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树林子里捡过菌子。这片林木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普希金林。
恋恋不舍地离开草街子，他和以群、艾青、韦荌四人沿嘉陵江而下。两岸的青山匆匆过去，迎面而来的仍是重重青山。这些地方除了比家乡清秀一点，山峦的重叠是一样美丽。重庆在小汽轮的前方隐隐出现。半年多来，在这个山城上上下下奔波，延安交给的工作已大体完成。从曾家岩到张家花园，到郭沫若的天官府，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得到加强。自己的创作成绩如何呢？在抗战大环境下，他的政治认识没有把他对乡土的了解弄得简单化，他积累了创作的冲动，只待寻找一个山口喷发。驶来的山城，显露出它峻峭、挺拔的姿容。
引向巅峰：《在其香居茶馆里》
住在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虽然比乡下来得忙乱，创作欲望却更盛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冲动被耳闻目睹的大后方一件件社会弊政所强化，暂时没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把它化为文字，短篇的题材便来叩门。这时，正遇上茅盾10月离开延安，11月到达重庆，在曾家岩休息了两天，搬到学田湾生活书店的楼上暂住。沙汀听到消息，便和以群一起去看望茅盾夫妇。
从“八·一三”离开上海，他们就没见过面。1938年沙汀在成都协进中学教书，彼此通过信，应远在广州的茅盾之邀写了自己第一篇抗战讽刺小说《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登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还得到他的赞赏。沙汀反映抗战弊政的小说全部是从《防空》这一篇出发，组成一个系统的。
在学田湾的小楼上见到自己文学事业最早的这位支持者，感到他侃侃而谈的话语、手势、眼神，还和过去一流畅。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延安。后来，以群被周恩来安排做茅盾的助手，恢复《文艺阵地》，在香港又共同经历了由华南游击队负责护送的几千文化人大转移的曲折艰险。
现在，茅盾直问沙汀：“你怎么会离开延安的？”
沙汀没有拉扯玉颀，直接谈起了文学上的原因：“我对陕北、冀中的社会和人物，总不如对四川那么熟悉嘛！在那里，搜集或写一点子散文报导是可以的，真正写小说就难了，我就没了把握。”
说得动了情，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看在我的家乡，哪怕不出门，有人打一个喷嚏，我都能猜到它是啥子意思哩！”（这话太熟了。我听你讲过，说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走，弄不清北京和外地人在想些什么。安县有人打个喷嚏，你都能猜到他的意思，十之不离八九。嗨，尽管是夸口，却实在是我的一句经验谈）
他接着就对茅盾谈起当前四川社会的怪现象。这正是他最注目的事情。茅盾听得津津有味，鼓励他多摆。
我记得，我曾向他摆谈过这样一个故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位略有存款的财主，眼疾手快，赶紧把它拿去买了一箱洋钉囤积起来。很快，洋钉一再涨价，他就把这箱洋钉拿到一家银行作压，借了一笔较大的款项，买了两箱洋钉。一转眼，洋钉价钱又上涨了。于是他又拿自己囤积的洋钉去抵押借款，抢购到更多洋钉！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两三年来，他大发“国难财”，变成暴发户了。茅公听罢哈哈大笑，随即摸来了小本子，把它记上。①
这个蛋变鸡，鸡再生蛋的“神话”，沙汀、茅盾以后都没有把它具体运用到一篇小说里去，但是作为对抗战现实的一种思考，它显然影响了两位小说象，特别是沙汀，帮助他加深了头脑中那个争夺金矿，发国难财的《淘金记》的主题。
重庆生活对于他的另一个刺激是政府对思想、言论行动的钳制，就像明末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横行。每一次去徐冰那里，都有机会造成和温习一遍这种遭压抑的心理。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在曾家岩五十号楼下会议室度过。叶剑英主持这个全体工作人员的聚会，大餐桌上摆满瓜果月饼，负责军事工作的王梓木讲了“杀家鞑子”的民间故事，谈到元朝“家鞑子”的监视作用，他意味深长地指指楼上水利委员会的办公室，把人们引笑了。
这种情况沙汀感受得多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谈过自己的经历。一次经成渝路乘长途车来重庆，有个人同他一道上车，路上谈这谈那，歇店也硬要一道，他觉得这个人是在钉他的梢，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他利用车到璧山停下吃饭的机会，索性溜开，步行走回了山城。沙汀还知道一位著名的诗人住在市郊山洞一带地方，神经紧张地感到有“特务”在他家门口成天东漩西漩。有天下午，“特务”的活动似乎格外严重，当夜逼得诗人越墙逃回市区。
这些精神恐怖的故事包围了他，他早就想写篇东西来发泄一下。茅盾、以群忙着《文艺阵地》的复刊，新建立的编委会里也有他一个，所以，当茅盾请他写小说时，自然推托不得。他想起南温泉时期遇到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名记者陆诒，他们“七七”事变在上海就认得。陆诒与他谈起他们的共同熟人傅宇琛。傅是省一师比他低几个班的同学，后来与另一同学的妹妹结婚，翻译过日本山川均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在成都当过记者。国共磨擦增加，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加强后，他突然甩掉了新闻工作，隐藏起来。“老沙，你知道小傅现在在干什么？”陆诒神情忧郁地说，“他变得胆小如鼠，又不能不养家糊口，跑到这里的长江轮渡上在卖票呢！有时见到我，还希望听到一点消息，只要四下无人，便拉到一旁打听。可更多的时间是在防备有特务搞他，成天疑神疑鬼的。”
这个傅宇琛，沙汀已经有三四年未谋面了，听陆诒一讲，那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模样突然全盘在脑子里活起来。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人物，觉得给茅盾的这篇小说已经有了“形体”。这就是《老烟的故事——记L君的一段谈话》。
小说的人物既然是陆诒谈谈出来的，便采用了在他的小说中绝无仅有的方式，由一个叙述者L君给“你”讲故事。他塑造了一个被迫害狂的形象，把其他朋友逃车、跳墙的经历全揉进里面。他想起果戈理的《鼻子》、《外套》，那种神经紧张的小公务员，写下了一句妙语：“他的耳朵，就像果戈理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样，仍旧在全城逛着，张开在所有的熟人面前”。
他把写好的小说交给茅盾过目，茅盾对它的尖锐性有点吃惊，说：“现在还是打苍蝇吧，不要摸老虎屁股。当然，摸老虎屁股的文章也可以写，写了留起来，等以后时局变了再拿去发表好了。”
听了这个意见，沙汀决定耍些手脚来瞒过图书审查老爷。他在作品里暗示这是云南地方势力干的事情，落款故意标明“写于昆明”。等到《文艺阵地》复刊号审查通过，他在生活书店胡绳那里看校样时，又对小说进行修改，加上只有重庆才经常用得着的“过江”之类的话，删去落款，恢复了结尾叙述者的感想：“不过，就这样带住吧！而且请你原谅，我要收回我先前的同意了，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讲，倒霉的神经又有多少错呢？”
胡风每星期都进城来工作，包括办“文协”的事。他与沙汀的关系还是很微妙。上次与艾青几人从草街子育才学校返回，原本答应经北碚时再去探他，正巧两条船衔接十分紧凑，没能顾得上。结果惹起胡风的不快，给葛一虹写信说了一些责难的话。沙汀对比他神经还精细的人，向例的态度是息事宁人。他心里有数，他为《七月》写了题为《游击战》的报告散文，还帮这位老兄审过几篇延安孔厥等投《七月》的稿子，他是对得住他的。
“文协”工作他也支持。老舍敬重周恩来，把老好、善良的国民党艺术家华林团结得不坏。他敷衍王平陵，顶住张道藩。老舍的民族的进步立杨和全力支撑“文协”的工作精神，得到沙汀的尊敬。
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沙汀应邀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参加招待会。沿山的坡路上，宾客们排成长阵，他正好与胡风走在一道。两人像没发生任何不快事件一样地大谈了一通创作理论。
过一天，又在张家花园和这位“文协”研究部主任商量趁着雾季举办一些文学艺术座谈会活跃一下。两人的意见一致，向老舍提出后，又得到赞同，于是便积极筹备起来。第一次决定由沙汀、罗烽、欧阳山先组织一个小说会，请欧阳山做三年来抗战小说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沙汀曾与欧阳山到天官府见郭沫若，向“文工会”方面谈过。因为郭沫若时常要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需要了解情况，总是沙汀去爬颤颤巍巍的木板楼梯，登上那个旧三层楼的屋子的。这年6月以来，他参加过几个重要的会。6月9日，《新华日报》的副刊“文艺之页”出面，在一心花园开过一个民族形式座谈会，他的发言与延安那次的一脉相承，也有所发展。他说民族形式不是单纯指作品“章法”，主要是指“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有点古怪，但有他的深意。他慷慨陈词了：
“一般人反对欧化，其实同‘五四’前后的二十年比较起来，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十年用旧形式的很多，后十年在狭义的形式上讲才欧化一点，在反映中国现实的问题上，后十年比前十年进步。”
他大胆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用文言文写的《怀旧》，所以那么深刻，就是因为他还是利用于欧洲文艺的创作方法。”一个是冀中的话剧，“战地里，有的地方喜欢旧剧，有的地方就不然，喜欢话剧，各地发展的情形是不平衡的”。①他那根植于为自己的创作辩护的理论发言，倒的确是具有一种开放的民族观念，没有一丝国粹气味。10月8日，《新蜀报》的副刊《蜀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的发言《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伸张“暴露和讽刺对于抗战不但无害，反而有利”的观点，特别谈到抗战的前途是中国的改革！②这引起他对自己三年来创作活动的思考：关于“堪察加小景”这组计划中的暴露和讽刺作品，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世界，只写了一篇便陷入动摇。想开辟新的写作领域，跑到前方，虽然写出了报告散文，但因为仍然陌生，他不敢用这些材料写小说。“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是已经被他抛弃的“创作观念”。他现在已经克服了“不安和动摇”，建立起描写自己的乡土，要采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暴露和讽刺的现实主义来进行创作的“自信”。①
经过这番总结，他的新的乡土讽刺的有力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已无障碍，快孕育成功了。
重庆中山一路上的中苏文化协会会议室，今夜灯火通明。这是11月17日，第一次“文协”的小说晚会在这里举行。这种晚会以后还开过。12月8日有第二次，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他发了言，茅盾也参加并发言。还有诗歌、戏剧晚会。这个第一次小说会的消息传出去，到会的人十分踊跃，连一向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社会名人陈铭枢，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九如也跑来出席，还有文学青年，一共七十多人，气氛相当热烈。
晚会由沙汀主持。简短几句开场白之后，是欧阳山做《抗战三年以来的小说》的长篇报告。这是鸟瞰式的总结，却颇有文学色彩，它按照小说塑造的各类人物，标示不同的写作倾向，所讲的每一段落前面，冠以“战斗的人”，“昏睡的人”的标题，显得很别致。
讲演引起了在座听众的兴趣，老舍、胡风即席发言，下面纷纷写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提出各种发问。主席沙汀打开这些条子读给大家听，当场解释。有一张条子措辞尖锐，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大意是：乡下拉壮丁，闹得乌烟瘴气，作家们为什么不揭露？
他觉得全身被这张条子击中！是啊，壮丁的问题他早就留意了，这是国统区内随处可见的弊政。表面上有人人平等的兵役制度，但大街上军队在强拉壮丁。据说有的假称“送电报”把门赚开，或者假借招考学生骗取壮丁。在煎茶溪客店里遇到的那个“老坎”青年，显然也是为逃避不公正的抽丁跑出来的。记得这个青年说，仁寿一带乡村按户抽签不过装装样子，有钱有势的子弟照旧不服兵役，而“壮丁费”反摊派在无钱无势的人家头上。
他沉入到回忆当中。直到晚会开始了余兴节目，老舍操一口标准京腔，比划着手势，朗诵起《骆驼祥子》里的片断，才使他的心思回到会场上来。
晚上躺在“文协”的房间里，听以群在身旁发出轻微的鼻息，他失眠了。他在想如何表现这个兵役的主题。猛然，华裕农场那个陈农艺师的模样浮现出来。这是农场唯一的农业技术人员，合川人，高高胖胖，三十几岁，不像知识分子，脸黑得完全是个农民。一次，姓陈的忽然几天不知去向。后来“跑警报”，蹲在一起，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家乡的侄儿被拉了壮丁，我回去一趟把他弄出来。”“怎么能弄得出来？”沙汀感觉了兴趣。
“那还不容易。”技师笑笑道，“晚上集合起来排队，报数时叫那娃故意把数目报错，收壮丁的那家伙就说：‘这么瓜（粗笨的意思——笔者），还配打国仗？把衣服垮（扒）下来，捶二十军棍，滚！’这不就放出来啦！”
他当时不好仔细盘问买通这个收丁官员的细节，但是放丁的办法之简单易行，而又绝对巧妙，实在不能不让他吃惊。
现在，在听众条子的激发下，这个事件跑出来，像“魔杖”一样，点醒了故乡各种头面人物永远涨红了眼睛你争我夺的场面。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这篇小说有了！
这就产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平时你写作，往往是故事、环境都有了，独缺人物，等待着人物。这篇东西好像倒过来，一旦独特的故事形式跳出来，邢么吵吵、方治国、陈新老爷就唱出了一台新戏。无论等待什么，小城镇的烂熟于心，它的生活方式、规律和气氛的准确无误的把握，是我成功的必备因素）
几天的时间，故乡的各种“土劣”按照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壮丁被抓了，又被放掉的格局，一齐涌上脑际来表演。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
人物呢，安县林白清的侄子叫么吵吵。林做过团正，这个侄子的名被借用，性格并无一点相同处。陈新老爷本是界牌人，也是借用真实姓名，并且与软硬人联保主任搅在一起。俞视学好好先生想说和，说不好；陈新老爷来调解，也调解不拢；终于由吵到动手。正打得难解难分，消息传来，邢么吵吵家的老二已经被新县长放了。他想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个隐形的真正市长躲在幕后，他笔下口口声声要整顿“役政”的新县长，也处理成始终没有出面，却又无处不在。故事波澜起伏，几张几弛，最后突然宣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