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 第22部分

　　为了解决生计，他拿着吕超的信去求见吴景伯。吴与陈静珊、张志和这些下野军阀热衷文化事业，成都的《新民报》和“协进中学”都是他们办的。吴是“协进”的董事长，他对沙汀表示欢迎，但学校需寒假后才能重聘教师，要他稍候。

　　转年过了1938年的元旦，省政府要在四川大学搞一次学生军训。车耀先、张秀熟与沙汀谈起此事，想派人进去讲政治课程，拟议中的教师有沙汀、周文。但在临军训前，沙汀突然决定回乡过旧历年。他知道，由于自己与玉颀特殊的婚姻经历，她在安县的寄居生活是不会愉快的，回川第一个春节无论如何两人应当在一起过，便匆匆赶往距安县城五十里的秀水。

　　住在秀水一座古庙里，妻兄黄章甫所在的秀水小学很容易使他想到汶江小学。一个多月的生活，除了去县城看过郑慕周与大哥，有尽够的时间可以思考。时间消除了许多隔膜，舅父对他的态度已经相当缓和。家乡表面上还是老样子，他最初的感觉只是压抑，但把细一看，居然恢复了辛亥和大革命前曾经有过的两项“热门”。一项是演剧热，主力军永远是乡间的小学教员，演的是抗日内容了。一项是淘金热，主角是那些富有者，配角是褴褛不堪、混身污泥的金案子和沙班、水班的工匠们。开采沙金的理由开始用的是旧措辞：“赈济灾民”，不久便转换成堂而皇之的“开发资源、抗战救国”。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旗下，中国这个社会肌体上继续生长的众多的脓疱是那样触目，逼使他沉静下来思索。

　　我认识一个具有专门技能、曾在上海科技界供职的熟人，他回四川，原是为了在成都找点工作，尽其所长为抗战服务的。但是，在一些亲眷的鼓吹下，他却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和专业，搬到我们那个偏远小县去开发金矿！因为随着战争的发展，金价不断上涨，那时候县属两三处素以出产沙金闻名的地区，在荒废多年之后，又开始兴旺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①（这是长篇小说《淘金记》写作的最初动因吗？这是远因。在协进中学，在延安、冀中，都在头脑里酝酿它，具体写作就更晚了。是一个成熟的胎儿。直到我夜宿仁寿的北斗镇，我的人物才有了出场的空间）

　　他没有立即构思新的小说。在他的思想里，“淘金”是不是应当立即着手写的抗战题材，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扫除了他不少乐观的想法。大后方的现实深刻影响了他。给他增加了文学创作必需的忧虑和沉思。

　　旧历年底前夕，协进中学寄来请他教“国文”的“聘书”。报纸上大字登载着重庆遭受日机轰炸的消息。为了区别抗战的前方，当时报上把偏僻的大后方地区戏称为“堪察加”。

　　“看一看我们这堪察加临难时的情景，也不是无意义的”①。他在秀水雇了两辆包车，黄玉颀领着杨礼，一点点可怜的行李。2月的故乡春雨淅沥，全家抱着新的希望，赶往成都去了。

冷观“堪察加小景”

　　春节后回成都的当天夜里，他由走马街穿过春熙路南段，想去拜会几个熟人，恰被全市火炬大游行阻在路上。

　　站在中山先生铜像对面的阶沿，只见火炬队伍前至提督街，尾巴甩在东大街上，歌唱声、口号、火光，使他的脉搏也随之兴奋地跳动。在“米粮同业公会”、“在野军人学会”、“大商社”、“群力社”各种形状的旗帜之后，他发现了“文教会”的朋友们，得了一支竹梢当中嵌有浸透油脂的纸捻的火把，走进游行的行列。

　　“看了这情形，谁也不相信中国人会甘心沦为法西斯强盗的奴隶的！”行进中的沙汀，看到一条火的长龙，一座火的长城，禁不住想，“在需要我们流血的时候，同志们，也一样吧！”

　　但是他究竟与“八·一三”在上海或初到四川时不一样了，狂热的温度降下来归于冷静，他在追记完这场游行后说：许多人基于这次运动而发生一种廉价的乐观，是要不得的；因为我总忘不掉三个月以来的沉闷日子，当天夜里某一部分情形（指沿途群众在旁呆看——笔者）以及那漂亮的整齐的乐队。①他把家安在仁厚街一个小四合院的厢房里，同院住着李嘉仲，在一家中学教书。仁厚街位于少城，是个小巷子，离有名的文化区祠堂街很近，逛书店，去车耀先的住所，都很方便。“协进中学”两个班的国文课有固定的钟点，课下要判一百份作文卷，还要帮房东的孩子补习功课，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教书，和在上海“正风中学”一样，实在只当做谋生的手段，兴趣是没有的，教上了又不会不认真。“协进”有悠久的历史。辛亥年间全省首批办七个中学，它是省一中。“五四”前后这里是学潮发源地，两次遭封闭。阳翰笙便是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现在是1933年后重办，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在这里出入活动，学生中去延安的不少，被人暗地里称为成都的“陕北公学”。沙汀一进“协进”，才知道教师中有许多熟人。杨伯凯在做教务长，“辛垦”的另一发起人王义林也在这里，但很难碰到。刘披云因住将军街，离车耀先住处更近，课后常在那里遇上。刘以后在“天府中学”教书时，罗烽介绍吕荧末求职，沙汀找刘，刘曾让出两班的作文卷交吕荧改。学校还有一位老先生李筱亭，是资历很深的革命者，就住在校内，上课下课都到他房里去坐坐、谈谈。其他教师就没有来往了。

　　四川党组织过去受到严重破坏，去年年底刚刚重建。等到沙汀这次回来，情况大变。车耀先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关系，这样，沙汀不久也与罗联系上。教书之余，协同周文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周文寒假参加四川大学的学生军训，任队长，由此与当地的文学青年羊角（张宣）、车辐等建立联系。1938年3月6日，经过长久联谊的推动，周文、沙汀等终于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工作团在学道街济难第一小学召开了筹备会，有五十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推选马宗融、周文、沙汀、任钧、蔡天心、羊角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正当大家东奔西跑，为在两周后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忙碌的时候，国民党市党部突然命令不准这个组织立案。成立会就这样流产了。工作团筹划的意义只余下一点，就是为第二年成立文协成都分会铺平了道路。沙汀又一次感受到抗日救国的“阴暗面”。

　　文化人聚会的地点，除枕江楼一类比较宽敞的地方外，主要是车耀先在祠堂街开的有名饭馆“努力餐”。与周文谈话，多半不在他高池街的住所，也在这里。沙汀佩服车的精干、乐观，坦诚到极点，任一点东西也藏不住的性格，愿意为《大声》写稿子，参加他组织的宣传、慰问活动。

　　每在街头宣传，车耀先总是亲自站在凳子上演说，声音洪亮，说得机巧和热情，加上他从行伍生活中吸取来的丰富语汇，毫无顾忌的手势，真有一股巨大的煽动力量。他当团长的时候，一只脚受过伤，他就高呼：“只要是为了抗战，我愿意把那条腿也打断！”他一上街，连黄包车夫也认得他，互相传告：“车案子今天又要搞啥子怪事了！”人们就高兴地涌着跟他走。

　　一次，车耀先到仁厚街来，与李嘉仲、沙汀谈起他主持大声周刊社发起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的事。车耀先一说话便滔滔不绝。沙汀主动要求也去参加。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结队去慰问五福街余湘藩的家属、西御河沿街赵文全的家属等六家。看到他们住在透风的竹笆房子、阴暗的机房里面，只靠浆洗衣服，做苦力，为上了前方的丈夫或牺牲了的男人，艰窘地养活着孩子，却得不到政府的抚恤。慰问团的到来使她们起初快乐得张皇失措，连话也说不出，继而就伤心哭泣起来，听到找来的保长们，眯着惺忪睡眼，说出那些推诿的话，沙汀感到车耀先和自己的心都在可怕地抖动。①

　　还有一次，他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送军属老母进医院治疗的活动。篾笆做的大幅标帜上横写着：“送抗战军人壮丁的母亲穆老太太进医院”、“他的儿子在前线为我们流血，我们应该怎样救济她？”老人的儿子穆合林，原来是黄包车夫，老太太孤苦零丁，住在民生里的大杂院，穷得没有床铺，就睡在潮湿的泥地上，瘫痪了。大声社社员组成的这支队伍，推着车子将老太太送到平安桥医院就医，一路散发传单，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引来许多人观看。人群中有跟着唏嘘感叹的，也有漠然观之甚至讪笑的。沙汀跟在队伍里走着，他想到那句名言：“一面是严肃地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①这些感想在车耀先那里可以纵意而谈，所以，每星期他都要去“努力餐”。这个饭馆在成都极有名气，不仅是开办于1929年，历史悠久，1933年迁来祠堂街后，由于车耀先的经营，以物美价廉的“大众菜”为号召，连黄包车夫都可以在这里美美地吃上一餐。又以楼堂雅座招待进步文化人，提供党活动的场所，成了人民大众、革命者和特务都经常光顾的地方。

　　车耀先依靠早年军队、基督教会的复杂关系，和他的胆识气魄，干什么事情都热气腾腾，毫不畏缩。每年青羊宫“花会”期间，他都在南门城墙上打出自编的快板广告，招徕顾客，其词曰：“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

　　沙汀非常欣赏车耀先，与他组织的“大声抗敌宣传社”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个社最发达时，社员近千人，成员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几个县。每次在“努力餐”举行的活动他也尽量参加。一去，车就会在馆堂里走来走去，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进来，他就会机警地给沙汀他们递眼色，让他们谈话时留神。他有一架收音机，靠它传播各种来源于政府以外的消息。沙汀最早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也是在“努力餐”的内室里。1940年3月14日，车耀先在自己的餐馆里被捕，随后与罗世文一起在中美合作所关押，沙汀其时从重庆疏散回乡正要赶往成都去，他对于车的被捕是很震动的。新朋友中一见如故的是马宗融。过去在上海并不相识，只是彼此知道，但都认识巴金，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马本人是一个正派到不能再正派的书生。他与左翼作家接近，不含芥蒂，不卑不亢，肯交换意见，与沙汀便很投合。沙汀从故乡回成都不久，3月17日，马的妻子，《生人妻》的作者罗淑（世弥）突因产褥热逝去。罗淑朴实、温厚，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能使朋友之间消除误解，她的产量不多却结实有力的小说发表时，连周围关系很近的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大大惊喜。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好女性，遽然离去，沙汀虽接触不多，也心情沉重地赶去吊唁。

　　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①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