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高峰社社主任赵复祥同他父亲围绕“超支”引起的冲突，团支部女书记文素芳两次离婚的纠葛，和这个社的无数人物，后来都写进了小说。
与上海、睢水时期的写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乡生活的长久积淀来虚构的。现在他是个“内行”的采访者。内行到在干活中可以指出水车架设地点的对或不对，以及改修沟道如何节省劳力。但是采访影响了他的想象。如果对比《青㭎坡》与他的双龙乡札记，你会惊异于他大量采用实际记录来构造小说的创作方式。
他记录了全部见闻。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先进”高级社，干部带领群众苦苦奋战的缩影。苦战的成果，群众得到、看到了一些。谁也没有去想，洒下的汗水之多与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参与设计、试验土抽水机，运土，做燕儿窝，失败了重来。当看到梓江的水终于翻上了山坡的时候，他与农民干部都狂喜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的绝对是事实，他的受感动也是事实。
下个月，他带着从双龙获得的情绪到三台尊胜，看到那里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天很空旷，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远。心情非常开朗，舒畅。感觉到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奔驰。①在双龙、尊胜，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无休止的改土、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宽，劳力紧张，把大春耽误。有些活路不讲科学性，只凭体力硬干。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因为故乡的建设不够“典型”，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辞辛苦地下去。结果是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的例证。他没有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意思？不是。农民的劳动是真诚的。也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虚假。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你、我，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来便摆脱掉民族贫困的浪漫理想中，是历史的虚假。像你的《假日》，那里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写的是在历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实”）
所幸他写得很少。四年里，写新农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获。写到“反右”以后，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库是中国“大跃进”的一个象征。文学跟随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畅想曲”。他在北京开会，作协总会副秘书长一连找他谈了两三次，动员他去劳动一段时间，可以担任水库工地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进行创作。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答应，推荐了艾芜。艾芜就像赴鞍钢那样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几十万字长篇的半成品，却从此搁浅。想到让老朋友做“替身演员”，他很感歉意。后来是他通过刘白羽，由作协党组出面好不容易劝动艾芜，才将小说放弃的。
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产生的农民式的“狡猾”呢？
岁月不平静
谁料到大跃进紧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一个社会风习的研究家，他在笔记本和各种纸片上随处记录下见闻。
1960年，双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来诉苦，说高征购给家乡带来的困难，加上天灾，顺义坝那样的好田土都荒芜了。老百姓病倒或纷纷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长说的情况，答应每月给他增加生活费用，批评了他的情绪。
但到了1961年，农村的灾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边，不由他不信了。
他亲眼看到锦江剧场的巷口墙脚边，有人在啃从附近饭铺拣来的骨头。商业场门前路灯下，摆篮子卖凉拌“无缝钢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买一盘吃。小学中午和下午放学，一路吵吵嚷嚷算粮食帐，算自己这个月还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声明一顿吃几两米，弄得不好便会发生争吵。招待所里每顿也离不开“无缝钢管”。厚皮菜比“无缝钢管”还要难咽，能把你肚里的油水全刮光。1962年开始恢复，市面上有点东西卖了，但价格贵得吓人。他和玉颀在重庆南泉住，实一块不到一斤的红苕，一元多钱。家里主要吃瓜菜煮面片，只给他一人吃鸡蛋，一元一只。三年里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为还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编起来的。
没有“当前的现实”好写了。1960年还有情绪写大跃进。《你追我赶》在《人民文学》发排后，为了某几个字句，他还会给千里之外的编辑部发航信、发电报，要求修改。现在写什么呢？
参与《红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释放了他一部分无处散发的写作热量。早在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到成都西门外沙汀家拜访。坐在房前的凉台上，沙汀拿出重庆文联刚寄到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指着其中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预备合写“中美合作所”的长篇一条，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
这个选题原是以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样有眼力，当即决定去重庆约稿。到1960年初，小说初镐铅印了一百本征求意见，暂名《禁锢的世界》。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他拿来一气读完，发现它虽然粗糙，显然是一块璞玉，是有厚实的加工基础的。5月，他把原订去武胜的路线改变了，先到重庆，征得市文联负责人王觉和市委文艺处的支持，由林彦、向晓和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陪同，一块到市委机关的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去找另一作者罗广斌，商谈进一步修改的计划。
他看到的罗广斌，是个放达、热情，说话诙谐的汉子。杨益益言则稳重、深沉。罗、杨和因1957年鸣放的“错误”中途退出写作的刘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幸存者，现为团市委干部。他们在解放后做过几百场报告，对狱中的情况相当熟悉，写作情绪饱满。
沙汀与他们当夜在农场招待所长谈。次日临行前又谈了一次。体提议加强许云蜂、江姐、成岗等人的描写，不要坐在渣滓洞写渣滓洞。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从单纯的“禁锢”中跳出来，联系全国的形势。《红岩》的修改能打开局面，与他的这个思想有关。
从长寿湖再返重庆，他让王觉、林彦向任白戈、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转达他的建议，给罗、杨充足的写作时间，让他们专门去北京参观革命历史文物，开阔眼界。然后，他才放心地前去武胜进行他的访问。
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8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看法。这样，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天，对于第一章 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拢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在玉颀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垦，住的时间较长的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1960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3月27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1954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1964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①
（第一次开人代会，巴金和我住在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人民日报》的同志请他给副刊写散文，我见过他写东西。他的床靠窗，我靠里面，睡得比他早，失眠。半夜里看他还在写，改来改去。他写过一篇《数字的诗》，花了好多功夫琢磨，不是才子气一挥而就的。1956年开人代会。李劼人也是代表，见了巴金便开玩笑：“老巴，把你的标点符号拿出来请客！”意思是巴金写得多。一次谈起川剧著名演员寥静秋，廖得了癌症，找巴金在上海请专家看过病。李劼人提议，我们三人联名给夏衍写封信，让给她拍一部《杜十娘》的舞台电影好不好。李劼人从来痛快，说我来执笔，大家凑一封信。拟信中，巴金说，写上这一句，现代的科学不能保留她的生命，但现代的科学还能够保留她的艺术！李劼人马上说，讲得好！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三人的呼吁见了效果。《杜十娘》在京开拍的消息传出，巴金写信来相告。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拍完电影后即逝世了。巴金在《廖静秋同志》一文中继续发挥沙汀记得异常清楚的这句话：“现代科学不仅保留了她的艺术，而且还保留了她那颗热爱艺术、热爱人民的心。
沙汀深感这位女性和“老巴”都比自己“硬朗”。近几年他逐渐进入老境，看到自己的创作力有所消退，失眠、哮喘、肠胃失调等各种病症加重，他这个情绪型的人经常烦躁不安。凡应做而未做的事，凡叮咛后做得不尽意的事，他都牵挂在心。有时会火冒三丈，刚冒完火又立即失悔，想要找到补救的办法。他活得好累！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需要在个人外表脆弱的生命形式中注入强韧。她从巴金的身上，便吸收了这种强韧的人格力量。
他为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写了《开会》，是一个区级干部误解和压服基层干部的故事。1957年3月发表不久，编辑部将一封读者来信转给他，信中说他歪曲了干部形象，弄得他紧张起来。人代会期间与巴金谈了，巴金说：“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上级领导？编辑部根本就不该把信转给你！”他心里踏实了。
困难时期巴金两次去成都，都住在学道街张秀熟的院子里。那里有几座小洋房，周围有点绿地。他一再交待巴金，外出可以要车子，巴金却总是步行，或坐黄包车。他常常带两个最小的孩子刚虹、刚宜去看巴金，巴金很喜欢孩子。1961年，
他还和玉颀陪巴金一同去自贡参观井盐，住在一个公园的招待所里。采盐的人，劳作苦而生活豪放，自贡在困难中似乎也比别的地方吃得讲究。
巴金对人的态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论亲疏贵贱，都待之以诚。来京开人代会，他跟巴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从文。沈从文也跑到饭店来招呼他俩：“三姐派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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