枝轻摇，叶片拂着女人的粉脸，那影子也是绿的。阳光歌吟一般，在每一片绿叶和女人的花布衫上倾诉热情。她们提着装满桑叶的竹篮——那竹篮的提把很高，陶瓷艺人制作的提梁壶就是从中得到灵感的吧——呼朋引类地向村里走去，那一片水边的桑园便成为她们身后的背景。到了村头，却突然一个个都屏息凝神起来，全不像方才那般张狂。村庄里弥漫着神圣和肃穆的气氛，蚕花已经起身，那是阿娘将蚕种焐在胸口孵出来的，老话称之为“暖种”。暖种期间，阿娘浑身上下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的，独自宿在一间小屋里，整天少言寡语，一举一动都透出神圣，也透出拘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个乡村少妇就这样用她全部的温情和美丽的憧憬，催生了那一撮菜籽大的娇客。蚕花一起身就见风长，几乎一天一个样。它由蚕花变成了蚕宝宝，啃起桑叶来一片小雨淋漓的沙沙声。这些天，蚕乡仿佛沉睡了一般，但又透着股惴惴不安的气氛。家家闭门闭户，停止一切的交际活动。村坊间行人寥落，连官府的差役也不来打扰。至于那言谈举止中的忌讳，更是森严得步步为营。当然，这中间最忌讳的还是男女之事。在茅盾的《春蚕》中，那个叫荷花的女人被全村人都视为灾星，避之唯恐不及，仅仅只是因为她的风骚。一切的忌讳都出自人们的恐惧和期盼，蚕宝宝娇贵哩，江南农家的收成，一多半出自养蚕，容不得闪失的。谁能想到，诗人笔下那“应是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新丝，那“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的绸缎，原先的孕育竟这般神神鬼鬼地如履薄冰。
当然，蚕农们也有展颜一笑的时候，那是在蚕儿上山以后。“山”是用麦秸秆搅成的，那是蚕宝宝告别演出的舞台。蚕宝宝上山了，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它用银白色的丝以自己为中心画弧。当一道道弧线织成一张椭圆形的纱幕时，纱幕中的蚕娘便仿佛出嫁的新妇，美得有如一首朦胧诗。女孩子们常常用绵纸剪出鞋垫或手帕之类的小玩意，把蚕放在上面吐丝。蚕丝在绵纸上编织得有经有纬，绵纸仍然是原先的形状，但质地却变成了光洁柔软的夹心绸。这是蚕乡的女孩子们最别致的艺术结晶。也是她们在一个季节的辛劳之后最可心的收获。
蚕完成了它的告别演出，变成了茧。茧子从山上摘下来，装进河埠头的乌篷船。乌篷船悠悠地摇进了河汊，穿深柳、拂青云，向城里摇去，咿咿呀呀的桨声中满是欢悦的情调。而对面，春台班的“绍兴船”已经过来了，班主站在船头上，大大咧咧地和摇橹的男人打招呼。那嗓子是吊过的，音域很宽，吐字行腔的韵味俨然舞台上的铜锤花脸。每年一次的春台戏就要开场了。
春台戏俗称草台戏。一场草台戏能让附近的村子陶醉好几天。那几天是村民们盛大的节日，走亲访友的红男绿女自不必说了，光是河埠头的船就足够闹猛的：草台班的戏船，有钱人家雇的帐船，摇生意的快船，接送远路观众的“长摆渡”船，还有农家那秀如豆荚的乌篷船，挤挤轧轧，蔚为大观。戏文是当地有头脸的人物随意点的。在有的时候，点戏也有忌讳，例如在平望镇的西木乡，有一出《钓金龟》是不让唱的，因为这里古代有个权势人物叫“金贵”。一代一代传下来，到后来为什么不让唱，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吴江黎里镇有一姓蒯的人家，这里的台脚不准唱《杨乃武与小白菜》，因为蒯家的先人蒯世馨审理过杨乃武案件，后来翻案前畏罪自杀。但这些只是特例，知道了就行。而等到戏班一走，百舸散去，各家的缫车和织机就开始忙碌起来。且看吴地《竹枝词》中的这种描写：
阿蛮小小已多姿，
十岁能牵机上丝。
漫揭轻裙上楼去，
试看侬撷好花枝。
《竹枝词》的作者大多是些生活底层的小文人，他们笔下的风情自然很真切的。再看：
郎起金梭妾起花，
丝丝朵朵著人夸。
无端北客嫌轻去，
贱煞吴绫等苧麻。
丝贱伤农。小儿女的娇憨和欢悦中，又渗进了不绝如缕的叹息。
欢悦也好，叹息也罢，它们都是属于江南的。说不尽的多情山水，道不完的吴侬风韵，这就是江南高贵的血统。
江南运河就在这中间款款有致地流过。春江花月，秋水伊人，如歌的行板，朱唇一启就是千年……
第一章
时间篇
1《春秋》中的密码
公元前505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周敬王十五年，岁在丙申。这一年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都发生了不少事情，《春秋》经文中也都辑要记载。这中间，有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说得有点不明不白，给后人留下了一头雾水。
这句话只有五个字：
夏，归粟于蔡。
根据《公羊传》和《毂梁传》的考证，这一年的夏天，不仅是鲁国，中原的大多数诸侯国都向蔡国提供了粮食援助，这一年又并没有蔡国受灾的报道。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弹丸之地的蔡国，究竟是派什么用的？在这场大规模国际援助的背后，究竟掩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又将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一句密码。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果然了得！
破译这句密码或许要等到自那时的二十年以后，也就是吴王夫差在江淮大地上开挖邗沟的时候。但在当时，人们如果关注一下蔡国的周边形势，也是可以见出端倪的。在这期间，吴国的远征军正在楚国作战，春秋战事中有名的“柏举之战”就发生在此前不久。
2行进在“匚”形航道上的舰队
在春秋晚期那个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有的事，开始时还要打一面堂而皇之的旗号，今天是“代天征讨”，明天是“吊民伐罪”，后来索性连这样的借口也不要了，反正天下已经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就是最大的理由，有时为了一个长得漂亮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就可以兵戎相见。例如这次吴楚之战的直接起因，就源于楚国首相子常的一次索贿事件。
蔡国是中原的一个小国，南面与强大的楚国接壤，以小事大，处处都得赔着小心，日子很不好过。不久前，蔡昭侯访问楚国时，楚国首相子常因向他索要皮大衣和玉佩未成，就把昭侯扣留起来。这两个传统盟国遂由此交恶。
蔡昭侯回国后，曾想利用周王室召开列国多边峰会的机会，策动晋国伐楚。但天下乌鸦一般黑，晋国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向蔡昭侯索取贿赂。蔡昭侯这个人偏偏手气不大，又没有接受上次在楚国的教训，仍是一毛不拔。你不给好处，人家自然就不肯帮忙，只是在会议宣言的签字仪式上象征性地安慰了一下蔡国，让他们的签字顺序排在卫国之前。这种结局让蔡国很寒心。于是，他们又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南方新近崛起的吴国。蔡昭侯不惜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吴国去当人质，换取了吴王阖闾出兵伐楚的承诺。
吴王阖闾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善于掌握行动的最佳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正是在这一点上，阖闾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传奇色彩。春秋战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次暗杀事件，其中就有两件是他一手策划的，而且都干得很漂亮。一次是派专诸把剑藏在鱼腹里，在宴席上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王位；一次是派要离去卫国刺杀了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公子庆忌，消除了王权的隐患。吴国崛起，得力于阖闾手下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春秋晚期是个“小国寡民”的分裂时代，也是生命、个性、人格和才华大觉醒的时代。大一统的格局固然很不错，但大有大的难处，首先是统治难，这时候最发达的往往是统治术，而统治术又无一例外地诉诸高压和强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只能产生于“小国寡民”时代，那灿若繁星的精英才俊也往往在这时候脱颖而出。在阖闾那个时代，后来被人们尊为文圣和武圣的两个人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文圣孔丘在北方的鲁国当司法部长，当时还不怎么显山显水。武圣孙武则在吴国主持军队的训练，倒是干得有声有色。他不但向长于水战的吴国军队传习北方的车战射御之术，而且把中原文化中的冷静和早熟融入进江南文化的浪漫情怀中。例如，为了严明军纪，连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也被他砍了脑袋。两颗美人头挂在宫城前的演兵场上，淋漓的鲜血涂抹成《孙子兵法》最初的篇章。和孙武站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悲剧英雄伍子胥，这位楚国的叛臣来到吴国后，就向阖闾提出了“三师以肆”的对楚用兵战略，即以分兵骚扰的战术消耗对方，在积极的拉锯战中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最后选择有利时机给予决定性的一击。这样，到了蔡昭侯求助吴国时，吴国已经具备了对楚发动“决定性一击”的力量，阖闾要出手了。
“带长剑兮挟秦弓，操吴戈兮被犀甲。”长于水战的吴军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由水路进发。这些喜欢断发文身，赤膊跣足的南方汉子生来就是“混江龙”和“浪里白条”一流人物。在水中，他们有—种犹如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的亲和感；水是放纵的、透明的，又是极富于智慧的，它几乎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例如人们与生俱来的对平等和自由的期盼。水中不宜谄媚，更不宜下跪。水漠视你华贵的衣冠和显赫的品级，所有的人在水中都只能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凭借你自身的素质力去挣扎扑腾。水成全了南方女子的千种风情，也成全了南方汉子的万般豪举。背负着夏日的蓝天，用肩头撞开水面，扑向洋洋洒洒的阳光，这是南方汉子生命的浪漫。所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更是他们风神的写照。现在，他们要出征了——他们操着当时各国军队中最锋利的刀剑，个个皆骁勇敏捷，动如脱兔。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遥远的中原和荆楚大地，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这将是他们在此后数十年中旷日持久的远征的开始：他们不知道北方的枳树和南方的橘树是不是同源同种；也不知道北方的籁和他们拨弄的木扁鼓、木琴有什么不同的情调。但他们知道北方有辽阔的土地、华美的宫室和丰腴性感的女人，作为出征的将士，这些诱感就足够了。那么，就把车仗马匹、旗鼓军械、粮秣衣甲，还有庆功用的大酒瓮装入舰船吧。告别了熟悉的江南山水，庞大的吴国舰队启航了。长风万里送远帆，浩阔的江面上旌旗蔽日，鼓角震天。这是泰伯奔吴以来吴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自“西门和约”开辟了由晋、楚两霸共同主宰国际事务四十余年后，吴国终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吴国的都城在姑苏，而楚国的腹地则在汉水流域。吴军伐楚，即使在现代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远征。吴国的舰队从姑苏出发，先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了长江口后即扬帆北上，经历了南黄海的风涛之险，再转棹进入淮河，沿淮水干流上溯至中原的蔡国境内。然后舍舟登岸，从陆路行进至豫章附近，与楚国军队隔着汉水对峙。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细说了，因为对于许多战争来说，过程似乎并不重要，胜负其实早在双方短兵相接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中间，统帅的智慧是决定性的，而那些血流漂杵的大场面不过是这种智慧的演绎罢了。至于演绎得简洁还是冗繁，那是由将士们的素质力和牺牲精神决定的，一般来说与结局无关。但是当我们审视发生在公元前506年的这场吴楚之战时，有一个细节却不应被忽视。战争初期，楚国其实是完全有机会打败吴国的，当时，楚军中有一位姓戌的司法总监，这位戌某人很有军事头脑，即使是站在孙武和伍子胥这样的对手面前，他也并不怯场。但问题是他的上司偏偏是没有头脑，比猪还要愚蠢的首相子常。司法总监曾向子常建议：吴军劳师远征，后勤保障线很脆弱，楚军应避实就虚，以少量兵力在正面和吴军周旋，主力部队则迂回到吴军后方，先烧毁他们的舰船，切断他们的后路和供给，再一举摧垮吴军。应该说，司法总监的这一建议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子常偏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原因则简单得近乎可笑，他怕司法总监抢了他的风头。子常的可悲就在于贪婪，和平年代贪财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