龆�18岁以下的人能否有选举权的是18岁以上的人。与此相似，能够限制国家主权的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自身。那没有人惨遭杀害或被迫流亡的卓有成效的进化式变革，有赖于当权者和那些渴慕权力的被剥夺者之间的泛合作。变革的观念能够来自于其他方面，但富有成效的行动却必须发端于那些现在被认为业已落伍。将来势必会遭淘汰的特权阶级。
在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希望父母或那些代表父母立场的人（学院院长、大学校长和专栏作家）能够站在他们一边，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至少给予他们以诚挚的祝福。他们的要求中包含着这样的期望，在他们反对学校当局时，校长能够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谈，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当然，并不抱有这种期望的人也绝不少见。
这里，我所谈的主要是那些思想温和的年轻人，他们主张置身于整个社会制度之外，或者主张干脆撇开这现有的制度。一切重新开始。但是，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看法却是十分普遍的。那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的反抗，采取了诸如罢课、拒绝合作、反对走合法的政治道路等一系列行动。这类消极反抗或许是最为顽强的。那种由隐匿在活跃的同伴背后的学生们组织的周期性聚会表明，消极的抵抗有时反倒最易一触即发，酿成无法想象的动乱。
年轻人的消极反抗也可能表现为出于私利而顺从那些他们本来视为多余的规则，或者干脆表现为盲目地顺从这些规则。采取这类立场的人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那种人们沿袭了无数代、但现在已不再适用的教学方法，只能够教育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对待一切社会制度。
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无比他们是神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冷漠的愤世嫉俗派，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能不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现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着这样两代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这些开拓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持的看法全然不同，但他们却必须继续寻找相互间进行沟通的甬道。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一切就是如此。我想，能够意识到这点，本身就是对未来作出回答的美好开端。
我相信，我们将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一文化相异于并喻文化，正如并喻文化经过有序的或无序的变化异于前喻文化一样。我将这种新型的文化称之为“后喻文化”，因为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喻文化中，人们通过白发苍苍的长辈所具有的个人尊严和历史连续感来体现过去和未来。但是，今天人们却希望那些尚在母腹中不安地躁动着的孩子（尽管人们对他的性别、相貌和能力还一无所知）能够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不论这个孩子是盖世的天才、或是严重的残疾人，他都需要想象力丰富、创新精神强，同时又勇于献身的成人来哺育，而这一切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给予的。
关于这位尚未降世儿童的情况，我们的了解还微乎其微。我们可以借助精密的仪器弥补感官的不足，获知孩子是活着的，他的心脏正在有节律地跳动着。另外一些更为精密的仪器能够告诉我们孩子的生长状况如何。我们能够预知正确的产期，我们也知道，如果产妇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营养和照料，母亲和新生的孩子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如果母亲身心染疾或魂归黄泉，孩子的生命之花也将随之凋谢。但是，有关这孩子的其他情况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没有人能够进一步得知，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比如，他的四肢是否灵活，他的双眼喜欢看什么，他的发育速度快不快，他是时刻警醒着准备去应付这稍纵即逝的世界，还是当人们都疲倦以后才神情亢奋呢？同样没有人能够得知他的思维将会怎样——他是否善于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能够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和所不能预测的事物，我们就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使那些前途未卜的孩子能够安全地成长，更好地发现自己，发现未来的世界。
在发生难产的时候，设备精良的环境中应该有高超的护理手段，通过麻醉、输入氧气和血液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对于那些神情忧郁或受了惊吓的母亲应该给予特殊的扶持性护理。对于那些不能通过母乳哺育的孩子，可以借助代乳品喂养。对于那些夜间啼哭、无法入睡的孩子，应该让房里透进一丝温柔的光线。而对于那些对声音过分敏感的孩子，则应该想方设法消除声音。
当孩子开始接触人群时，大人应该抱着、搀扶着或用摇篮车推着他。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定会有许多色调不同、饱和度不同、明暗度不同的颜色供他自由地选择，他开始学着分辨各种不同的物体，跟着悠扬的旋律翩翩起舞。当他们开始形成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时，他们应该借助前人的经验，应该有能够为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造形的蜡笔、颜料和泥土。
即使我们这里所例举的孩子们的需要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我们都会明白，为了获得孩子们的喜爱、依靠和信赖，做父母的凭空增添了多少烦恼。人们也都知道，孩子对成人的依赖缺乏主动灵活性，但成人给予的照料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很快就会夭折。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也永远学不会说话。没有相信他人的经历，孩子将无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成员，他既不会爱别人，也不会照顾别人。孩子在最初的生活中完全是依赖他人的，依赖成人的影响、照顾、告诉他生活的经验，一代一代绵延传递了数千年之久的人类文化，正奠基于这种后代对于前代的依赖之上。正如朱利安·赫胥黎和c·H·华汀顿的雄辩所证实的那样，从这种依赖之中产生了人类的道德心，道德井非外在于人类的本性，相反，它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所在。
文化的连续性和人类对每一创新的吸收都有赖于前喻文化体系的成效，通过前喻文化的方式，人们告诫年轻人去模仿、复演他们祖辈的生活。此后，随着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生活，随着他们四处迁徙，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换、贸易，形态殊异的前喻文化相互间的比较和对照，为人们进行变革、发展并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并喻文化中，在某种承诺中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在不失其绝对的承诺的前提下，使自己适应其他形式的承诺。
再往后，随着变革的观念被当成一种前喻成份为许多文化所吸收，年轻人从他们长辈那里也可能领悟，他们应该超过长辈——取得更多的成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这种超越仍然停留于长辈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内：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横渡他从未漂泊过的海洋，只受过小学教育的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学习原子物理学，驾驶他只是在大地上翘首仰望过的飞机。于是，农夫的儿子成了学者，穷人的儿子横渡了他父亲一上中连见都没见过的海洋，教书匠的儿子成了卓越的科学家。
基于对长辈的依赖以及因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而产生的挚爱和信赖，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的个人得以进入另一文化，这种改变无需摧毁个人以往的学习。第一代移民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很少能够不遭受新的环境的挑战。凭着他们以往的经验往往能够暂渡难关。但是，除非他们的吸收完全凭借的是一种新型的前喻方式，否则他们将无法向孩子们传喻他们通过自己的早期训练所获得的一切，尤其是那种向其他人学习父母们所不能给予的知识的能力。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向父母们允诺；他能够教育那些他们已无法管教的孩子，这使得父母们惶惶不安、沮丧万分。父母们仍然确信应该会有答案。他们扪心自问：我们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正确的呢？于是，有的父母想通过劝导孩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非常含糊地反问：你应该自己想想该怎么做。还有一些父母则问道：别人在做什么呢？但是，并喻文化的方法对父母们来说正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感到如果自己的孩子盲目地仿效“他人”——孩子们的同龄伙伴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发现自己对于孩子该如何自我解决问题也不甚了解。
长辈仍然确信，存在着一种既安全、又为社会赞许、但他们却未经历过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当他们一旦发现孩子们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时，便暴跳如雷、悲痛欲绝。父母、托管人、法律监护者、专栏作家、评论家都将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寄托于学校、学院和大学，因此，他们对这些地方发生的各种事端的指责总是显得义愤填膺。
今天，伴随着我们对文化发展和传递的循环过程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发现，人的最为显著的人性特征并不是其它许多生灵也都具有的学习能力，而是教育他人和贮存通过学习而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知识的能力。学习、源于人类的依赖性，这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但是，人类创设博大而便于学习的教育制度的能力，了解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管理社会、建立理想世界的能力，却是非常复杂的。过去，为了文化传递的继续和吸收新的知识，人类依赖着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教育制度的最为简单的部分——儿童的依赖性学习。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一过程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培养、弘扬这一制度中最具可塑性、最为复杂的部分——成人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如何改变成人的行为，以使我们能够放弃前喻文化的养育方式，保留其中可资借鉴的并喻文化成份，发现那种能够通往未来世界的教育和学习的后喻之路。我们必须为成年人创设新的行为楷模，使他们能够告诫自己的孩子，怎样去学，而不是学些什么；告诫孩子承诺的价值。而不是应该对什么做出承诺。
前喻文化重视长辈，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但是，这一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个只能不断地复演过去的封闭系统。现在，我们必须着手创设开放性的系统，这种系统着眼于未来，并因而着眼于晚辈，他们的能力至今尚鲜为人知，但他们的选择却必须公布于世。
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度踏上那引导我们迈入现代的文明路径。过去是一条我们已经沿着它到达今天的道路。人类文化的古老形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明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工具。人们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告别过去，整个人类现在都正在向新的世界性社区迈进。我们不必弃绝任何一条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道路，也不应该忘却任何一种先前的生活方式，那纷繁多样、形态殊异的过去，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应该被看成是创造新时代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想象和接受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即使对科幻小说家们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孩提时代的结束》一书的结尾处，作者克拉克意味深长地写道：“日月星辰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
太空歌剧描写了最后一艘破损的太空船返回太阳系中地球的“出发地”的情景。在《米德威奇的布谷鸟》中，约翰。温德姆杀死了一位来自外星球、由地球上的女人哺育的感觉灵敏的金瞳儿童。而电影《公元2001年，来自太空的奥德赛》也是以失败为结尾的。如此种种都说明人们并不希望孩子们过多地挚信于未来；这一情景同时昭示，成人的想象和他们孤独的行动仍然受着过去的多重羁绊。
我相信，要消除人类过分沉溺子过去的痼疾，只能依靠发展一种和那些代表着未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沟通的新的途径，他们是在新世界中成长的一代。也就是说，依赖那些至今为止仍然未能掌握权力、但我们却无法充分估量其能力的年轻一代对这世界的直接参与。过去，在并喻文化中，长辈逐渐放弃了对孩子们前途的干涉。今天，依我所见，后喻文化的发展将依赖两代人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已经能够积极主动地自由行动的年轻一代，一定能够引导自己的长辈走向未来。这样，年长的一代就能够获得新的知识。我确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我们必须和年轻人共同学习，了解如何走未来之路。如果无视他们的新的知识（对世界来说是新的，对我们来说也同样是新的知识），那些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长者们在寻找新世界的答案时势必会感到困难重重。
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奇在《A·麦克里奇的村庄》中写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找到了所有答案：
问题就是我们一无所知。
1928年，当我接到他这本书时，我正在阿德米洛底群岛研究马奴人。当时，人们似乎都认定，仍然以自己的石器时代文化为荣、对文明的唯一了解就是这种原始的衰朽的接触文化的马奴人，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无教养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了解，也不会产生影响。
但是，40年后的今天，马奴人却一下子飞跃了数千年的文明进程，并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象石器时代那样，蛮横地欺凌、抢劫那些侵犯性很弱的毗邻村庄。今天，随着他们从一个原始部落跨入发展中民族的广阔天地，他们开始送孩子们去上大学，攻读法律或者医学，并对他们的松散组织和在这个小小的群岛上行使的领导权予以某些改革。今天，当我重新面临这些问题时，我将借用完全不同的措辞，因为现在我们能够说，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以往我们总是随心所欲地回答），那么我们至少得了解谁将问这些问题。晚辈，也就是年轻的一代，将会问那些我们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但是，只有在两代人之间重新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年轻人才会同意和长辈去共同寻找答案。正如到一个新的国家里，人们总会仓促地按照旧的式样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而孩子们一定会嚷嚷。屋里太冷，风正从什么地方呼啸而入；父亲毕竟是大人，他有技术也有力量砍倒大树，为孩子们建造一座完全新型的房屋。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已经开始产生了起初自认为是受了诱惑的感觉。当我和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目标积极地合作时，有时他们会求助于我，并且对我说：“你属于我们这一代。”我感到欣慰，但同时又感到这是一个必须付出全部代价予以抵制的诱惑，尤其在一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把年轻看成是诱人的慰藉的国家中更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回答道：“不，我不属于你们这一代。你们所以这样认为，只是因为你们现在赞成我为之奋斗了40年的事业。但这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你们这一代的成员。我怎么能够知道，10年以后你们不会转而反对今天的目标？”但是我想，我的回答可能又正是我们这一代过于留恋过去的明证，我们坚信未来将和过去一样，坚信大多数人总是沿袭着从革命走向保守的道路，坚信过去的经验将来一定也适用。因为我已经假定，我无法预见人们可能已经说出的东西。年轻人羡慕我的生涯，我的祖母和双亲从不限制我的自由发展。现在，我已快进入古稀之年，但我的观点却和今天刚届弱冠之年的年轻人相同，抚育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