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诗人禁不住又潸然泪下。
从饥民和纤夫的身影中，龚自珍又想到了去南方禁烟的林则徐。国势衰微，万方多艰，现在大清王朝面对的难题已不光是河务和漕运，还有那洪水猛兽般的鸦片。几个月前林则徐出京时，他曾写过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情辞慷慨地提出了自己对禁止鸦片贸易和杜绝白银漏巵的十项意见，对林则徐不仅托之以国家的重望，倾诉了惺惺相惜的挚友情谊，也表示了自己有风云际会、随之南下共商禁烟大计的设想。林则徐在南下的车轿中细读此文，深为感奋，在回信中认为“责难陈义之高，非谋略深远者不能言”，却又婉言谢绝了龚欲随他去广东的要求：“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有什么“难言”的呢？当然是政治斗争的险恶，像龚自珍这样的狂生，听听他的意见是可以的，带在身边顾问左右却容易给政敌以口实。而一旦自己在政潮中有所闪失，就反而对不起朋友了。他毕竟久历官场，考虑问题不会光从朋友意气出发的。龚自珍可能会有点失望，但他仍惦念着林则徐在广东的作为，他的目光每每越过纤夫苦难的脊梁，跃跃欲试地遥望南方：
故人横海拜将军，
侧立南天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篇，
蜡丸难寄惜雄文。
道光十九年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就这样弥漫在一对挚友的往来书札和诗词中。
当龚自珍思念着远在广州的林则徐时，魏源已经在扬州迎候他了。
这三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风云人物——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却同时又是挚友，这真是中国的幸运。现在，他们中的两位相聚在二分明月的扬州。魏源在这里有一处名曰“挈园”的住所，“挈”者，衡量也，衡量什么呢？以魏源的学识和志向，我想如果把这个“挈”理解为经天纬地是不会太错的。在这期间，龚自珍除了出游以外，就是和魏源探讨关于广东的“夷务”。这是两个最富于生命热情和性格魅力的男人之间的晤谈，龚自珍豪情似火，言辞风发，亢奋时每每声震屋瓦，甚至手舞足蹈；魏源则深沉宏博，见识高远，纵横捭阖中时时闪烁着智慧的锋芒。两人各有怀抱而又同气相求，巨大的民族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巨大的忧患意识。在他们看来，成败的关键乃在于朝廷内部的种种责难和牵制。这些年来，因循苟且之习，贪财好货之风，欺蒙瞒骗之术，已软化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脊梁。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如此官场，他们既洞若观火又深恶痛绝。好在林则徐是个有胆识的血性男儿，“海到无边天作岸，山临绝顶我为峰。”从他少年时代吟出的这两句联语中，就可见志向之不凡。以他那举重若轻的才干和大刀阔斧的气魄，在广州当会有所作为的。至于“夷人”方面，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也几乎都不屑一顾，似乎那不过是一群左道旁门的乌合之众，只要朝廷振作精神，拒之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彼等“蕞尔小夷”何足惧哉！
在扬州小憩后，龚自珍又举棹南下。绿杨城外芳尘歇，红板桥头香草多，古城风韵和故人的友情，使他的满腔悲酸得到了宽慰，他觉得自己就像时下的扬州一样，尚处于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夏末秋初。在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他写下了一首至今为人传诵、令人振奋的诗篇，发出了苦闷而又充满热望的呼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好一个“哀艳杂雄奇”的龚定庵！书生意气，声情沉烈，挥手风雷，石破天惊。这是滚过令人窒息的江天的雷声，是封建社会长夜之末，近代社会即将破晓之际的第一声春雷。万马齐喑，一马嘶鸣，他是何等的孤独；我劝天公，大气磅礴，他又是何等的顾盼自雄，一位思想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自豪感——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愤怒、彷徨、期盼和痛苦——在这首有如《风雷颂》一般的诗篇中冲冠而起，化成了一座不朽的精神巨碑。
龚自珍不愧是中国古典诗史的殿军。
24血色中的曙光
在世界战争史上，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实在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因为这场缺少对手感的战争几乎无法从战略战术的任何角度加以评判。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说了，说起来让人伤心。人们总是想不通，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四万万人口的庞大的帝国，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几艘远道而来的三桅战舰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历来总是习惯于把一切问题道德化，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场悲剧纳入奸臣误国的公式，用战和之争、忠奸之辨来演绎成败是非，于是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王朝的失败只是由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使忠勇而果决的林则徐难有作为。奸佞弄权，壮士扼腕，这只是一个古老寓言的重演。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道光皇帝在性格上不那么懦弱，让林则徐继续打下去，这场战争能打赢吗？
不可能！
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战争，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无论是将帅的谋略、士卒的英勇，还是民众的鲜血、关塞的雄峻，都不足以填补这段时间的“代沟”。
电影《鸦片战争》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在决定对中国用兵的内阁会议上，英国海军大臣趾高气扬地说：
昨天，有个传教士告诉我，一艘英国战舰能击溃十艘水师战船。我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一艘英国战舰可以击溃全部中国水师。
电影中的处理是真实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是狂妄自大，他们有理由趾高气扬。
还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说这话的是那个名声不大好的琦善，但他说得并不错。
是啊，大清国的灾星到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用坚船利炮打败了黄色的大陆文明，海风中带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当然还有大运河——滋润了发达的农耕经济，这里是大陆文明天造地设的舞台，在它的北面和西面是连绵的高山和广袤的荒原，而东面和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一切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一切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由汉唐至明清，这种自给自足的大陆文明走过了它温润的青春和衰飒的中年，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了枯槁僵化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得大英帝国的海洋文明正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阶段。他们的三桅战舰带着先进的望远镜和滑膛炮，也带着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张欲望和勃勃野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尖锐的弧线。现在，他们终于进入了太平洋。当东方的大陆文明遭遇到这股生气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美丽的锦帛一样，在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怀想。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孤独地离开镇海，踏上了万里谪戍的征程。
这次走的是水路，小船先沿浙东运河迤逦西行。太平洋的呼唤越来越远了，只有运河里水声喋喋，绵绵忧思化作老人的几滴英雄泪：
不信玉门成畏途，
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
蜃气连云正结楼。
“边愁”在东南，而自己却要往西北去了，那回首南望的目光中该有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
过了钱塘江再沿大运河北上，小船在溽暑骄阳下兼程前行。江南的风是纯朴而迷丽的，吹送着六月乡村燥热的泥土味，也吹送着一路细致的风暴。杭州过去了，嘉兴过去了，吴江过去了，大运河脉脉无言，它实在有太多的悲愁无以言说。真正的大悲愁总是不屑于诉说的，每年进入京师的漕粮，有一多半出自江浙，千船万斛，千辛万苦，都压在它苍老的双肩上。可是这种殷勤的供养却没有让王朝鲜活起来。林则徐突然觉得大清国就像运河两岸那田间的稻草人一般，远望时摇曳生姿，张牙舞爪，其实那都是吓唬人的；走近一看，只是一副风雨飘摇的空架子。想起来真是羞愧，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封疆大吏，也自视勤于王事，所谓日理万机无非是河务、赈灾、钱粮、刑狱，何曾想到外面的世界竟如此大变。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种羞愧是迟了点，但对于一个民族，知耻而勇，奋起直追还不算太晚。
林则徐的这种羞愧并不是官场失意之后浅薄的自嘲，也不是在万里遣戍的百无聊赖中偶有所感，而是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带有根本意义的觉醒，这种羞愧将他生命中所有的智慧、才华、良知和勇气都凝聚成一种欲望。他觉得自己老了，大清国也老了，而站在对面的夷人却很年轻，连同他们年轻的舰船和大炮，甚至他们那些神奇机巧的小玩意——比如来复枪、龙尾车、量天尺、千里镜等等——都是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世道大变，天外有天，不睁开眼晴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行了，尽管这样会很痛苦。但既然你选择了责任，你就不能逃避痛苦。敢于面对痛苦也显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质量，痛苦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不经过痛苦，你便永远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因此，拒绝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体味痛苦。当然，以林则徐的性格，看世界也只能站着看，决不会跪着看。站着看是一种比试，既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又不失去炎黄子孙的尊严。那是一颗不甘屈辱的灵魂在和对手较劲，“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抖擞身姿，把意气和激情埋沉在心底——如同夕阳满面羞愧地埋沉于西方的山海，为的是第二天更加辉煌地升起来——即使退却也不失丈夫气。而跪着看则是奴才对主子的仰视，懦夫对恶棍的乞求。跪着看的结果是永远看不懂，只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精神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只恨自己这辈子选错了爹娘。他们当然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有大痛苦，因为大痛苦只属于坚挺的脊梁——当它被强行按下去时，那挣扎的愤怒和忧伤便酿成痛苦。没有脊梁的人，既不配体味痛苦，也无缘体味痛苦。
那是一个在痛苦中思考和在思考中痛苦的时代，从道光十九年三月踏上广州天字码头，到二十一年六月离开战云密布的镇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林则徐的思考和痛苦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现在他遭遇了遣戍，又在遣戍途中遭遇了大运河。大运河是柔性和诗意的，月色下的吴歌把夜晚拉得很长，几星雨点就打湿了所有的河埠头和石板桥，乡村的迎神赛会充满了浪漫情调，整个江南都飘散着新麦饼和土烧酒的香气。十八年前，林则徐曾担任过江苏按察使，后来又擢升江苏巡抚，江南的山水风情对他是有着肌肤之亲的。命运对他是如此苛酷却又如此多情，在他最需要宁静的时候，又把他从喧闹的官场解脱出来，并赐给他一段古运河上的孤旅，为的是让他将痛苦和思考沉淀为一种思想，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思想如果仅仅是思想者个人的财富，那也就仅仅是“思”和“想”，而不是思想。只有像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的思想，才有资格最终被称为思想。六月的江南运河如同一阕性灵派的诗词，在它的两岸，平原古典地铺展又古典地向后退去，苏州过去了，无锡过去了，常州过去了，这些江南名城都是倥偬消逝的风景。小船兼程前行，风也匆匆水也匆匆，急切得有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去赶一次盛妆舞会，那里的一切都是心仪已久的，她期盼着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牵手和托付。
到了镇江，终于泊船，起岸。
林则徐要在这里盘桓几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民族，现在都处于一个大生死和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这时候，他更加渴望与魏源和龚自珍的相会。什么叫挚友？除了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理解和慰藉，相濡以沫和相映生辉而外，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大体是同一档次的，这样，他们的交往才能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和创造的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彼此都是情感和意志的延伸，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临难受命拍案而起甚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与魏、龚就是这样的挚友，这两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许身家国，快意恩仇，举世皆昏，唯我独醒。他们随口甩出的几句牢骚也远远胜过朝堂上衮衮诸公们的竟日高谈。现在，魏源在扬州赋闲，龚自珍在丹阳教书，林则徐选择了镇江——在扬州和丹阳中间，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来完成自己庄严的托付。
镇江以它吞天吐地的胸怀迎接林则徐的到来。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但吞天吐地不一定就表现为喧嚣浮躁，相反，只有浅薄的小溪才喜欢神气活现地大声呼喊。镇江恰恰是一座不事张扬的城市，它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的，全不似苏州和扬州那般招摇，因为名分都被它们占尽了，出头露面作人来疯的是它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也是它们。镇江只有劳碌的份儿，而劳碌者总是沉默的。但沉默的精神不在于享受沉默而在于积聚力量，如果把沉默惯性化恰恰是背叛了沉默的精神。于是便有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和辛弃疾“何处望神州”那样的大声音。镇江要么沉默，要么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大声音，因为有了这大声音，它平日里灰头土脸的沉默才不是一种无奈；而显出了比喧嚣更有力量的大气。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当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金銮殿上沸沸扬扬地争论时；当清朝水师在沿海要塞收集妇女的尿盆和月经带，置放在木筏上用于御敌时；当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相信夷人没有膝盖，一打就倒，一倒就爬不起来时；当大英帝国的舰队连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一路势如破竹时，几个忧国忧民而又肝胆相照的挚友相会在镇江。直到若干年以后，人们在翻阅近代史时才会注意到，在那个多事之秋，决定中国命运的巨擘其实既不在京师，也不在广州，而在镇江的一处不起眼的庭院内，几个朋友一次不事张扬的晤谈之中。风清尘不到，潮带海声来，那座小小的庭院，连蝉噪和茶香也是令后人怀想的。
这次聚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由魏源执笔，编写一本介绍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
北固山下，没有响起梁红玉那样驱策千军的战鼓，也没有发出辛弃疾那样壮怀激烈的豪语，只有几个朋友晤谈之后的执手一握，但中国的近代史却感到了那一握中的热情和力量，在蒙昧和苦难的中国，那热情和力量足以托起一颗新世纪的太阳。林则徐给魏源带来了他收集的大量关于西方、关于世界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广州作钦差大臣时组织人翻译的西方地理书、地图册，以及澳门出版的英人报刊，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