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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日没夜地读，如他形容的，“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②。
（我总在捕捉你的文学才能。有许多作家是以浪漫的喷发力，和随时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人感到他们的才华横溢。现在我从你这句“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自白里，一下子领悟到你的气质，你的内在的玄想能力）
在他想象中，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梅里美、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契诃夫等的人物就活在他的小屋里。他深爱普希金的《甲毕丹之女》（赵诚之译，即后来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能用简洁的笔触，突出普加乔夫的性格特色。梅里美的《嘉尔曼》、《西班牙通信》、芥川的《鼻子》、《罗森门》，用冷峻的笔调刻画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和独特的人物心理，使他读的时候，心都战栗起来。他为果戈理《外套》那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讽谕所震惊。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则令他着了迷。《苦恼》、《凡卡》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凡卡把向爷爷诉说自己当学徒之苦的信，未写清名址便投入信箱的细节，沉重得叫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房里站着《复活》里的涅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仿佛看见他俩在流放监狱里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的矛盾心情，隐秘感情的动荡起伏，被老托尔斯泰表现得毛发毕现！这个章节他读得爱不释手，几乎都能复诵下来了。
（你总提《复活》的结尾。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是使你想到张君培、周尚明，甚至想到自己与黄玉颀？隔离，使我对玉颀的爱恋更加狂热，更加充满想象。这对我投入感情的阅读或许有关，但你不能把政治、婚恋全搅在一起）
当左翼文学三十年代初期不断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同路人作家皮涅克、伊万诺夫和巴伯尔的作品时，杨子青一篇一篇都找来读了。像巴伯尔的《信》、《盐》，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伊万诺夫的名著《铁甲列车》，表现革命的传奇性质，采用冷峻的跳荡的印象式手法，突出宏大的场面，以及像雕塑一样刻写群像的新鲜表现方式，使他眩目。在中国文学中，他从未见过这种写法，它们这样牢牢地抓住了他，以至日后成了他最早一批小说的“模式”。
后来流行的才是高尔基、法捷耶夫。不管是哪一类，他觉得这些十九世纪到本世纪初的苏俄文学作品，最对他的脾味。他只注意他感兴趣的，符合他个性的。莫泊桑、福楼拜的小说他读得不少，但并不篇篇喜欢，印象也浅。而对于他钟情的篇章，他会一读再读。精神萎顿了，思想沉闷了，想象力滞涩了，他都会把《猎人笔记》、《复活》、《五月之夜》、《甲毕丹之女》，重新拿起来读它一章 。
对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于沈从文初期的小说，他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们客观的白描写法，为人生的严肃态度，对闭塞农村逼真的、传奇性的风俗描摹，心领神会。鲁迅的《故乡》、《孔乙己》、《离婚》，从省师到现在，真是百读不厌。他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钻探机，一生保持盯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笨重”山里人的习惯。
在这样狂热的阅读中，想要像这些文学大师们一样来表现社会、表现自身的愿望自然抬头了。他只是还有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创作的才能。他迟迟没有动笔，在等待着。在参加辛垦书店的筹备过程中，他还在想搞社会科学。一本辩证法小册子的写作，连提纲都已拟定好了，只是觉得自己外文程度不够，参考书看得少，才不情愿地放下。
经由葛乔他们的介绍，他还到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去旁听夏衍的“戏剧概论”课，听郑伯奇、陈望道、冯乃超的课。这个学校校长是陈望道，教务长是汪馥泉，实际上是党的学校。“左联”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第七日，即这一年的3月9日，杨子青在这里听过鲁迅先生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久敬爱的导师，一位他的思想的引导者。鲁迅先生站在讲坛上，瘦小的，也是巨大的。清癯的目光在他面前掠过。他在上海已经变得拘谨，他没有借这个机会和鲁迅接近，自动保持了对他敬重的距离。
这一年的5月，他被萧崇素和他的戏剧界朋友拉着去看了著名辛酉剧社演出的《文舅舅》（朱湘译本，即《万尼亚舅舅》）。这出戏的置景、服装、道具都极为讲究，剧场的气氛也很热烈，但场中的杨子青突然感到被契诃夫引到一个无人之境，周围却是沙漠，一切音响都被隔离，他被一种思想深深刺痛了！剧中对俄国当时窒息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的剖析，引起他的共鸣，使他清醒地估价自己的处境，和自己为改变处境所做的努力。这样目的不明的自学，应当结束了。应当拿起笔，像契诃夫那样地写作。中外作家在他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在德恩里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急于要萌发出土了。
THINKING——辛垦
1929年冬，葛乔、王义林等几个人，搬到闸北大兴坊十一号，来过自修生活。这里紧邻着与中国现代文学至关紧要的景云里——鲁迅、茅盾、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在这里居住过。景云里离德恩里又只有一百米左右，走完横浜路便是了。彼此挨得这么近，年轻人便常来常往。任白戈差不多逢星期日就来探望大家，还是那么热热乎乎。看电影总是他请客，不过只能看二、三轮的“两毛电影”，比如卓别麟的老片子。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讨论起办书店的事来了。
在杨子青眼里，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组织关系的。在法界住的时候，他们安葬过白戈的堂弟任光俊，一位牺牲在提篮桥监狱的青年共产党人。每逢重大政治节日，葛、王的住处总有一叠叠的油印宣传品。不过他们的态度有些怪，常说：“有什么用哇！”“还是把书店搞起来，多出几本好书吧。”他们经常出门参加飞行集会，谈起话来不大避讳他。当着他的面，他们谈李初梨、彭康，谈“中华艺术大学”，谈与夏衍开会，考虑去苏北搞武装斗争的事，阅读一张张秘密发行的《上海报》，但从来没人与他谈党的关系问题。
葛乔人小办法多。他熟悉这时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许多同人性质的小书店，什么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等，他们都出青年读者喜读的社会科学书籍。杨子青读过林伯修（林国库）译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便是这样的书店出的，觉得收获不浅。其他如陈启修、李达，都各自在组织书店或成为一家书店的主要撰稿人。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办这种书店，大家自然赞成。
经过几次商议，书店的事大体确定。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Thinking英语“思想”一词的译者，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杨子青对出马列理论译著，竭诚拥护。这一段时间与黄玉颀频繁的书信来往，恋情更浓，要违背家庭的意愿，毅然把心爱的人接出四川，必须做好家里随时切断经济来源的准备。所以，不能早一日谋生，便不能早一日实现爱情。他对办书店寄托了几重的希望。在考虑书店资本时，他主动提出认股一千元，答应先拿出五百元，其余以后凑齐，还表示愿意向亲友募集几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他携带出来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事情有了这样的眉目，几个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学找杨伯凯最后议定了。
杨伯凯是这伙人的师辈。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这时已是中年，显得老练成熟。“三·三一”惨案后他流亡到武汉，“宁汉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参加飞行集合，对盲动主义很反感。杨子青与他熟识后，曾听他议论过大革命时的武汉：“好不容易组织起武装纠察队，说是准备起义，结果规规矩矩缴了枪。”他谈起成都大学一个姓王的职员，留法的，说：“才他妈几条枪也搞暴动，把腿杆搞跛了！”他给杨子青的印象不坏，只是有时觉得他不免神态严肃，不好一下子接近。
杨伯凯听了葛乔介绍筹办书店的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杨伯凯约了也在“招商”教书的陈子中（共产党员）入股。他一再鼓励大家学日文，钻研理论。这也是当时一个风气，因苏联的东西从日本介绍比欧美快，可以转译。随后他又两次跑到横浜路来，与大家商定书店的资金、店址、出版计划。杨、任、陈教书稍有收入，各认了二、三百元，葛、王没有现金，只能用将来的版税入股。杨子青认股最多，被推为董事长。第一批书目里，杨伯凯准备由法文转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由刘初鸣译），任白戈提出由日文译《伊里奇的辩证法》，葛要从日文译苏联沃尔加编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杨子青英语水平一般，日语初学，自认是个半吊子，同意勉力与王助葛翻译。
杨伯凯也是个说干就干的脾气。葛乔更是活跃，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张罗租房，办家具，与印刷厂、纸商打交道。五个人又是发起人，又是伙计，便干起来了。
不久，为了方便、省钱，杨子青与萧崇素索性搬到大兴坊十一号去住。这是个二层楼，萧住一间不大规则的三角形偏楼，搞他的戏剧。摩登社发起学校剧运动及“南通公演”，在这里排过《皇帝与乞丐》、《到明天》等剧目。他与葛、王一群人住在前楼，每天学外语，写作，忙着编译要出版的书。萧崇素旁观过这个集体的生活常态：他们七个人轮流弄饭。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寝室、书房，也是他们的厨房。一间房虽然挤了七个人，却随时都寂静无声，除弄饭的煤油炉的“呼、呼”声外，就只有低语声、翻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飒飒”声了。①
四川人办的辛垦书店，就设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可能是个巧合。租的是楼下前后客堂。杨伯凯为了筹集股金，有利著述，年底赴成都大学任教。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张表方）是他南充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子青写不成辩证法的小册子，他可能恍然明白，对社会科学的爱好，是自己由政治探索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能成为终生事业。现在，允许搞社会科学了，反把自己并不适于做理论思维的这一点暴露。结果，他给辛垦编的唯一的一本书，竟然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
这起源于《摩登》月刊上周扬译的一篇美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他看到后，便去拉他搞了本《果尔德小说集》。周扬对于日常生活和金钱上的事随随便便，辛垦对文学并无兴趣，但草创时期的拮据，使它接受了不计稿酬的周扬译本。这是两人最初的文学合作。
到了1930年初，预定的第一批书都在大兴坊的小屋里编成出版。杨伯凯到暑假回沪接家眷，提出青锋来辛垦的问题。青锋是杨的同乡，在法国留学时相识，这个时候在成都大学，作张澜秘书，编《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的笔名发表文章。任白戈几人一听便不同意，杨子青这才知道青锋就是叛徒任卓宣，也表示反对。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几个年轻的发起人，才以青锋来辛垦，不作股东，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只能为书店翻译理论书籍为条件，勉强答应了。
青锋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这个人块头不大，面色苍白，说话流畅，带煽动性。那天大家留他用午饭，他对吃食问东问西，临走时硬要付钱，并找补零头。
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恳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看看书店走上了轨道，书源问题不大，杨子青决定接黄玉颀出来，并回家筹集承诺的那一部分股款。这年夏天，他启程回川。在成都与黄玉颀见面后，商定了出川的计划。他又去见杨伯凯，知道这半年募股的情况不佳，只有叶青的总角之交南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来五百元。杨带他去见过车耀先，车住在祠堂街，一面开“努力餐”，还同别人合伙办了个“我们的书店”。这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在川军当兵，从丘八升到团长。打伤了一只脚，人称“车口止拜子”。他开餐馆，夫妻俩都上灶，平民作风，一点没有架子，这时大约已经入党。
尽管募款不理想，杨伯凯并不悲观。他寄希望于四川将领中以亲共著名的陈静珊。陈的防区在离成都不远的广汉、新都一带，这时本人正好在成都。杨伯凯便与杨子青一起，到位于现在四川省广播电台的陈寓去拜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辛垦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从事活动。他向陈谈了书店的出版计划，已出的书，募集股金的主要对象等。当说出也要向自己的舅父郑慕周募股时，陈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呢？”杨子青觉得不快，但总算没有随意发作。接下来，陈轻松地表示会全力支持书店，要他们给他一个书面计划，包括需要多少资金，大有倾囊相助的意思。会面结束后，杨伯凯兴奋不已，不住地对他说，“看来大有希望，大有希望。”
杨子青随后便回安县。没想到家里是一副冷面孔。郑慕周根本就反对他在外面办书店的想法，也猜出他要把李家婚姻永远“搁置”的用意。为了断他的生路，不仅自己不入股，还与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一致抵制。家里呆不下去了。母亲与李增峨装出的笑脸，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怀着失败的但也是义无返顾的心情，他很快又踏上了离乡的路。
陈静珊的话，客观上不幸言中。他十分懊丧。只是再到成都时见到夏正寅，却意外募到二、三百元的股金。夏的友谊在这时候的出现，使他欣慰。因为至少，他可以凑成第二个五百元，不会被朋友们笑话了。在成都与杨伯凯又见过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