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专租的一间大房子里避难。
这房间是一个前楼，先前已有刘元圃、丁跃诗等逃来，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挤在一块，办大伙食，吃大锅饭。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还可以互相搭话。战事还在进行，民心也很沸腾，朋友成了难友，比起平时不知要亲热了多少。每天早晨照例抢报看，一张报传来传去。饭后，这些人会跑到北四川路桥的南畔，远眺苏州河北的连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动。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观望。日本一个大将被刺的那个晚上，法租界各条马路都聚集了中国人。他们也像市民一样，去狂欢，去跳，去喊。《北斗》编辑部大概讨论了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引起一片赞扬。逃难期间，叶以群（那时叫华蒂）曾来吕班路约艾芜谈话，后来还经常约他去开会，大概艾芜不久便加入了“左联”。伙伴的进步给他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淞沪战争”一结束，杨伯凯好意地建议他们夫妇住在他那里，好就近商量书店的事，给他创造研究理论的条件，却被婉言谢绝了。他要搞文学，不是搞理论。搬回战后的德恩里住了一阵，夫妇俩便又一次动身去杭州，仍然住在“汪社”。他一头埋下去创作。当秋天降临，果实熟了，他在杭州写下六、七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二批产儿。他果然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
1932年4月，写《恐怖》。
《恐怖》是写广汉兵变的。1930年10月25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广汉县驻军陈静珊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发生武装起义。军阀们大起恐慌，便进行“清共”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他刚为募款并接黄玉颀从四川回上海，消息传来，成都戒严，部队连夜包围学校，次晨集中学生点名，被叫出的站在一边，就地枪决，每个尸体贴上一张书有“共产党”字样的白纸条，……这些，他都真实地写进了这篇小说。小说没有单独的人物，只有隐约的事件和浓厚的气氛渲染。细节是省一师的，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角度来感受白色“恐怖”。水车的声音也是真实的，这是成都老自来水厂设在百花潭外面的河道里的机械，它上面的巨大竹筒在倾倒水时发出的声响，夜里特别清晰，这是他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外国小说教他学会利用它来烘托人们的心理，又有某种隐喻的作用。写大事件却不写大事件本身，而是写侧面，写影响所及，写影响到各阶层，也影响到“我”。所以写来笔法自由，情绪饱满。曹荻秋参加过广汉起义，这是解放后曹任重庆市长时谈起来才知道的。曹当时在广汉一所学校教书，到了兵变发动的预定时间，是他敲钟发出信号。所以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沙汀为了纪念他，在重版《祖父的故事》时，特意增补了此篇。
也是这年4月，写了《码头上》。
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大都市显得人数众多，白天行乞，捡破烂，夜晚东赶西跑地找地方睡觉。苏区红军的新闻，常被小报童们叫卖时当作招引买主的口号，他在上海街上听惯了的，使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想出流浪儿童向往苏区的情节。对这些，他知道得太少，这个光明尾巴和全作品的概念化，是很明显的。也没有中心人物。
8月，写《法律外的航线》。
他几次出川、回川都乘船，经过贺龙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游勇，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轮“怡和”、“太古”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枪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所以称为“法律外的航线”。写这篇小说，有生活感觉，同其他几篇按报上材料加进体验的写法不同。当然有虚构，如查票后将买黄牛票的乘客抛进江中，他并没有见过。此篇像是一个个镜头对接而成，也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事件，学伊万诺夫写群众场面，《铁甲列长》的印痕很深。他对这篇的自我感觉稍好。
带着这么几篇小说，他回到上海。但信心仍不足，时时摩挲着这些投入了一部分生命的纸张，却连一篇也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艾芜这时与“左联”小说家李辉英，还有一个姓雷的“左联”诗人住在德恩里。杨子青夫妇没能再租到德恩里的房子，便在杨伯凯住的虹口里虹桥一带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栖身。艾芜好几次拉他喝酒，给他打气。任白戈常来看他，也知道了他的创作情况。一次，在杨伯凯家里，当着杨与他的面，提出让他编个集子在辛垦出版。白戈知道，如果他不提，杨子青既便有这个想法也只会闷在肚里。杨伯凯一直强调理论书籍的重要，先前出周扬译的《果尔德小说集》，就表示过异议，这时听了白戈的建议，虽表示赞同，但口气、神色给他的印象似很勉强。而且又接着说，是否先发表一部分，使书的销路更好些。他一听便火了，拂袖而去，搞得杨伯凯十分狼狈。幸亏任白戈从中解说，杨伯凯过后主动催促，派刘元圃到家里取稿，他才将十二篇小说全部交出。稿子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也是刘通知说书稿已送印刷厂，并让他看过准备刊发在《二十世纪》上的出版广告。
集子付排，艾芜听了比朋友本人还要高兴。两人还把其中的《码头上》、《野火》两篇挑出，由艾芜交《北斗》去发表。后因《北斗》遭查禁，小说是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另一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艾芜为这个集子的封面，还托了耶林请野风画社的主持人、“美联”成员郑邵虔搞了幅木刻，刻的也是《码头上》。选择这两篇的眼光，最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学的风气。
后来，他把集子定名为《法律外的航线》，而且按写作时序将篇目倒排，把这一篇置于最前面。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这个笔名取得实在好。农工有扭转历史的伟力，是你当时尊崇的，有历史价值。还有“开掘生活”的象征意味。连笔划、音调都是枯瘦、简约、滞重的，正合你的美学风格）
于是，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
这是你的“左联”时期。由包括你在内的一批艺术上有追求的作家，才构成左翼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
1936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落脚点。
沙汀传……第六章 时代的和乡土的
第六章 时代的和乡土的
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新人
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做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
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里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他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联”。这是1932年11月的事。周扬又将他刚出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12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你当时是否理解了茅盾这句话的份量？那可以去读读我写过的话：“他的评价使我有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①。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初学者最需要拥有的，是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自信力。我在这方面本不是一个富有者）
沙汀感到了茅盾的评价力量，却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理论内涵。茅盾借了他，批评了“‘革命文学’的法规”。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未重蹈“公式化”覆辙。唯对别人竭力赞誉过的《码头上》，提出了严格的批评。茅盾欣赏的是《法律外的航线》、《恐怖》等篇显露出的“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的才能，运用活的语言的才能，看出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他的艺术感觉原是好的，这时被强烈时代使命感压住了，加上周围的人大都说他用散漫的场面描写来表现正在行进中的“革命”，是他的特殊之点，“如何的新，如何的新”，所以，在一、二年里他还没有从茅盾批评《码头上》醒悟到什么。
但是，对有人批评他的小说欧化、艰涩、拗曲，他似乎一直保持着从自修外国文学得来的看法。几年后，在一次讨论大众化的会上，他还辩解说，“文艺大众化”是要得的，可是，不能接受说他的作品不够通俗的意见。“他说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尽可利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辩得满脸通红，口沫四溅。①他与周扬的交往逐渐加强。周扬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搬出德恩里，周的家眷从家乡益阳到了上海。两家往来，黄玉颀和这个高大的女人相处得挺好。周扬孩子有病，沙汀帮着找医生。周扬是个遗腹子，家境每况愈下，他把湖南的家信给这个新朋友看过，信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家从窄路走宽路自然容易，现在要从宽路走窄路就深感困难了。这留给沙汀挺深的印象。生活上周扬是个书生，需要他提供经验。政治上沙汀是信任周扬的。与辛垦书店的关系闹僵后，一次沙汀在路上碰见周扬，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周扬看他太动感情，一时又说不清楚，便拉他到家里详谈。
事情是这样的：辛垦出版了一批书籍，特别是发行了《二十世纪》，社会上有了一些名声。1932年8月，国民党政府唆使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进步书店，以压迫出版界，北新、良友都先后蒙难。杨伯凯忧惧辛垦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点关系，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杨一看话不投机，便将话题带过。隔一段时间，任白戈从书店张慕韩处得悉《社会新闻》主编朱其华来找过叶青，叶又到南京找了周佛海，书店汉问题了。张老诚，说话的口气又很自然，任白戈确信不疑，便气急地来找沙汀。于是，过去积攒下的不满，这次来个总爆发，两人决定一起脱离辛垦！沙汀把这个意向与周扬一说，得到了支持，周说：“你就专心一意地弄文学吧。”
过了几天，沙汀、任白戈正式找杨伯凯谈话。没有将南京的事情端出，只说要退出书店。杨听了十分惊怪，一再表示挽留，后来要大家去和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凯的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同年4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