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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艾青是在北碚，把他介绍给周恩来，促成他赴延安。艾青是诗人气质，沙汀曾对曹禺笑着抱怨过，说艾青见面握手，不止握得紧、重，还要拿起别人的手来摩挲，不知算哪国的礼节。
至于张天翼，自抗战胜利前在郫县专程访病以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又是相邻而住。天翼这时尚未再婚，身体恢复得不错，谈吐聪明，常来邀沙汀喝啤酒、散步，然后谈苏联小说，谈《红楼梦》，研究别人的创作经验。也谈过周扬与冯雪峰的那笔旧帐。天翼对冯有好感，对周扬的评价不如沙汀高，但也很尊重。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大大增进。二十年后天翼脑血栓半瘫失语，沙汀每次去崇文门新居看他，一两个小时，沙汀讲，天翼动作，可以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友谊基础。
创委会的工作是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沙汀一到北京，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便遇上组织四十多个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创委会出面做的第一件大事。邵荃麟身体欠佳，委托冯雪峰主持，沙汀只是当助手，并负责编辑《作家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从这年6月创刊，到第十一期，都是他领导束佩德等人编写的，一开始就是编发这次学习的情况。
系统地接触马列文论在他也是难得的。阅读二十二种必读文件，还包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十四次讨论会分别讨论了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典型、党性与人民性、创作现状等四个问题。在大的场合沙汀很少发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当然做为正确理论无怀疑地接受。
后来是筹备召开二次文代会。会后，“文协”改为“作协”。创委会内外结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电影、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组织讨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苏联波列伏依、安东诺夫的作品，陈白尘的《宋景诗》，王亚平的《张羽煮海》。沙汀这时显得热心、活跃，小说散文组讨论《三千里江山》时，沙汀到北京大学请了吴组缃来做主要发言。吴对小说的粗糙处批评得较多，引起了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议论。有人来问沙汀：“为什么要完全否定？”
他很惊奇，说：“现在不是打起灯笼火把在找它的优点吗？”
可是别人还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打起灯笼火把找哇？就是写得好嘛！
吴组缃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评价已经不低，用不着一味赞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沙汀的位置分外地受到压力，后来没有全力支持吴，是至今仍引以为歉的。但是在心里，他对这位十几年的畏友的耿直品格与很高的文学修养，十分钦佩。纪念吴敬梓，《中国文学（英文版）》需要向外国介绍的文章，是他去特邀吴写的。星期六全家去颐和园游玩，有时便在北大的吴寓下榻，第二天才返回城里。一度还请吴组缃到作协书记处任过职。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作家，长期保持了友情，凭的是双方的真诚。
要说留恋创委会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琐碎的人和事。1954年，指导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和工人参加创作，艾芜从鞍山带回《百炼成钢》的毛坯，住在沙汀的小院里修改。起初是个中篇，只十来万字。创委会组织内部讨论，因为第一稿的粗糙，艾芜几乎失掉信心。沙汀找他谈后，决定重返鞍钢“补充生活”，重新写起。
陈翔鹤一直郁郁寡欢，他是知道的。“三反”时陈在川西文教厅被错当作“老虎”打过。在川西文联为了印发倒霉的《柳荫记》原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个没完。现在经陈白尘介绍，调到全国作协帮助郑振铎负责古典文学部，与沙汀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一个屋檐之下，经常能见面。等沙汀决定离京返川，陈翔鹤很伤感地对他说：“你回去搞创作好，千万不要在‘文联’住起，那里住不得！”
批评路翎时，沙汀是党组成员之一。在我记忆里，他发言很少，更没有什么重要发言，办事认真到有些拘谨的程度。
他基本上是个创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擅长的事。
他读材料，用红蓝铅笔划各种道道，还要用毛笔添上许多眉批。对我送他审查的文章总是详加推敲。
黄玉颀在作协做秘书工作，有朋友到家里去，他们总是热情招待。这时他就变得健谈起来。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记得陈森去鞍钢，创委会为了送别，组织大家去西郊游园。在颐和园买门票时，他悠闲地坐在大门旁抽烟，还抽空抄起一本杂志来看。我曾为他偷拍了这张照片，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穿戴极平常，灰布干部服，不那么熨帖，夏天是一件发黄的绸衬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短围巾，落下来就一甩。
1954年末，黄玉颀先带孩子回南方，沙汀成了独身。
我也没结婚。星期六傍晚他总是从后面院子踱出来，到大门口西厢我住的屋门前大喊一声“束沛德”，用的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是凭感觉知道喊的是我，便出来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吃饭的地方有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那时“马凯”没在鼓楼。总是他掏钱的时候居多。1955年他走后我结了婚，他来北京开会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子台布，做为礼物。①
还是围巾不离身的季节，他已经时常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下面去创作的情绪。他去着周扬、邵荃麟、严文井，不断地提出这个要求。北京的世界仍是外面的世界，不能整个投入他的生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他能感受到全国的大形势，但总觉得失落了什么。1954年秋天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与巴金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是个四川代表，这使他欣慰，也更想念故乡。他的思维不能由大及小，似乎只适应由小及大，离开了他的土地便失去了创作冲动。他也做不到像艾芜那样，能跑到东北去重新体验北方工业城市的生活。艾芜说为了避开行政工作的纠缠，必须离川，“大树子庇下好遮荫”。沙汀何尝不想找一棵这样的树子，但他的大树是只能植根于故乡的。读了《百炼成钢》的原稿，他更坚信这一点。私下认为老朋友的“危机”在于语言，他就无法用四不像的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气氛。
这时候，玉颀又在整天地唠叨离京。作协院里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他爱护妻子很深沉。一旦玉颀生了气，家里的小保姆也吭不得声，他会分外耐心。妻子是又关心他、照料他，又习惯于数落他。她的恋乡病发作得更其厉害。时光倒转，好像又回到当年离开延安的光景。
1954年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转过年到了1955年1月，一场大规模批判胡风的风暴，眼看就要来临。思想战线上频繁来临的每一场斗争，总是先叫他大吃一惊，然后便调整脚步企图跟上。可批判胡风，他是特别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他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
（你是不是带进一点感情了呢？这几年你对我一再提起巴金纪念胡风的文章，总是说有句话说得好：“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①这样赞同巴金的“忏悔”，是隐含了你的心情的，但是胡风的追悼仪式我已无力参加，只是给梅志打了电话致哀）
在心灵上，他变得更加谨慎与内向。创委会的理论批评任务的加重，让他越发不能适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批判后，他回川创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刘白羽、李季来接替领导创委会。他脱身了。
他带着厚厚的几本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学习笔记离京，赶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过春节。小楼的邻居张天翼与他依依惜别，为他祝福，也担心他能不能改换讽刺笔墨写出新东西。他有多方面的打算，急于先一步了解合作化的先进农民，如果写不成功，他还可以转去写川北解放前后。这个题材能用上过去的生活积累，搭了新旧两头。
到1986年11月，他做为作协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的记性不错，握住沙汀的手立时认出他来，说了句：“我们几十年没有谈过话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我一直清晰地记起五十年代我解脱作协创委会工作时去团中央看望他的情景。这是关一铿提起的，因为我准备回去写四川的解放。
他当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解放初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因而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他的指示。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要记住：当时我们肩头上的份量都重呵！”临到我离开时，他还讲过两句鼓励的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可是，直到1985年，我才写出中篇《红石滩》，且以暴露讽刺土劣为主，想起来相当惭愧。①这篇小说，一直萦绕在他心间三十年。它经受的波折，从调查搜集材料，到一再修改写作计划，写写停停，可以代表他整个这时期的创作路途。但无论如何，现在他被某种命运驱策着，又一次上路回故乡了。
归去来兮！
你还是走出了困境。不是说你有意表现新的对象有多么成功，而是你面对它们产生了激情，而且觉察到矛盾。
我有各种困境。最深的痛苦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写“自己”最想写的。唯有下乡充实我的生命。
沙汀传……第十二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第十二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重建生活基地之后
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说《堰沟边》。同年发表了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
成都的住房还没有解决，一家人暂住在金牛坝招待所里，他就急不可耐地准备下乡。他是回来创作的。全国作协党组为了保证他不受四川行政事务的牵制，决定由北京每月发给他创作津贴，以代替工资。他是“自由”的。
记得解放初他第一次下去，曾兴奋地告诉巴金：这一来我可以下乡了，我总觉得这才是我最适当的去所，因为只有在乡里工作一段时期后，我才有重新创作的信心与勇气。①
现在，他又向巴金报告了同样的心情，并得到呼应：知道你终于回到了四川。你可以准备你的创作了，很高兴。……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我喜欢你写的东西。②
巴金已经在等着读他的新作。他也真不辜负朋友，接到复信，已经从乡下转了一星期回来。
他先是旁听省委统战部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省内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会。在会上翻看简报，发现绵阳不错，便立即赶去。正是办合作社的高潮，那里轰轰烈烈在开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儒珍是相识的地委书记彭华的爱人，经她介绍，与会上几位合作化积极分子谈话，其中就有三台县尊胜社社长王达安。
王达安这年三十岁出头，开朗的前额过早爬满皱纹，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是所谓筋骨人。他穿一套做工拙劣、洗褪了色的工农牌蓝布制服，两个口袋塞满笔记簿和文件，总是鼓鼓囊囊的。
（这是你在新社会最早贴近观察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了吧？是的，和我过去熟悉的乡长、保长比，乡长、保长即便出身农民，也已变得“油”气和“流”气，他们脱离了土地；而眼前边一位是彻头彻尾泥土一样的纯朴。当时我无法意识到，这个人将是我未来三十五年中始终不渝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而这样的老社目前正面临耕牛折价、土地加工、处理社员私人副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难题。这个农民社长揭露问题的态度很爽直。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
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过胡家嘴摆渡，渡工机敏善谈，这是以后写《过渡》运用了的场景、人物。开春天气，太阳从木鱼山峰顶放射出光芒，映红了连绵的山岭和山脚下一小片狭长的平原。王达安陪同他在尊胜各处转了一圈。他更有兴趣的是尊胜的主人们。他乘机了解王达安的身世。十二岁放牛，十七岁当长工，干过伐木、淘金各种营生。在王家大院他能组织起年轻人与本地的保长斗法。但是经过土改，在担当合作社领导人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却降低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形成了，他按照王达安的模样塑造了陶青山。
回成都，他的家搬进了布后街省文联的大院。这是熊克武过去的公馆，现在做了机关。进大门，左手有几间厢房，一家人挤在那里。他很不习惯院子里终日的嘈杂。他下乡的兴致正浓。10月，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完。此篇确立了他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山东迅速出了单行本。中学生给他写信，问卢家秀姐姐住在哪里。实际上这个热爱合作社的女孩子，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就是访问尊胜乡的那一次，他去瓦子乡，偶然间听乡政府的两名干部说起这个穷困户姑娘，说她为了争取入社，一天到晚跟在支部书记后面转。她的变化真大，因为不久前她还是个任何集会都不参加的十六岁“小主妇”呢。“人的变化”，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找到这个女孩，同她和她的父亲谈过话。这篇东西给他开辟了写类似采访记的小说的途径。后来的《过渡》、《你追我赶》，都带有特写的气息，便与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关。
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副阴沉木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的多处重合：少年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重新失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国和省的人代会，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这成了他的常态。
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