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作计划。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第二天，刚俊陪他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起来多狭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行业的人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谈。……
安中校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客气气地在学发音。①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江山已经大改，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队长，仍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员讲话。只是表面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土财主对于解放军来临的想法，完全凭红军北上长征经过此地的老经验。卖谷子，筹现款，预备跑滩，或者藏到哪里。1934年的经验对他们还有影响，总以为跑一趟又没有事了。他们对这一场人类史上数得上的大战争，所知实在可怜。县镇上的商人，“应变”的办法显得乖巧。开初几天，不少商店早早关门。不然就把铺子里的东西逐渐减少。再过一段时间，把铺子关了，在街边摆摊子，卖个香烟什么的。到了最后，就连摊头也收拾了。因为商人最敏感，对新制度放心不下，慢慢把货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外地去。当人心安定，居委会催他们开业，开头都说：“开啥子业呵，本钱都吃光喽！”
要写一部川北解放的长篇小说，安县第一任新县长赵鸿图和他的同志们是主角。旧人物的“应变”只是一个背景材料。他当时对赵鸿图的为人性格、平叛的过程都做了记录。令人深思的是他始终没能从正面下手写出来。到了不限制一个材料是由正面写、还是由反面写的八十年代，他才找到表现这一切的“自己”的角度——原来还是《淘金记》的角度。（你说《淘金记》的视角，仅仅是一个反面的角度？好象还应复杂一点。这是旧的乡镇世界本身的角度，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世界看乡镇。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旧的乡镇世界瓦解，新的乡镇世界我又不知道。所以我写了新的农民，乡镇却消失了）
他在故乡也观察新生活。大批转业军人成为农村骨干，是很显眼的现象。他曾做过访问，知道他们立下的业绩，也发现许多军人成为女性争夺的对象。有的还利用自己的地位欺辱妇女。他跑到乡公所、社办公室去听登记结婚和要求离婚、退婚的人的申诉。他虽然很少采用婚姻、性爱的主题，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写下感想：结婚和离婚都为了那同一原因：生活。从这些案子，我们不难看出，一部分农民的生计仍然是不富裕的。想起一个人竟至为了一份口粮、两件衣服而结婚、离婚，这该多难受呵！①
他敏锐地从光明的农村看到各种阴影。他乘车进入安县，在界牌乡停车喝茶，与老乡刚搭上话，便听到他们对上级硬性规定种植粳稻的不满。在县里他终于搞清楚了原因：那一年稻种运到，快下种了，地委突然指示，一定要拌上什么药才能种！季节过了十几天，赶快来电话，不拌药也可以了，已经耽搁。
还有一个社，秧母田都做好了，上面才把粳稻种分配下去，还说，这么远运来的，一定要种！
到了这一年下来，许多社减了产。一个社干部对沙汀说，主要原因是种双季稻和粳稻，要减产近一半。无论是多种一季或改变品种，都不合川西北高寒地区的实际情况。可是五十几户的小社，你种三十多亩粳稻都不行，一定要完成二百亩，保守的帽子才允许摘去。社干部跑一趟乡上，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批评就回来开一次群众会。最后一次会开了三个晚上，每次都熬到鸡叫，群众吃不消了，说：“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订计划种好了！”
“通没通呵？”干部还叮住问。
“不通没办法啦！——通了！”
这简直就像一出喜剧小品。可悲的是这种瞎指挥，从干部一边讲，用心却是极好的。当时的社干部要求上级能允许先试验一季，领导说，这是已经试验过的，哪里还用得上再试验呵！又说，这些种籽是打了不少麻烦从天津运来的，领导上未必还会害你们？你们举件事实来看看，政府哪件事情是害你们的？
用政府的威信做抵押，办错事，恐怕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等沙汀彻底看清楚，则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创作《木鱼山》的时候。这些故乡土地上发生的事实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他无法写入小说。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能用作品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
这一“转移”，给他带来最有深度的几篇作品。
从安县赴三台尊胜，为了访问农户的方便，索性在王达安家的堂屋搭起床板住下。他很快发现这个乡的农业社情况比去年复杂了。他与几个要求退社的社员谈过话，了解社员对生产、借款、普选的各种意见，发现合作社有影响农民传统利益的一面。比如收花生，本地历来的说法叫做“挖一季花生长一身肉”。尊胜社安排妇女扯花生，起初大家十分踊跃，带起孩子上工。后来社里规定吃一颗花生扣一个工分，谁都不愿干了。统购统销后，农民闹粮的纠纷也相当普遍。有的统购会上发生扭打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各种矛盾中，乡村干部的任劳任怨是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的。
沙汀一次在睢水参加干部会，会场设在睢水河对面的小庙。有个姓伍的干部久等不到，大家说为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与他扯皮，他老婆受不住骂，常和他吵闹，今晚也许不会来了。可到了深夜，他终于露面。一进场，有人忍不住逗他：“听说人家喊起你的小名在骂呀？”
“骂就骂好啦！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伍奶娃？”他满脸不在乎的神气。
这个对答的场面深深触动了他。
在尊胜，他了解到合作化高潮抽了许多能力强的乡干部回家办社。邬述成就是其中一个。结果，八元一月在外的工作津贴取消，医疗证也收回，老婆在家天天抱怨。邬所在的社初成立时，把社员吃肉、推磨、治病，甚至剃头都包了，以为是体现合作化的优越性。勤俭办社后，社员闹着借支，开条子，但邬述成不管女人怎么闹，一个钱也没挪用过。
沙汀是最熟悉旧时代农村基层头面人物的，现在，他被这些终年戴一顶皱巴巴帽子的农民组织者感动，想从农村尖锐矛盾中写写这些人。安县姓伍的和尊胜姓邬的，合起来，形成了《老邬》。小说的主人公邬大全对于别人喊起他的小名骂，是这样回答的：
“他骂好啦！板板桥这一带，哪个不知道我叫邬奶娃呀！”
在尊胜看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大规模工业建设向农村争青年劳力。他了解到农村青年在这个专区里，因为招工被卡，自杀、忧郁成病的最近就有四十几人。工程部门在乡下私招的很多。德阳兴建重型机器厂，吸引了许多青年努力学技术、学文化去应聘，而拒绝出席晚间没完没了的会议。王达安告诉他，上一季度他们社的几个会计都想外出，没被批准。其中有的故意不计工分，不请假，便进城看戏。背后说，我就要犯点错误，让社里开除我哩。
站在合作社的立场上，对这些自然十分忧虑。但沙汀接触到的这些一心想离乡的青年又都很可爱。1957牟5月，三台传来成都紧急通知，让他回省准备赴北京开会。他在公路上临时搭上一辆卡车，在车上就认识了一个小石工。这个青年很乖，先是要同他换座，后又提出可以把他的大提包放在自己身上，都被沙汀谢绝了。小伙子结实红润，高鼻梁，头发干干净净的。身上穿了两件衬衫，外面的一件黑洋缎，白纽扣。谈起来知道他家里有八口人，他去年结了婚，女方比他大两岁，二十。
“你出门她挡没有？”沙汀笑着问他。
“这都挡得着么？”他也笑。
“走的时候一定哭过。”
“那才没有呢，只是有点忧忤忤的，——我们天没亮就动身了。提起包袱送了我一截路。”小伙子把脸调向车外张望了一阵，然后又转过脸来。“她会以为我还在等车呢……”
第一次出门太叫人兴奋了。所以不一会儿，小伙子恢复常态，不住地问：“到绵阳还有多远？”“汽车真是跑得快呢，两边的山只往后蹦！”
青年人的家今春进社。他在山上打片石，会放炮。他说他从来没有放过瞎炮。七角钱一立方，九扣。“为什么要九扣？”“你堆的方有夹缝呀！”前几天，铁路上招聘，恰好他包的工完了，又有打石头的本领，队上放了他，今天他才能跟着招工干部离家。出来的人有十六个。想来的很多，但不少人不是不会技术，就是没有三十斤粮票，被卡掉了。“要三十斤粮票？”“对啊，出来第一个月是学习，吃自己的。”听说沙汀在成都住，很天真地问：“要是我早前认识你，你能为我找个工作吗？”
“他们说，到铁路上就好了，常有技术交流会，就不兴把技术秘密起——是这样的吗？”
这个十八岁青年促成他写了《摸鱼》。虽然小说主人公没有能出门，也不是石工，而是个摸鱼能手，作品似乎又是站在让人安心从事农业的立场上，但人物是可爱的，有活力的，不是被“批判”对象。沙汀反映了农村的一个矛盾，同时被这些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青年吸引，他的感情在作品里显出复杂的内涵。
可是，在他以后陆续产生的短篇里，这类矛盾消失了。双季稻成为增产的主要措施。要求多留粮食必定是富裕农民挑起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你追我赶》，这是一篇在结构技巧上相当圆熟，受到茅盾称赞的作品，那种揭露真实生活的精神已被淹没了。因为中间横亘着一个“反右”风暴！他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1957年春日，在安县秀水的汉昌乡参加过一次农村鸣放会，对统购统销引起的农民波动，他有多重的感受。不像他“反右”之后重新扭曲认识写出的《风浪》那么简单。
可是运动来势很猛。在四川他所领导的文联系统里，流沙河的诗歌出了问题。省里安排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他一起到菱窠拜访李劼人，想请他出来讲话。不料，李很不理解，当面拒绝了。
告辞出来，李劼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边，说：“老沙，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随便插足啊！”
到了开座谈会那天，李劼人还是赶来参加，并发了言。但他是用“诗无达诂”的老话为《草木篇》辩护，并替文联负责人沙汀他们解围，甚至天真地说：“你们不要打‘红娘’，应该打‘老夫人’嘛！”
这年6月，两人一起乘车、船出三峡，经京汉路北上开会。沙汀一直为老朋友担心。路途上有足够的时间谈话，他把省报记者调查流沙河家乡、身世的一份材料（现在看来是失实的），交给他看。李劼人才算转了弯子。
北京等待他们的是三个月的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和以“反右”为主题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丧失政治上独立思考的能力。除了积极投入“斗争”，不断地检讨或准备检讨，还能做什么呢？
他在批丁陈的会上与张天翼、艾芜联名发言。在人代会上，与李劼人联合发言，题为《〈文汇报〉利用〈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这后一个发言是他起草，由李劼人宣读的。后来知道，毛泽东听到这样一个联名方式，当场不以为然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
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州后，省里内部批评沙汀对待党外人士的迁就态度。他一边检讨，一边去动员狷介的老朋友改变姿态，终于使李劼人过了关。
他这时已经在成都西郊的营门口住家。是几间瓦房围成的一个独院，抗战时期的疏散房子。离机关比较远，但比布后街住得宽敞、安静。他喜欢它的乡村风味。
岳母黄敬之一年后便是在这里逝世的。其时他在外地开会，紧急中一时找不到医生，附近的刑警大队养有一批警犬，配有医务设备，是一位兽医先来诊治老太太的病。为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玉颀很伤心，他也十分内疚，时时忆起睢水十年他与外界联络用岳母的名字，和岳母为他们所担的许多惊怕。
整个1958年，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远比往年少。他有一种不愿在城市久居的情绪，有空便想下乡。年初到新繁、广汉、德阳、三台兜了一圈。6月，赴成都郊区访问。7月，三台双龙乡短期完成旱地浇灌，在全省叫响，他立时赶往那里，后来又去王达安的尊胜社，费时两个月。
双龙此行，导致二十年后创作《青㭎坡》。
他是7月9日由三台乘长途汽车赴双龙的。在三元下车，走四十里旱路，进入深丘地区。沿着梓江，灰褐色的山岭蜿蜒起伏，翻过骡子岩、青㭎坡、大桠口、篾匠坡，来到目的地双龙的高峰社。
他住在水文站附近赵映让老汉家里。全村大部分人都姓赵。六十多岁的赵映让和他的隔房兄弟七十多岁的赵映平告诉他，这里十一代人都到山底的河里背水喝，现在才喝上了井水。
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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