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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殡的队伍绵延几里。张天翼手书的“鲁迅先生丧仪”的横幅，由欧阳山、蒋牧良等举在最前面。然后是挽联、花圈、遗像、灵车、家属及执绋者。花圈后面的挽歌队唱起《哀悼歌》，挽歌的悲壮情绪控制了沙汀，他在这个万人的送葬行列里面，跟着大家喊“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口号。到了华界，正好阮玲玉也是同一天出丧，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鲁迅的出殡，成为自孙中山逝世以来，中国青年学生、老百姓自动走上街头送葬的最壮观的场面。人流一直涌向万国公墓。
回到家里，沙汀忙着与洪深商量能够做的纪念举动。一卷十期的《光明》本来已截止稿件，待发排了，现在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改为10月25日出版。沙汀写下了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伟大处是在直面而坚持地对一切黑暗突击，从古久先生的帐簿一点到泊来品的卐字徽章。在五四运动后的十数年中，每逢一次新的巨大的激变，都能够勇敢地站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先生一人。而能够使一切丑恶畏慑的，也仅仅只有先生一人。①（鲁迅之死，你有没有夏衍那种既悲痛又惭愧的感觉？当时没有冷静体验的可能。因鲁迅的存在已经多少年习惯，突地消失，只觉得失了重心，前面陡然一片空白，一片空虚）
在葬礼上，召唤沙汀前去抬棺的巴金，沙汀早年在成都就知道他的大名。袁诗尧老师便和巴金一道搞过“安那其”主义。沙汀读过巴金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被其中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初到上海住德恩里时，巴金曾来看望四川同乡，也知道有个姓杨的老乡在自学文学。经人指引，巴金马上诚恳地对他说：“要不要写点文章，翻译点东西？我来介绍。”沙汀说：“为报屁股做点事吧。”
巴金给他的初步印象是：矮矮的个子，操浓重的四川口音，下颚处的线条刚直、粗放，因此，下巴显得格外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正式接近巴金，是1935年。那年萧乾为《大公报》副刊来上海组稿，请客的名单是巴金帮萧乾拟的，便有沙汀。这样，关系渐渐多起来。前不久，“开明”为纪念建社十周年，要出个纪念集，又是巴金想起沙汀，约他写篇小说，便是《逃难》，一个可笑的安县人乘轿避难的故事。稿费标准是千字十元，是他在上海写作所得的最高稿酬。巴金就是这样乐于扶植人、帮助人。他能鼓舞起很多人，在左翼作家圈子外，以高贵的人格力量吸引住沙汀。后来更进一步成为沙汀难得的挚友。
就在鲁迅逝世前后，文学界对宗派情绪的厌倦，已经很普遍。9月下旬发表了有二十一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包括了争论双方的作家，甚至礼拜六作家。这是茅盾、雪峰有意组织的，事先与夏衍、周扬也商量过。这对降低争论的热度，无疑起到良好的镇静作用。也是在这种气氛下，欧阳山讲，我们不管他们批评家的纠纷，那是他们理论界的事，我们小说家自己搞个团体，来谈创作怎么样？欧阳山的想法与沙汀不谋而合。沙汀在一篇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里便说过：“我们今后应该从事于一种具体的批评和创作的建立”。①张天翼从南京来沪，他与欧阳山熟，积极支持发起“小说家座谈会”。第一次会是9月2日开的，沙汀没有参加，与会的都是主张那一个口号的人。后来他听说会上有人批评沈从文说的左翼作品都“差不多”的话，他不大以为然。沙汀对沈从文的印象不错，他当时不认识沈，只是看他写湘西的作品，总能联想到自己的川北，有一种亲切感。第二次会是10月30日开的，欧阳山又来约，沙汀与党团打了招呼，与艾芜、荒煤等几个人出席了。座谈会在北四川路一家广东馆子里召开。会上多半是青年作家。他第一次见到为鲁迅吊丧而来的张天翼，人瘦瘦长长的，爱说笑话。沙汀本来不准备发言，可是等到会开起来后，他被整个团结的气氛感染，竟前后起来讲了十次话。他环视会场一周，沉稳地开口：
“我有点意见要说：最近文坛上，有过一点使大家迷惑的事。这是理论家们和批评家们的宗派观念所造成的。“大家知道：在座谈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欧阳山曾经约我和荒煤、艾芜加入，我答应考虑。刚才所讲的，就是我加入小说家座谈会所以很迟疑的原因。现在我加入，正因为要打破这种本来没有的宗派观念，另外还想跟大家给新人一点帮助。
“这种宗派观念的造成，并不是在认识上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由于几个私人间的关系，看来似乎就形成了两大派或两个以上的派别。我当时因为别人那样的看法，也就不得不稍加考虑。现在看到《小说家》根本没有一点宗派意味，所以我才毅然决然地加入。”①他侃侃而谈，直说得全身发热。在讨论到《小说家》发不发理论文章时，又站起来申诉意见：“我不否认理论斗争的重要，但为了尽快增进团结，一个时期内，不但胡风，凡是足以引起外界误会的人的文章，暂时一概不登，也是必要的。现在，只要创作家们先联合起来，打定一个基础再说。”①（这是很坦率的‘思想见面”的话。你身上非周扬的独立意识一下子流露出来，朋友是朋友，观点是观点。我实在想安心创作，鲁迅逝世，给我们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
他实在太想多写出几篇好的小说来了。转过年到了1937年2月，他的《航线》集出版。这是沙汀去年把《法律外的航线》集删去《酵》、《俄国煤油》后编成的。交给了巴金，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在鲁迅先生逝世的第二日，他为这本书写下新的“前记”，其中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感激和纪念之情。
次年的3月，他发表了未完成的中篇《父亲》的三个片断：《某镇纪事》、《干渣》、《一个人的出身》。按照去年《文季月刊》广告介绍，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慈父对于儿子的希望和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是伶人，为了儿子他抛弃了半生来持以为生的职业。”②这是他大规模地概括故乡的开始，运用的是半自传体，从一个家庭的变迁，看整个社会。4、5月，他又连续写出了《龚老法团》、《轮下》几篇重要的小说。作品的人物原型均采自故乡。《轮下》的主人公穆平，是根据他的青年时代朋友向履丰的经历虚构的。向履丰信仰过梁漱溟，也信仰过共产主义。妻子姓龚，近视到这种程度，一锅汤元汤，她当成洗脸水端了出来。这是他哥哥向浑生前给他订的婚。他要离，女家来人把他打了一顿。他气得去宝光寺当和尚，他老婆又把他抓回来。这是一个软弱到无以复加的人。红军过境，他也跟着别人逃难，既可怜，又可笑。
《龚老法团》的原型，是妙趣横生的钟子吉。钟子吉就住在安昌镇南街，沙汀十二、三岁时便认得。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在1936年7月，沙汀用“尹光”笔名发表在《申报·文艺专刊》的散文《贾汤罐》里，被真实地保留下来。除去姓名虚拟，这是篇纪实性作品。比如他纳妾，别人问他何以要娶，他便说：“小，补之哉。”他画得一手好画，除夕过年他家门上挂起方形纱灯，四周画着戏文故事，精致剔透，惹得远近许多人专门跑去观赏。他的儿子钟成周，还是个维新派，留着法国式的八字胡须。儿媳苟么妹，丈夫死后回了娘家，淫荡异常，在家乡上层可是个响当当的女性，人们背后叫她“逢人配”。有个诨名“小霸王”的绅粮袍哥，在安、绵一带胡作非为，名气很大，正欲娶她，却突被驻军捉去，拿铁杆烧红刺瞎了双眼，枪毙时是用箩筐抬起走的。这些女人、男人的性格气质，都渗透进他的小说世界里。
但是比较起来，他更偏爱钟子吉本人的性格，居然作为主角被他写了两次。《贾汤罐》是个静态的人物素描，能感到人物已从纸上凸起，但缺乏一个动态的事件，来造成形象的纵深度。他产生了“扩写”他的想法，于是，钟子吉成了贾汤罐，贾汤罐又成了龚春官，增多了虚构成分，把他安到1928年安县魏道三搞的那一场党义测验的闹剧中去，成为一篇新的作品《龚老法团》。
“党义测验”这一笔的改动，带来的是对整个人物的重新设计与调整。他想，在这场县城土劣与新派的权力较量中，龚春官只是一厢情愿地“调和”，糊糊涂涂保持好心情，他不应越出这个范围。原先写贾汤罐不看公文内容便盖章的细节，是“极随便地”在自己台衔下加印，这时改成“极仔细地”盖章。真诚地作古正经，不折不扣的“混沌”，“混沌”到善良，“混沌”到自始至终，才是龚老法团的本色。沙汀摸到了人物性格的内核，不再有偏差。贾汤罐平时虽难得出一丝声气，可是“冷不防一字一板地说出句把话来时，第一分钟你会不禁红起脸来，觉得那些话里是生了骨头的，但当你下细一审视他那聪明而坦白的眼色，便又会自自然然地松一口气”。贾汤罐这种突然抛出一句惊世骇俗真话来的情景，恐怕是生活里钟子吉的真性格，因为他并不缺乏聪明。到了《龚老法团》，作者要突出人物颟顸、和善到不自知的境地，便需抹掉他身上一切大智若愚的表现。
耐人寻味的是，两部作品都有这样一段调侃的话，被置于显要的地位：“他的死给几个地位重要的人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每当他为要解决各机关法团的人选而感到苦恼时，总会记起他来，于是生气道：“龟儿子！要是贾汤罐（在《龚老法团》便是龚春官——笔者注）不死也好哩！”只有乡镇社会代表的中国封建权力结构，才需要这种傀儡式的人物，以便在尊重民意的幌子下照旧执行他的独裁。中国式的权力斗争需要这样的“垫脚”官僚，反过来，描写了这种“垫脚”官僚，也才能表现“权力”本身，表现“权力”的性质、构成和功能。
他已懂得了开掘，由散文《贾汤罐》到小说《龚老法团》，他故乡人物所包容的政治、社会、文化内涵，被大加拓宽拓深，他的四川故事的深意显露出来。加上小说语言淘洗尽许多杂质，变得洗炼、精粹，讽刺的语调把握得恰到好处，让人物结局大胆地在小说中间出台，所以，连沙汀对这篇小说的自我感觉也相当不坏。此篇一出，他的表现故乡的短篇艺术成熟了！
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只是占去了他的时间，却无法遏止他进入他的第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据当时人的回忆，人们已经感到他平时为人的憨直，热情重义，而作品却沉郁结实，如同那块神秘莫测的川西北土地。住在上海辣斐德路桃源邨，这个出身于最“土”的乡镇，生活在最“洋”的大都会的作家，仍然保持住自己独有的文化，独有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没有被大上海同化去一分一毫。
沙汀似乎不大愿意人常到他的家中去，很少有朋友被他招待在他的屋子里坐上二十分钟的，好像自己的屋子里藏着几许秘密似的。他说房间是休息与工作的地方，除了睡眠与写作外，就不能有其它。他说如果招待朋友闲谈或者讨论一些什么问题，那尽管到咖啡馆去，没有钱上咖啡馆，那末马路上也是很好的招待朋友的地方。因此每一个朋友到他家中去，刚踏进房门，还没有坐下来，便被他嚷住了。
“呵！××，我们好久不见了，去去去，我们到马路上走走去！”
于是，他立刻穿上了外衣，领你到马路上去散步，一走便是好几个钟头，从来没有表现过一点不耐烦或者敷衍的态度，这种热情与精神却是没有第二人及得上的。①
他大概就像领着客人拐进故乡茶馆一样，拐上了马路，或者出门几步，便迈上了山坳了吧。当时常去散步的地方，是杜美路与祁齐路之间的僻静街道，那里马路四周的景物，应当说是他很熟习的了，但是怪，他总像是第一次才看到的那样，反应强烈。
当他瞧见了普希金的铜像时，他便会高声朗诵起普希金的诗歌来。他瞧着黄昏的杜美路的那一头，有一两个白俄在踱着方步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是古老的莫斯科的黄昏的街景。他看见一个流浪的老白俄时，就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常常提到的一些顽固而又悲惨的老年人的命运来，他遇着了携着一匹小狗或者握着一根手杖的年轻淑女或绅士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些都是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啊！”①他生活在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时代，但同时又生活在俄罗斯的小说世界里面。这是他重要的艺术源泉之一。他沉郁结实的文字与小说风格，是与这些有关的。他的丰富想象力，做“白日梦”的本领，把腿搁在凳子上，便能半天沉入胡思乱想的本领，正是他文学天才的表现。表面的不敏捷、土气，掩盖不住他内在的才华。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故乡人物组成的文学社会里，和他们哭着、笑着、爱着、恨着。这样，他才能从上海的马路边沿和弄堂房子，直抵他的独有的文学天地。
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了。
综观你抗战初期的感情历程，似乎就是由热变冷。
热的时候我写的报告散文。冷的时候我写小说。我的文学是有冷有热的文学。
沙汀传……第七章 在堪察加
第七章 在堪察加
文化救亡的热度
生活在1937年的中国人相信，日本大规模的侵华事件是迟早要发生的了。
经历过“西安事变”、“芦沟桥事变”，上海的民情像一锅沸水。沙汀起初还想用文字投入抗战。他仍在《光明》，很快参加了夏衍组织的一次集体创作。
他们听《大公报》记者陆诒做了平津事变的详尽报告，随后在艾思奇家聚拢了一批原“左联”的成员，商议写一部大众体长篇小说，初步定名为《芦沟桥演义》。救亡，要求文学大大发挥它的宣传功用。艾芜、张天翼、夏征农、舒群和他，都热心地愿意担负一个章节。他认写了第一部。
这第一部按照集体商定的提纲，写的是天津于“七七事变”前夕的局势。沙汀第一次赴京时曾路过天津，海河、八里台南开、津油子，这个城市对他还不完全陌生。上海“一·二八”时，商人劳军的爱国举动，他还记得。小说虚拟了一个原籍南方的商人袁晓初的家庭，赋予他们一股正气。陆诒讲的和报纸上披露的来历不明的海河浮尸，汉奸的暴动，日军诡秘的动向，被穿插进去。这样写完了。
小说后来登在广州版的《救亡日报》上，总题目改为《华北烽火》，可能觉得这些作者的文笔离“演义”太远吧。沙汀的一部名《前夜》，下面第二部是艾芜的《演习》等等。这远不是成功之作，小说不像小说，报告不像报告。战争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