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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①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的作品，总题叫做《堪察加小景》。这是新的故乡小说。刚完成的这个描写小防空主任愚生的作品便叫《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接下去，他在《堪察加小景》系列里还想写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联保主任和救国公债的故事他拖延着，但半年多后，终于写出了。其他的均落了空。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既然张天翼《华威先生》会引起持续几年的要不要暴露抗战的争议，沙汀自己对这个计划也发生了犹疑：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①
（你这是对自己艺术表现的无把握，是一种动摇：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不要忘掉中国文人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我们这一代很难只专注艺术。没有写进“堪察加小景”的东西，我没有抛弃，最后都摄入《淘金记》中）
这年7月，周立波发表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传布很广。沙汀读到后心里很不平静，最亲密朋友的成功当然使他高兴，但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呢？是不是应当改变自己旧的基地，另辟新路呢？“八·一三”后强烈想上前线去的冲动又一次掌握住他。他的山民性格使得他对任何一种欲望，如不经过亲身试验是不愿放弃的。到前线去，到敌后生活一段时间，写出能鼓舞士气的前线作品这个目标，使他憧憬。
在这几个月里，后方年轻人奔赴延安的多起来。原安县县长夏正寅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三个中学生，就曾先后来找他，是他经过组织开了介绍信送他们去住“陕北公学”的。张秀熟闻风还介绍了一位和尚与他们同行。后来听夏正寅说，那两三个青年学生半途折回了，只有那个和尚到达了延安。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暑假将近，他小心地与玉颀商量，看能不能让他一人去延安。
玉颀说：“你去，我也要去！”
这样一个娇妻，能受得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起先还想说服，冒冒失失提出了一个时限：“去半年就回，到敌后跑一趟，写一本像立波那样的报导，你何必跟着去吃苦呢！”可是娇妻更厉害：“我不拦你。把孩子放在我母亲那儿，我们一起去，半年就转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难得玉颀有这样的决心，分离本来是痛苦的，现在事业、爱情一样都不必舍弃，沙汀便紧张地准备起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陈翔鹤将这件事透露给了何其芳和卞之琳，两人早就想去前线，已经在骑自行车、爬山，练脚力。结果，一天晚上，仁厚街沙汀的家里就来了这两个客人。
这是他（指何其芳——笔者）第一次到我家里，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道到延安去，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①出发前的日子变得很短促。要把礼儿留给在外面教书的姥姥。夹忙中又替从兰州来成都的萧军在桂花巷六十四号李劼人的院子里分租了两间厢房。矮矮壮壮的萧军穿着黄夹克衫，带了新妇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在此地办杂志。两人在上海因口号之争生疏，但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
去延安的介绍信是邹风平办的。在介绍林海坡，一个文化水平挺高的旧军人入党时，沙汀与邹见过几次面。只知道他与罗世文都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邹是省委未恢复前的省工委书记。沙汀细心地想到川军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现正在山西南部作战，安县故旧中也有去投靠这个二战区的长官，谋个一官半职的，便求郑慕周托人由李家钰在成都的留守司令部填发一张护照，说明一行四人去是晋南的部队工作。这种掩护手段沙汀从小见惯，做起来相当自然。一切为了减少路上的危险。妻子之外，对于两位书生一样的朋友，似乎他也有更大的责任使此行成功。
向往前线，向往热烈的生活，他是去追寻创作之源去的。他朦胧觉得，跨过秦岭便有新东西在前。
你去解放区是为开辟新的写作领地。到头来，延安冀中以及贺龙都被囊括进你的乡土世界。
这是我自身的扩展。没有完全否定“昨我”，而是采取延伸式，写作的自由度并不小。后来再写不出那样一个阔大不羁的贺龙了！
沙汀传……第八章 有目的地进入陌生生活
第八章 有目的地进入陌生生活
延安行
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背景是起伏的山地，白色的带有角檐的房子。黄玉颀居中，身着短袖旗袍，短发，纤弱而白皙，腼腆地垂下双眼。她是那样的娇小。一侧是沙汀，显得清癯，穿白色的夏布长衫，头发习惯地从中间分开，有一绺总是不太服帖地扎撒着，神情严肃得过份。另一侧露出微微笑意的是诗人何其芳，黑黑胖胖的圆脸，架着眼镜，也穿夏布长衫，左袖捋起，手臂上潇洒地搭件衣服，像个大学生。这张照片是在川陕边境的宁羌（宁强）摄的，当时诗人卞之琳身边带着一只小照相机，他举手拍照的影子清晰地投在何其芳白色的身子上，奇妙地完成了一幅川陕道上的四人同行图。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张照片居然完好地保存在卞之琳的家中。四人从成都出发北上的日子是1938年8月14日。已经是夏末初秋的天气，仁厚街沙汀家里凌晨四点多钟点燃了灯。岳母黄敬之特意从教书的仁寿文公场赶来。她来回忙着，为远行者收拾行装，弄饭吃。空气是压抑的，玉颀、沙汀不知干什么好，小声说几句不相干的话，又怕惊醒了床上的阿礼。
可是临到动身的时刻，还是叫醒了孩子，黄敬之领着送到了门口。外面的空气凉飕飕的，略显秋意。直到夫妇俩坐上洋车，阿礼还以为妈妈会带他走的。等车子启动，孩子顿然悟到自己已被丢下，便放声大哭起来。车子拉过一条街转了个弯，还能听见那伤心的哭声。玉颀拼命压下随时会爆发的感情，她的耳边从此总留下儿子从远远的巷子深处传来的声音。在她延安的日记里，几次记下了这个离别的早晨。玉颀的多感牵掣了沙汀日后在根据地的生活。
在成都北门汽车站与何其芳、卞之琳会合，乘车经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当天黄昏时分抵达梓橦。沙汀少年时代最感兴奋的大型流动集市梓橦会的发源地，现在是个荒凉的县城。他们下榻在城内旅店里，隔壁就是汽车站。入夜后，这条唯一的城关大街看不见行人，只有这家旅店和它对面饭馆高高挂起的两盏发着刺目白光的煤汽灯，照着旧城。何其芳把它形容成“像两只闪耀的钻石戒指套在枯瘦的黄蜡色的手指间。”①因为下雨，汽车不通，他们多看了这汽灯两天，沙汀有机会加深认识了这两位他今后的文学伴侣。
之琳是特别的内秀。他在四川大学还保留着教职，一心想到前方写东西。其芳诚朴，说起话来一口气不歇。他批评过去是为了结束过去，连父亲都批评在内，说：“我父亲抗战爆发后，花几百大洋买个寨子，在山坡顶上，修起厚厚的城墙，枪炮也打不进，准备固守呢！”
其芳每到一个地方便给他妹妹频伽写信，然后便满天找邮局投寄。在梓橦，他穿了之琳的雨衣去找邮局，回来说，原来邮局设在一个店铺里，没有挂牌，也没有邮箱。他像是发现了一个神话世界，笑得很天真。
比起沙汀，其芳对社会的黑暗知道得太少了。在梓橦听到十七万人口的县城，竟有八千烟民，旅店里随时可买烟膏，他瞪大了眼睛。夜晚听陪烟女子为了多要两角钱苦苦地哀求。客人和妓女讲着价钱：“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行。”男子逗着玩似的，女子可怜地低声说：“给我两块钱吧。”其芳第二天说起来，脸被扭歪一样。沙汀只好安慰他似地苦笑一下。
雨住了，17日乘了一辆满载汽油桶的客车上路。四个人被挤在车门的一角，互相开着玩笑，说“要负起保卫汽油的责任。”
车过剑阁，到了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的郭家渡。这里的汽车一律要上木船由纤夫拉过岸去。为了对岸载满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几部汽车过河，这天刚刚淹死了一个拉纤的。他们的车子退回到宝轮院过夜。沙汀发现附近一户农家在请神给小孩治病，喊了大家去观看。这类似北方的“跳大神”，只是降神的巫师浑身颤抖抱着一个木制的“琢啄神”，神的手脚是可以活动的。
次日过河，改乘了货车，经广元，穿行大巴山脉，进入陕西境。21日到宁羌。在宁羌车站，他们遭了宪兵检查。其芳手提箱里一本哲学书《观念论》，因为上面印了一行小红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版”，便被“客气”地没收了。之琳在广元买的一本一折八扣的《西游记》倒安然无恙。晚上，另外两个盘查所的宪兵又来查店，翻看了所有的箱子，特别问带没带什么书。一个“丘八”突然问：“你们是不是去延安住‘抗大’啊？”沙汀掏出李家钰的护照正要回答，不料何其芳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语调，摸一摸自己的下巴说：“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护照是真实的，其芳的“戏”也演得成功，事后大家畅快地笑了一番。
宁羌是个山城，他们在城外滞留了两宿。进城去看，一条正街被其芳形容“像一件穿在贫穷人身上的破旧然而清洁的蓝布衫”①。就是在城内西南角的山上，有一所带角檐的房子，挂着“宁羌中正图书馆”的牌牌。阅览室里居然有《大公报》、《西京日报》、《新新新闻》。他们已经有八天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了，便“狼吞虎咽”地读了一通。之琳便在这个图书馆的外面，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23日，又继续乘货车到南郑。这里的栈房臭虫多得吓人，晚上咬得只好睡到桌子上去。次日过凤县，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由于陇海路伸到了这里，从陆路逃难进四川的人汇聚于此，宝鸡这个小小的县城在抗战中奇异地繁荣起来。商业街上有漂亮的饭馆、百货铺、理发店和电影院，新建了许多房子，匆匆忙忙凑起了一条条热闹的街市。25日，他们从这里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
西安有宽大的街道，留给人们步行，却没有叮叮当当的电车。商业街道是老式的，有帝王旧都的宽大气派。最触目的是澡堂林立，外来的百货奇贵。四人住进一家旅馆，沙汀暗中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交上组织介绍信。其余等待的时间里，便公开地逛街、下馆子。赴延安的前夜，他们得到通知，搬进了七贤庄。在办事处，沙汀把在上海认得的李初梨介绍给其芳、之琳。
8月28日下午，他们搭上办事处租来的敞篷商车，向北进发。办事处的职员交待了路上全车人的集体护照，最后点了点车上的人数，说：“除开那个小孩和小鬼，一共三十二个！”这引得那个小鬼直咕噜：“为什么不算我”。大家逗他，“你是小鬼，不是人”，车在笑声中开出。人们挤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面，连车头都坐上了人。划过城门时，他们会机灵地伏下身子，显然都是“老资格”了。车子跑上了扬起黄色尘土的公路，前面的几个人便扬声唱起来：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沙汀感到心里发热。这多么像是上海救亡时的歌声啊，自回到“堪察加”将近一年，不闻此声已经久类。不是没人唱歌，而是唱出来没有这么开朗、激越。自己这次历经辛苦、带着妻子出来，还不是为了摆脱那个沉闷的环境，想要呼吸一下延安的空气，开辟新的写作领地么？这个延安的空气在车上就迎面扑来了。
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