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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分惊喜地问：
你爸是58年的转业官兵吧？起码是个师长？
不……是。
哪怕是个团长，也够厉害的啦！
也不……是。
那……难道只是一个连长吗？总不会是个排长吧……
2．杨红樱的身世
她把身子缩在车厢连接处的折篷缝缝里，忽然伏在我肩头嘤嘤地哭了起来。在她混乱的叙述与啜泣声中，我大概听明白，她的爸爸连个排长也不是，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原国民党留用人员，高级会计，三反五反后期被查出挪用公款，1952年被捕后判刑，1955年送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改。尽管他挪用公款是为了给妻子买一件价格昂贵的海孚绒大衣，事发后，红缨的妈仍是很快就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在1965年刑满释放后，因杭州城里无人接收，萧山老家也无直系亲属，只好调到大杨树农场留场就业。有人曾把这个消息带给她的妈妈。她妈就对红樱说：你不是要下乡嘛，那正好，你上北大荒去跟着他过吧。
在那一列昼夜兼程开往东北平原的晃晃荡荡的火车上，在沿途经过的城市火车站欢迎欢送的人群和口号声中，红樱对我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身世。红樱说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点点关于父亲的印象，哪怕是气味和声音，全都像透明的空气一样，你明知它在，可就是触摸不到的。她觉得那个所谓的父亲，很像月光下的一个影子，只要乌云一涌上来，地上的影子就倏地不见了。她说她如果不赶紧去找父亲，这个父亲也许就永远找不到了；她不敢想像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就算父亲的成份再不好，等找到了，再同他划清界限也是来得及的。哪怕到最后只寻到一座父亲的坟墓，她也不会白白去了北大荒一回……她那种口无遮拦的坦率，令我隐隐地怀疑，似乎从未有人教给她，哪些话是不该对初次相识的陌生人说的。她的故事泡在劣质饼干的气味与厕所的尿味中，被无数次的原因不明的临时停车切割得支离破碎，但我已被她那样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动得一塌糊涂。想想吧，这压得铁轨都矮下半截去了的成千上万北上反修建设边疆的知识青年滚滚洪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杨红樱身上，竟然就可以如此地与众不同——她怀揣着与我们不同的志向，她去北大荒是为了同她的父亲会合，同她的父亲团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秘密呵。我怎么可能不为如此绝密的动向守口如瓶呢？尽管那个父亲的身份确实不够光彩，但她要的仅仅是一个父亲，就像每个知青上火车前都得领取御寒的棉靴棉帽棉大衣一样。我看不出她有什么错，也许，正因为她有可能会错，这秘密才显出了不寻常的意义呵。虽然我无法认同她脑子里那些散乱而荒谬的逻辑，我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疑虑都一口口咽回去。
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个时刻，在月台上下人群汹涌的哭声中，我和她仅仅只是偶尔目光相接，竟如电光火石猛然撞击——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对方的脸上都没有眼泪，这在哀嚎四起的车厢中是两个稀有的例外：这一个19岁的女孩心潮澎湃，是以为前方有文学在等待；而在17岁的杨红樱，眉眼中都是欢笑，只因她望尽前方的万水千山，一眼看见了千百次由梦里回来亲吻她的父亲，正抱着她在金色的麦田里翻滚……
她和她都有充分的理由快乐，快乐注定了要产生友谊，我和红樱从此无话不谈。
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岁月就像那些破旧不堪的车厢，一旦被那冒着白色蒸气的火车头拽上了一条固定的轨道，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倒回来的。
八月的漫岗，如今是铺到天边绿得浓稠的大豆地，不见一丝儿麦黄。
我明明知道小杨子就呆在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后来这二十多年，她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和她那个所谓的父亲住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说服她放弃那个父亲，就像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父亲一样。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越来越离奇古怪了，但在70年代，没人懂得或是没人有钱到医院去做“亲子鉴定”，我对此更是毫无办法——我越是反对她就越发来劲，我越是赞同便越发身陷其中不可自拔。以我19岁自以为是的肤浅智力，想要说服杨红樱自然是十分困难的。我每次到马号去找她，只能可怜巴巴地高举着一面生锈的小圆镜，跟在她屁股后头，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你照照呀照一照吧！你看看老杨头长得什么样儿，你长得什么样儿？你的眼睛抹上狗屎啦？你哪哪都是细细的，眉毛牙齿眼皮儿，是柳叶儿那样的；你再看看老杨头，肩膀头额角头鼻头哪哪都是方方的，方方的人，怎么能生出长长的、细细的人来呢？你见过一只猫生出一条蛇来么？见过一条带鱼生出一只刺猬么？我向伟大领袖保证，老杨头不是你爸！千真万确的，这是一个阴谋……
小杨子夺下我的镜子，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凶巴巴地叱儿我说：你知道个啥，我从小就长得像我妈……
3．近乎疯狂的寻父情结
杨红樱被人叫成小杨子，是在到了大杨树农场之后。她似乎对小杨子这个称呼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但在我看来，当她被人叫成小杨子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东北妞。东北妞的小杨子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杭州火车站登上知青专列时，那么些人“阿英阿英”地叫着送她。火车开动了，窗前还有人塞进来一个笔记本儿，我看见了“送给革命战友杨红樱”那几个字。我心里是希望她叫红樱的，我想像着对面这个瘦弱的女孩，极有可能出生于一个樱花烂漫的早春，或是红樱桃成熟的初夏季节。然而，我的目光落在她扁平的胸前别着的知青证上，那上面竟然写着“杨红鹰”三个大字。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红英红樱还是红鹰？听起来一样，写起来是不一样的。她冲着我羞涩地一笑，把那张知青证翘起来给我看，说：从现在起，火车一开，我就是杨红鹰了！天高任鸟飞啦！
红樱娇艳的花瓣与芳香，被急速的车轮碾得粉碎，一片一片地随风飘逝。我被风呛了一口，忿忿地发表意见说，我觉得她的名字改得太多也太乱了，何况红鹰那样一种红色的大鸟，看上去一定很吓人。你听听，斜对面那个男孩改名叫“反修”，窗口那个女孩改名叫“咏梅”，还有叫“革命”、“奋斗”什么的，光秃秃的都没有姓氏，很多知青都把姓改掉了，那样才干脆彻底。你干嘛还叫个杨红鹰，真是难听得要死。
红鹰的面孔，忽而变得苍白透明，像一只中弹后流尽了鲜血，从空中栽下来的雏鹰。
那一夜漫长的车轮声中，我们困倦无聊地相偎相拥窃窃私语，红鹰的呢喃与呻吟，随着口腔里扑出的热气，一阵阵萦绕并围困着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在肃然变脸的江北平原的荒凉中醒来，我听清了她絮叨半夜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她是绝对不会把那个“杨”字改掉的。那个“杨”字，是她和父亲之间惟一的联系，如果她把姓改了，她从此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她也注定会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假如我从一开始就能预见到整个事情的结局，或者，至少能及时发现杨红鹰寻父在本质上的某种荒诞性，然后及早加以阻止与引导，那么小杨子就不会至今还留在北大荒的某个农场连队，成为一个远离都市文明、拖家带口的邋遢农妇了。假如我在1969年6月到达大杨树农场的当天起，就能把杨红鹰脑子里那样冥顽不化的寻父情结，刨根究底地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二十多年后的这个秋天，我也用不着如此费劲费神地来寻找小杨子了。我的愚蠢或者说单纯，使得我当年仅仅只是一次次反复地向红鹰揭露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亲身父亲，她的父亲不会是这样一个衰老而窝囊、俗气又丑陋的老头儿。我不断地为红鹰设想着她的亲身父亲，即便在恶劣环境中仍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模样，然后把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杨头贬损得一无是处。我惟一有点儿心虚的是：我只能说他不是，我却无法证明他不是。
1969年刚满19岁的我，把她在黑暗的车厢里透露给我的北大荒寻父计划，看成是我们之间无私的合谋与钢铁同盟，我对此充满了不可遏止的好奇感与更为强烈的热情。在我看来，寻找父亲是一个温暖而温馨的旅程、带有感伤的浪漫色彩，伴随着眼泪与思念。只有在苦涩和忧郁的尽头，才是圆满和甜蜜。尤其因为我们寻找的是一个“流放者”，而不是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种正面人物，因此带有一点不可告人的罪恶感，愈发地生出灼人的刺激。最初的日子，我在暗中不动声色的寻访，最热衷于“排除法”：即把每一个进入我们视线、年龄在40岁—60岁之间，凡是带有浓重或是可疑的浙江萧山口音的刑满留场就业分子，统统地不断剔除出去。只有把每一个可疑人选都彻底否定，才有利于我们把寻父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假如一旦对某人有所肯定，就意味着这项工作的完结，我内心绝不希望寻父的工作那么轻易地结束。其实，以我们的知青身份，所能够接触到的“二劳改”人数是极其有限的。我和杨红鹰一开始被分在菜园队干活，那里仅有的几个“二劳改”，很快就被我们剔除了。然后我要求调去砖瓦厂，因为烧窑的技术工人，大多是“二劳改”；那段时间杨红鹰曾幸运地被点名去学开拖拉机，但她说机耕队全是知青，没有“二劳改”的地方，她是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的。她三天两头神出鬼没地出入于菜窖、仓库和场院，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耗子，与“二劳改”们私下里窃窃交谈。假装在无意间问起他们的属相和祖籍什么的……那个时刻，她的细眉细眼会突然膨胀壮大，将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肮脏老头们，残存于风中的呜呜尾音，贪婪咽下并反复咀嚼过滤。
但我们那样心怀叵测漫无目标偷偷摸摸的寻找，几乎像大海捞针一般毫无成效。我很快就感到了厌烦。我对杨红鹰沮丧地嚷嚷：
我算是明白了，天下没有比北大荒更大的地方了。可这才是一个大杨树农场啊。
一个大杨树肯定够了。她安慰我。天大地大，不如我的眼睛大。
迹象其实早已昭显。所有的蛛丝马迹，一切能说明杨红鹰即将走火入魔的迹象，其实都已浮出地表。假如我能更早些发现她身上那种近于疯狂的固执，我还会帮着她去完成这一悲壮的使命么？
4．战备部署都乱了
那年冬天我被派往野外作业的水利队增援，那是一个东北知青和浙江知青混杂的连队，用镐头刨冻土的土方量定额，大得能把人累吐血。于是我帮小杨子寻父的计划，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那个冬天野外的帐篷里，却从分场不断地传来有关小杨子的消息，每一条消息都令人心惊肉跳。有人说杨红鹰的行为十分反常，她总往二劳改住的地窨子跑；她给二劳改织毛衣，还同二劳改一起喝酒。有人怀疑她与某个二劳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人怀疑她被阶级敌人利用或是摧残了；还有人对她的阶级立场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人说她政治上有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苏修派遣的特务，否则为什么别的知青每年春节都急着回老家探亲，她却一次次放弃总也没有回去过……关于她的传说越来越离谱，其中比较有人情味的说法是她得了一种怪病——她只要一听到有人说到“爸爸”两个字，就会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有个宁波女知青每天要给父母写一封信，而每天也会同时收到宁波父母的一封信。红鹰偷看她父母的来信，然后把信悄悄撕掉。有个男生买了一瓶“北大荒”老白干，又省下零花钱到佳木斯城里买了一支红参，泡在白酒里。那天他无意对人说一句：我爸风湿腰疼，叫我买人参浸酒，带回家去给他补一补……红鹰一听，当时就晕倒在地上。据说她醒来后，到处向人打听怎么自杀比较省钱又省事儿？我住的那个帐篷里，那些与她无关的人，背后的议论就渐渐刻毒起来了：有人说天知道她究竟是想爸，还是想男人，想爸哪有这么个想法儿的？革命青年变成个花痴实在太给咱丢脸啦……红鹰浑身的羽毛被那些闲言碎语一片片撕扯下来，裸露着瘦骨嶙峋的青紫色胸脯，叫我阵阵心疼。但我救不了她，我为她挖空心思保守秘密，她却擅自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父亲究竟在哪里。其实，就连我，说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所谓的萧山会计二劳改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些日子，水利队一直大会战不放假。我只得托连队的通讯员，带了一张纸条给她。上面这么写：自杀最便当的方法是找一棵沙果树上吊。但是那样的话，你就永远见不着你爸了。
我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见到小杨子的。我不向任何人打听她，我自己认得路。穿过白桦树林间的泥泞小道，在翠绿、墨绿、金黄和雪白，那么多颜色在各个季节轮流交替着的原野深处，我一闭上眼就能想起那个地方。我甚至能闻到沙果树开花时醉人的甜香。三十多年过去，她最后还是留在了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那村儿可真小，三间茅草房两个草垛一眼机井，最后装下了小杨子的全部幸福。
那年春天呼啸的狂风中，我回到原来的连队。人们告诉我说小杨子已经搬到马号去住了。她的疯狂与乖戾竟然使得连长生出恻隐之心，已经批准了她到“病号队”工作的申请。没人肯跟我多说什么，对于那样一个动不动就以自杀相胁的人，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也暂时失灵。我的脊背冒出凉气，那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病号队的那些“二劳改”，瘸子烂眼驼背，基本上全是妖魔鬼怪。以前出工时路过那地方，我和小杨子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连呼吸也要屏住的，她如今竟然久闻不知其臭了么？那个该死的水利队，趁着我几个月不在小杨子的身边，把一切战略部署都搞乱了。
可我不能对小杨子撒手不管啊。
那个傍晚，西天铺满了红海洋般的火烧云，田垄上刚刚返青的一簇簇嫩草，在夕阳下如鲜艳的玫瑰花一路引领着我。离老远我就望见了谷地里飘来的白色烟雾，袅袅地贴着屋檐升上树梢。然后我看见了房子外面空场上砌的一只灶台，大锅正冒着腾腾热气，飘来一阵阵略带糊焦的香味。锅台前蹲着一个老头，伸手举着一只炉钩子，从炉膛里往外扒拉着什么。我看不清他的模样，只记得他的门牙好长，都露在嘴唇外面了，像一个狼外婆。后来他的炉钩子戳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很兴奋地站起来大声地喊着红鹰红鹰。当我终于弄明白那原来是一只煨熟的土豆，只见红鹰从屋里冲出来，用手掌捧住土豆，一边跳脚说好香好香呵，一边娇嗔地抱怨说烫死啦……那老头笑眯眯望着她说，等等我来给你剥皮，喏，这里有我擀好的细盐末子，不蘸着点儿盐吃烀土豆，烧心呢……
我见到红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幅木已成舟、舔犊情深的幸福图景。无论我怎样地痛心疾首，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了。三十多年后，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红鹰当时那副眉开眼笑欢天喜地的样子。她把剥了皮的烀土豆塞给我，揪着那老头的帽子说：你看，我现在相信世界上是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