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时候对她产生异样的感觉，这是个秘密，但已经知道她并不讨厌他。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与她接近，在郑慕周家，在汶江小学，希图多见她几回。有时会无缘由地跑到黄敬之办公的房间外边，呆立许久。当他等到黄玉颀，把燃烧的目光送上去，黄玉颀居然能迎住它，甚至大胆地回视。（关于恋人的目光和发痴的举动，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种的描写。我只想说，她的目光回答了一切。不躲闪，或躲闪前那么温存的一笑，能从中读出许多含义。但“破译”权，只授与你一人）
黄玉颀在他心中很快占据的位置，部分填补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落。
这时候，所谓总土地庙省党部，派了魏道三回安县。他虽然早已不去理这件事，但他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曾反对过的魏道三，居然接受任命，大摇大摆来接替他，并正式在北街冯官府的院子成立县党部，这简直就像莲花池左派的省党部，被另一个省党部砸毁的事件在安县重演一遍。所不同的这里是和平接管。他有舅父掩护，人身安全倒有保障。魏到任后，立即着手清党，重新登记党员。他自然不会去填表，从此与国民党断绝了任何关系。
魏道三返县，标志着安县国民党右派正式掌权，并与地方劣绅形成联合。杨子青的政敌骤然增加。魏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少壮派，清党时实行“党义”测验，其情景后来被写进了他的小说《龚老法团》。那里说，连善良、颟顸的老式官僚龚春官都难逃厄运，竟死于“1928年秋天那场奇异的考试”①。魏道三在他头脑里聚化成一个横行乡里的恶少形象，凡是他作品里出现豪绅、官僚、特务等人物，魏的样子便会在眼前浮现。魏在安县盘踞时间极久，三、四十年代一直任县党部书记长。此人与郑慕周不合，只要杨子青在安县，他便作怪，现在不过是初次交锋而已。
这增长了杨子青不少“合法斗争”的经验。他长期能与各种旧势力周旋，包括四十年代在故乡隐居多年，靠的正是这一手。
大约这年春、夏间，上面派邹璧成来检查工作，在杨子青家住了一夜。邹听完他汇报高凌走后安县的情况，对工作表示不满。邹指出，要发动农民，以待举义。见他有些迟疑，还讽刺了他几句。商讨的结果是，从成都派人去袁玉章的塔水做农村工作。
到了7月，一天，有人跑到汶江校来告诉他绵竹起义失败的消息。隔一天，袁玉章来信叫他立即去塔水，说有朋友在那里等着相见。杨子青连忙风尘仆仆地赶去。一看是个白净脸皮，黄胡子，农民打扮，像个乡下教书先生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干青。王也不认识袁玉章，显然是经邹璧成介绍，知道了这一层关系，才在武装起义失利后跑来隐蔽的。会面是在袁的一个佃客家里。王的情绪并不十分低沉。这是个传奇式人物，杨子青早有耳闻。现在当面一见，透出刚直、爽快，果然是条硬汉子。王干青资格很老，清末在“四川通省师范”读书，参加辛亥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谈起刚刚失败的武装暴动，还很激动。王是起义的副总指挥，利用民团的枪支，组织了武装人员三、四百人，群众数千，成功后准备成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结果却被加入起义的一个旧军官谭尊五出卖，遭到伏击。其中北路军被瓦解，王不得不把南路军遣散，只身潜伏到这里。他很敬佩王干青，两人谈了许久。
在塔水住了两天，杨子青回安县，发现城里空气紧张，到处在谈论绵竹起义。他也成了别人注意的一个目标。王干青在塔水病了一场，不久悄然离去。他再没有什么人可以联络，感到与组织完全失去关系的孤独，便跑到成都找高凌，未果。邹璧成曾安排在成都智育电影院工作的程子健与他联系，这时也不知去向。秋天，董长安路司令部，突然借口教育局长要回避本籍人氏，命他与彰明姓唐的局长互调。他立刻借机辞职，把政界的事务推卸干净。
1928年冬天，又去成都，终于找到高凌。问起工作，高笑笑说：“我现在要读书呵！”声称已与党没有关系。原来他是从“志诚法专”休学搞革命的，这时已经复学，读了一学期。①刘愿庵也早去重庆。他十分失望，只好回县。行前，听说同班同学蓝仁辅在四圣祠医院住院，便跑去探他。才知他的家乡宜宾，也爆发了起义，失败后他大哥牺牲，他一人跑出来的。现在蓝肺病严重，经济非常拮据。于是，杨子青动员他，一起到安县汶江校养病。
蓝仁辅的经历，使他更具体地了解到革命低潮的形势。安县这时候，凡1927年上半年活跃的知识分子，已不能公开活动。他成天泡在汶江小学，交往的是自己聘来的省师同学，加上马之祥，在私下发泄不满。在这样沉重的空气下，1929年开始，他与黄玉颀的恋爱，突然大大增进。
（与黄玉颀的婚姻，我是比较满意的。在灌县认识，那时黄很小，谈不到。后来。在汶江小学关系密切了。我在街上住的时间多，在“汶江”有间屋子，也在郑家住。黄玉颀读中学，母女二人也在郑家住。我们经常见面，产生感情。黄敬之知道，她不在乎。开始瞒住母亲、舅父，有点像地下活动。李增峨已经有所发现，但没说破。——沙汀1986年12月13日讲）
（你应当住在杨家碾房新屋，却以帮办汶江小学的理由“在街上住”。你面对李增峨心里没有歉疚？我难道没有受到“五四”影响？我已经服从了母亲一次。老实说我当时已来不及去细味李的心理。如果我一定要找个万全之策，那幸福就会从我身边溜走）
与黄玉颀见面和在汶江小学管教务，代一两节课，几乎变成了同一件事。黄玉颀每天要上学，他空余时间多，把县图书馆通过自己买来的文学书籍，差不多都读了一遍。像往常一样，读书入迷。《东方杂志》刊载新译的高尔基的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了他与黄玉颀常常谈起的话题。他甚至为了抒发恋爱的情怀，写过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只有一个读者，也是黄玉颀。
见面太多，黄敬之也要替他们遮掩起来。她并不因为杨子青已婚而制止这件事。这个社会交往很宽的知识女性，在安县生活得也不易。关于她母女俩的流言就很多。单是黄玉颀的，一会说她要给一个团长做小，一会说郑慕周也看上了她，要不怎么会从灌县把她们接来，她哥哥黄章甫也能当上汶江小学的教员呢？！黄敬之觉得女儿如果能与这个青年结合，倒是一条好的出路。她大概暗中还在推动这件事。
女儿正与她母亲的性格相像，也是火辣辣的，对这件事看得相当爽快。她相信杨子青许下的与她结合的诺言，很自信，很有把握。
他把与黄玉颀的秘密，告诉了密友马之祥。1929年汶江小学成立校董事会，郑慕周是董事长，他与马都是董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马之祥脸很大，眼睛鼓鼓的，心直口快，透出聪明幽默。奇怪的是他教育学生主张打手板，学生背后呼之为“马阎王”，又怕他，又敬他。他是很有分析力的人。杨子青向他讨主意，他告他要慎重，因牵涉到李家、郑家、杨家的各种家庭关系。他也明白这等于是对舅父、母亲的一次“大背叛”。但他告诉马之祥，自己与黄的感情已不可改变。马便说：“你的恋爱，在安县是决不可能解决的，只有远走高飞才行，以免引起大的纠纷。”郑慕周后来看出，外甥与黄玉颀的形迹不对头。开始只是警告，让他注意。后来看阻挡不住，十分不满，便讲给姐姐听了。两人都表示不许他胡来，李丰庭一家是不能得罪的。他明里不吭声，暗里照常与黄来往。事情僵在那里。这时黄敬之让女儿到成都去读高中，住在浙籍亲友、有名的房地产经纪人梁均平家。他便又往成都跑。1929年阴历二月十一日，安县的清晨是静谧的。忽听南河对面的山边传来惊呼：“包红帕子的来了！拿刀的来啦！快跑啊！”转眼间，数百名在附近杨镇起义的红灯教徒冲到了城下。红灯教组织遍及四川农村，成员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流寇”性质。他们来到安县，城门已被保安队匆匆关上。城内驻军与保安队合起来守城，有步枪、机关枪，火力远比“红灯教”的猛烈。交战中，城外一枪将驻军姓袁的团长打伤。“红灯教”攻了一阵，看攻不进去便撤退了。
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成都。回来后，县城里还在闹闹轰轰。听县长张琳和党部魏道三一帮人放出谣言：为什么不迟不早，杨某人刚一离开县里，红灯教就跑来攻城了呢？
他通“教匪”的莫须有流言惊动了亲友，大家都建议他出外避避风头。连郑慕周也感到这一次来势汹汹，弄得不好，对方会下手加害外甥的，便提出要他再到省外去考大学。杨子青已经被马之祥的计划说服，蓝仁辅去年年末临离开安县时，也狠狠批评过他，认为他不能在故乡混日子，要设法到外面去。无论是事业前程，白色恐怖的威胁，或是克服恋爱前面的重重障碍，都促使他决定远行。他提出去上海考“中国公学”，母亲和舅父暗地里认为，这是解决黄玉颀问题的一条出路，很表赞成，哪里知道这一切计划，儿子都是与未来的妻子商量过的。
这个计划在他离川经成都时，又一次得到确认。他与黄玉颀谈了又谈，说好他在上海几年内要争取独立谋生，然后来接黄玉颀出去读书。送别时，黄玉颀哭了，娇小的身子裹在旗袍里，抽动的两肩更显得娇弱无力。这次分别的时间要长了，将来的日子会怎样呢？他再三地让她放心，相信自己会在上海立住脚，她也一定要在成都等着他。两人信誓旦旦，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这一回，他再走东大路出川，心里装满的是黄玉颀娇美的纤细的身影。
上海的亭子间，是产生左翼作家的温床。一个人的潜在能力，遇到一种机会被发掘出来，真是幸运。你就是一个。
我怀念德恩里。它能够这样靠近景云里和横浜桥，更是一种偶然。牢牢把握住命运，选定属于自己的事业，我便是一个。
沙汀传……第五章 文学的觉醒
第五章 文学的觉醒
闸北小屋
1929年夏，他一身土气来到十里洋场。
从安县出发，结伴同行的还有刘、谢两家的子弟：刘佑炳、谢荣华。动身前亲友为他饯行，清末出过川的长辈在席间一再提示，到宜昌换湖北佬的船要当心，提防摸上条黑船，说得活龙活现的。他们路过重庆时，正值樱花怒放，煞是好看。搭上华商的平安轮，驶到万县，没有碰到江盗，却遇上了兵。船被抓了军差，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旅客全部赶上岸，要等到运兵折返后才能继续航行。
在万县候船竟候了一个多月。有机会见到省师同班的蒋世询。蒋在部队上做了一段事，染上了恶习，失业后异常颓唐。杨子青待人一向是极重情谊的，便力劝他摆脱旧的生活，答应出路费送他出门，投考外省免费的学校。所以等再上船的时候，就多了个伙伴。
抵达上海，先住一夜旅馆。次日，便由宏县同乡萧崇素安排暂租了法租界菜市路天祥里①的一间前楼。大家挤在一道，每个人忙着投考学校的事②。他曾跑到吴淞探问“中国公学”招考的情况，也问过一些私立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都感觉缺乏兴趣，没有报名。
同行人散了，他一人独住。常去看望萧崇素。萧家在安县原是大户，杨家老房子卖给萧伯庸，这个买主便是萧崇素的伯父。萧六岁便离开安昌镇，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这时刚从日本回国，在一些副刊上写东西，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他们初次见面，萧对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自然较为熟悉，介绍了一些情况。萧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③南国艺术学院的对面，本想介绍他到这个好客的田汉办的学校去读书，可学校因拖欠水、电、房钱，最近被贴上封条关闭了。对面还住着葛乔，是省师低两班的同学。在校并不熟，但彼此的政治面貌是知道的。葛乔跑来看“杨二哥”，接着就把任白戈、王义林都拖了来。任白戈，矮矮胖胖，大家喊他“任胖子”，非常健谈，见人特别亲热。任、王过去是重庆中法大学校长吴玉章、教务长杨伯凯的学生。这些人清一色是四川南充老乡，“三·三一”、“二·一六”惨案后，相继逃亡出来的。任在成都与周尚明一起，负责过团的工作。他是刘愿庵下级，刘到莫斯科开中共六大，任听他传达过。也认识袁诗尧。所以，一谈起这些共同的熟人，大家不仅在异地是同乡，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同志”感。
杨子青刚到陌生的上海，觉得这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为什么一座学校可以“招顶”卖掉？为什么男女脱离姘头关系还在大报上堂而皇之地登载“启事”？为什么走在街上一碰见巡捕“抄靶子”，就得高高举起手来？从安县到上海，文化、风俗的落差之大，外乡人对大城市的陌生，使他的由山地养成的心自然缩拢。现在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四川圈子，虽然谁也绝口不谈过去的组织关系，但心里觉得踏实不少。
任白戈对他尤其热情。任和他的老师杨伯凯一道，在招商公学教书，几次单独跑来看他，一谈就是半天。任说：“不要考什么学校了，就自学嘛！”他说葛乔、王义林就准备自学日文，研究哲学、经济学。杨子青一心就想好好地研读社会科学，被任这么一鼓动，在北京下过的自学决心就又“复活”了。
其时，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纷纷从第一线退下来，隐藏在上海。一部分住在法租界，因这里不像英界巡捕房，动不动就搞“引渡”。更多的是聚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带地方。这里除了“两不管”，安全，容易找到厢房、亭子间等低廉住屋外，附近宝山路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很吸引杨子青这样一类的自学青年。不久，他与萧崇素一块迁入的闸北德恩里十三号，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地段。
过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向西北拐进窄小的荣桂路，踏着碎石铺的路面，走到与东横浜路、横浜路交界的三叉路口上，便是德恩里了。①一些三排石库门改造的房子，十三号在中间一排。租给他们房的二房东，是个做西服的中国裁缝，老婆是个日本人。所以，常有日本和尚敲起羊皮鼓，到门前来化缘。
萧崇素住十二号的二楼前楼，杨子青住后楼。按照上海人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平时走的都是后门。与后门相邻的第一排房子，便住着周扬（起应）、周立波（绍仪）、赵铭彝三位。萧崇素正从事左翼戏剧活动，认识赵铭彝，经赵认识了周扬、立波。周立波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自学英语。他们正在一块搞摩登社②，比较熟了。杨子青在弄堂里碰到二周，周扬身着西服，长长的脸，漂漂亮亮的，与任白戈很相像的一点是，都喜欢主动与人接近。萧从中一介绍，彼此就认识了。不过起初，他觉得这几个文化人的谈吐很有优越感，未便主动接近。
沙汀给我的印象是面目严肃，不讲究穿戴。川北人都朴素，被人称为“苕哥儿”，意思是吃红苕的，土。川北人在中国人当中好比北欧人，苦寒、耐劳，做学问、做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为人仁义，肯帮忙，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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