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代那曾有的盛世，我这里只要说一件小事。贞观十一年（637年），有一个叫马周的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直到隋亡唐兴二十年后，仍有人吃着“杨家”的饭，穿着用“杨家”的布帛做的衣服。从贞观十一年仍在闪烁的前朝余光中，人们可以想见当初的盛世曾是多么辉煌。后人总喜欢怀念唐朝，连今天那些以先锋自居对历史不屑一顾的摇滚乐队也自命为“唐朝”，并大言不惭地高唱《回到唐朝》。其实，比之于盛唐，除去诗坛上少了几个大腕级的巨星而外，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也逊色不到哪儿去的。后人又总喜欢把隋朝的短命归结于杨广的“耽于享乐”，其实，他如果真的一门心思放在享乐上，恐怕就不会亡国了，老爸留下的那么一份家业足够他受用的，躺在深宫里怎样挥霍也挥霍不完，以无为而治完全可以达到统治的四平八稳。杨广恰恰是个既不安于享乐，也不安于现状的人，他的不少举动在历史上都算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不光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艳情手笔）。他满面尘埃，一次接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帝国的疆土，那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当时已初见端倪。大运河更是这盛世的华彩之笔，它是开创性的，也是终结性的；是让人心旌摇荡的，也是让人受用不尽的；是盈盈可握风神俊朗的，也是波澜壮阔吞天吐地的。我们与其说中国占有了大运河，还不如说大运河占有了中国。你看它将黄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几条纬线方向的天然河道连成一体，从此“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在它的两岸，农夫、商贾、官吏、妓女，当然还有文士（他们总是在诗酒和女人中放达，又总是一副不得志的样子）——都在自己的角色中从容自在地奔忙，那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迈中，洋溢着荷尔蒙的浪漫气息。其间还夹杂着几个穿长袍牵骆驼的西域商人。大运河的通达是全方位的，它一端延伸至明州港，舞弄着通往海外诸国的蔚蓝色的航线；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摇曳着“丝绸之路”上孤寂的驼铃。西域商人的驼队越过中亚的茫茫荒漠和祁连山麓的河西走廊来到长安，然后沿大运河南下。而来自日本和南洋的商人、使节和僧侣则从宁波或泉州登陆，通过浙东运河转棹大运河北上。大运河通了，中国的血脉也通了；大运河活了，中国的精气神也活了；大运河容光亮丽，中国也在盛世中鲜活滋润。大运河是一张犁，划过黑黝黝的处女地，翻挖出呼啸的热情和原始的创造力，在阳光下欢快地舞蹈。一切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息，一切都有如神助一般，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润，又有开天辟地的气魄。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因为有了大运河的滋润，杨广才焕发出了那么充沛的才华，他好大喜功，好发奇想，好作惊人之笔，说到底也是一种才华的闪耀。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是有恃无恐的，所“恃”者，大运河也。才华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当然也是离不开水的，大运河就是这生命之水的钟灵毓秀。但才华又是一柄双刃剑，一个人才华横溢有时也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就像一个国家财大气粗不一定是好事一样。他太喜欢炫耀，太富于进攻性，太迷恋一意孤行。平心而论，杨广称帝期间所建立的那些开创性的功业，是足以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帝王相比肩的，他之所以没有能进入伟大帝王的行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富于才华且恃才自傲。一般来说，政治家只接纳才能而不需要太多的才华，因为才华这东西总是与理性相悖的，而才能恰恰体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理性把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当年他曾立志当作家，但发现自己写不过莫泊桑，就降一个档次而当总统。我觉得他的选择是理性的，这话也并不是矫情）。富于才华的杨广充当的是一个只会播种的农夫，至于收获，对不起，那是别人的事。他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例如复开学校，整顿法制，重设郡县制，改革官制，扩大均田制，强化府兵制等等，真正的收获者都是李唐王朝。特别是他创立的科举选士制度，几乎一直伴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寿终正寝。某种制度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其中肯定有它合理的东西。所以，后来的唐太宗在端门看着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曾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句很流传的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这句话中品出一股势利味，其实，让那些具有统一文化水准和从政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政坛，这对社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抵也就从隋代开始，大运河上络绎不绝的士子，便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在运河边伫立的身影和眺望的眼神，流入诗歌、音乐、戏剧和话本小说中，成为最具煽情效应的题材。他们的种种遭际和艳遇，更是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我们只要翻翻盛唐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在运河上的行迹和诗行，那真是风神俊朗，绣口华章，道尽了人生的千般况味。应该承认，不管他们是狂放也罢，凄凉也罢，淡泊也罢，牢骚也罢，那些诗大都写得不错，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像应试时做的那些官样文章。真应该感谢杨广，他不仅开凿了一条大运河，而且创立了一个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官吏选拔制度，让那么多文化人趋之若鹜，成为他们终身性的诱惑并为之投入。他们把自己的风姿才华和人格精神，还有那被渲染得几乎不尽人情的悲喜荣辱都映在大运河的波光里，让后人回望之余，感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是的，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呢？无论是那得意的朗笑还是飘零的青衫，那远年的浪漫都源自一个只有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那个昙花一现的隋代，给历史留下的遗产太多了。杨广真是一位辛勤的农夫，虽然他的播种和收获不成比例，但种子一旦播下，日后总要生根发芽的。
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隋朝的鼎盛得益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而这些恰恰又是与强权政治以及对心灵的封闭并行不悖的。人们常常把繁荣昌盛连在一起说，时间长了，也觉得挺顺溜。其实“繁荣”与“昌盛”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对精神文化而言，后者则直接指向粮囤和钱袋之类。“昌盛”者未必“繁荣”，隋朝大致就是这种情况。精神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心灵的自由度问题。我们都知道隋代没有文学，这固然与它立国时间太短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统治者对心灵的扼杀。由于严刑峻法（据说偷盗一文钱也要杀头），搞得小民百姓们人人自危且不去说它，知识界也弥漫着一股玩知丧志的实用主义风气，文化人纷纷挥刀自宫，把心灵变成敲开利禄之门的石头。他们写诗作文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歌功颂德，献媚讨好，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文化专制，作为政治专制的派生物，它当然也不会比政治专制宽厚和温柔。它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去摧眉折腰，沦落为招招实惠的文坛阿混；它给所有的作品都强行抹上“盛世”的油彩，在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歌中搔首弄姿发羊痫疯。可以想见，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散发出激情的血温，怎么能燃烧起生命的光彩，又怎么能用来讨论深刻和崇高？在这种风气下，当然也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学术，像宇文恺那样的建筑奇才，也只能把自己的智慧用于投杨广所好，建筑歌舞升平的楼台（哦，那是些多么壮丽堂皇，堪称独步一时的纯粹中国流的楼台！）。他是作而不述的，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观其一生，他始终与大师无缘，只能说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而已。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民间音乐当时是被禁止的），没有学术，没有言论，也没有夜生活——人们都早睡晚起，生怕招致什么飞来横祸。朝野噤声，万马齐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各级府库中的粮食和布帛都堆不下了，所谓天下丰足也并非过甚其辞。事实证明，在一个封建的国度里，经济上的放开搞活和思想上的封闭钳制双管齐下，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见到成效的，例如温饱小康之类，也确实可以一窝蜂地办成几桩大事。
但是，能保证这种局面的“可持续发展”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到了大业六年这个时候，隋代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一幕正剧，威武雄壮，堂堂正正，没有多少插科打浑的噱头。但任何正剧一旦进入盛大之极，高潮之巅，鲜花着锦之至，就不大好把握了，因为这时候演员们大抵已进入了忘我之境，他们有太多的即兴发挥和自我卖弄，而这种发挥和卖弄稍一过头，便容易偏离理性的河床，掺杂进闹剧的成分。毕竟在那种场面下，谁不想出彩呢？我们看看大业六年元宵节发生在东都洛阳的那场闹剧。
且说杨广打通西域之后，作为“通”的表现，前来朝贺的各国酋长和使节络绎不绝，再加上带着“方物”，为了赚钱而来的商人，一时洛阳道上摩肩接踵，东西两京冠盖如云。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个鬼精灵的裴矩向杨广建议，他说现在到两京朝贡的“蛮夷”已是盛况空前，我们何不再来个空前盛况，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大设戏台，大演百戏，以显我华夏繁荣昌盛，吾皇英明伟大呢？
裴矩的这一建议自然又正中“上”怀，一场堪称旷古盛极的闹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是说隋代没有文学艺术，没有夜生活吗？你看现在京师的舞台是多么红火！从全国各地晋京汇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最拿手的绝活儿，花技招展地来了。十里长街之上，通宵达旦，歌吹入云，真是个人如海，歌如潮，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次艺术节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把那些各国的首领和使节看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气象到底不同！是啊，谁曾见过这么阔大的舞台，谁曾见过如此阵容的文艺队伍？谁又曾见过这么百花齐放的“繁荣”？皇帝老子一诏令下，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凡有奇伎，无不总萃”，据说晋京的艺人总计达三万之众。可怜这些平时从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戏子，耗尽了全部家当，风尘仆仆、舟车辗转，就是为了到京师的舞台上露一下脸，演完了，恐怕连回家的盘缠也很成问题。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有了这么一次也就够了，毕竟这是京师的舞台，说不定连皇上都曾看过他们的演出呢！
这是文化专制之下的虚假繁荣。
当然，与“繁荣”同时展示的，还有昌盛。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这本是古已有之的名堂。本届艺术节同时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只不过搭台唱戏的目的并不在于招商赚钱，而是为了夸富逞强死要脸。中国的当权者往往把自己的脸皮看得比老百姓的肚皮更重要，为了脸皮上的风光，自然少不了玩些弄虚作假的鬼把戏。艺术节期间，东都的各大商贸市场结绮临春自是不必说的，更出彩的是，连大街两边的树木都缠上了绸缎，人行道上铺着精致的龙须席。老外们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家店铺大快朵颐，吃饱喝足了，抬起屁股一抹嘴，走人就是。因为朝廷有指令，他们的消费一律不付账。店主还要解释说：“中国富庶，客人饮酒吃饭概不收钱。”这下又把老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简直是神仙世界！
但老外也不全是好糊弄的，有人便指着缠在树上的绸缎问道：“中国也有衣不遮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缠树干什么？”
这一问可就问住了，市人皆“惭不能答”。
为什么“惭不能答”？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皇帝佬儿而不是小民百姓们来回答。中国到底富庶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至少还没到吃饭不要钱或者把绸缎往树上缠的程度。其实，小民百姓们是用不着为此羞惭的，真正应该羞惭的是最高决策者杨广。盛世尽管是盛世，但一旦到了弄虚作假死要脸的地步，说明正剧已经开始悄悄地向悲剧演化了。而当事人如果不是出于糊涂，就是人格精神发生了畸变——浮躁，焦虑，奢侈的热情，其中还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虚弱。
这是大业六年元宵节的一幕闹剧，也是隋王朝在盛世峰峦上的一次带有附丽气息的欢舞。
杨广现在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南北大运河翻涌着盛世的波澜，北巡和西征的功业直逼秦皇汉武，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力的强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万方乐奏，四海升平，接下来就剩下一件大事了——
征高丽，然后在江都的宫殿里被部下用红丝巾勒死。
13江都
以后的事情就不堪回首了。对高丽的战争有如一场噩梦，人们总是不能理解，杨广御驾亲征，以百万精锐之师去对付一个小小的高丽，居然会那样一败涂地。不能说隋军的统帅部无能，隋朝立国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一大批久经战阵的将领大多还健在；也不能说隋军的动员不够，当时，连宇文恺这样的人都被调到前线去指挥架桥修路了；借助于大运河的通达之功，后勤保障也是没有问题的。战争中充斥着诸多偶然性事件——恶劣的天气；杨玄感的叛乱；甚至在一次总攻发起前，宇文恺设计的浮桥短了一截——致使隋军一次又一次地功败垂成。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打成这种样子，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也许隋王朝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吧。
隋王朝的末路说到就到了，它几乎是一触即溃的，省略了通常会有的对峙和相持。如同那种硕大而艳丽的花，盛开得快，凋谢得也快，它那斑斓的色彩在一夜之间就零落如泥了。这与杨广人格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对高丽的战争引发了原先潜藏在社会肌体内部的各种矛盾，这些本来并不一定是致命的，如果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完全是可以从容应对，挽狂澜于既倒的。但杨广是一位诗人气质的帝王，他习惯于用写诗的浪漫情愫来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桀骜不驯的想象力去挥霍权力。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忘乎所以，似乎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神来之笔。而一旦遭遇挫折便堕入颓唐，在一片苍白的绝望中自暴自弃、自哀自怜，心理渐至变态。这种病态人格在他对叛将斛斯政的处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高丽国最后交出斛斯政，是隋帝国三次征辽的唯一收获，也让杨广好歹挣回了一点面子。现在，他要好好地受用一下“胜利”了。
怎么受用呢？在这方面，杨广并不缺乏想象力。且看：
行刑的这一天，兵卒先把斛斯政押到金光门外，然后将其捆绑在木桩上，并用车轮箍住脖子。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
杨广又诏令京师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他们不光是看热闹的观众，而且每个人都要剑拔弩张地充当刽子手。这样既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原则，又渲染了场面气氛。——开始有点意思了。
那么就动手吧。
最先是一批人持箭对准斛斯政猛射，使斛斯政满身中箭而不得立死；接着又一批人持刀近前，一阵猛砍，直把斛斯政砍得肢体零碎，但尸身仍被箍在车轮中。
完结了吧？且慢。
杨广还不过瘾，又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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