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这个真理的反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个案：倘若一个男孩从小没有得到必要的母爱，甚至遭到毫无道理的遗弃，那么，他不但很难形成对女人歉疚的“托尔斯泰情结”，甚至可能相反，认为女性世界亏欠了他，他总是对女人有一种无名的恶狠狠的敌意。
二，一个在充分母爱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后来又得到了更多的女性关照，他被女性的爱情所铸造，可能成为与女性交往的成功者。女性给予他很多，他给予女性较少，结果，他对女人有了亏欠。
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给了渥伦斯基很多，渥伦斯基却远没有等量地回报。就像玛斯洛娃将自己的一切献了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却在一夜情欲后扬长而去。
被女人爱恋的男人，却亏欠了女人。
在女人面前成功的男人，有可能是掠夺了女人的男人。
这种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有时会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玛斯洛娃的畸形堕落等方式向掠夺她的男人发出强烈的控诉；在更多的时候，女人们似乎顺从着命运的摆布，有的女人甚至还在美好的怀念中久久地眷恋着那些曾经掠夺了她们的纯情而又扬长而去的男人们。
这时，成功的男人是很少明确地忏悔的，他们还在我行我素地生活。
然而，平等交往的法则却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一切，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已经在这些成功的男人潜意识中铸造了深刻的自疚心理。他们亏欠了女人，他们便有了不安与罪恶感。
最终，形成了“托尔斯泰情结”。
这是对女人忏悔的情结。
它可能长久地隐蔽在心灵深处，一遇机会就会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来，产生忏悔和赎罪的行动。
三，怀有对女性忏悔情结的男人，常常还有更多的心理原因。他们在与女性不平等的感情交往中，不仅会使用他的优越光明正大地掠夺对方──就像渥伦斯基所做的那样，他不曾对安娜·卡列尼娜使用过任何欺骗的手段──有时还会运用很多不道德的手法，包括欺骗。
当一个所谓“成功”的男人在掠夺女性感情时，倘若运用了这些不正当手段，他的自疚就带有了新的道德内容。
这是近现代社会中也经常看得见的生活图画。
四，男人对女人的歉疚心理，本质上是道德伦理的自责。
“托尔斯泰情结”所概括的忏悔心理，是离不开近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
在一个绝对轻视女性、视女性为奴隶的社会里，男人无从形成对女人的忏悔情结。就像我们在古代很多民族的记载中，经常读到将女性视为牛马的文字。在那些远古的文字中，女人是低贱的、邪恶的，常常是罪恶和祸害的根源。
托尔斯泰情结三（2）
然而，近现代形成的新文明使女性一点点争得了接近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人对女人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男人对女人爱情的无偿占有，必然造成深刻的亏欠心理。
这种亏欠心理折磨着男人的心灵，他们必然忏悔。
托尔斯泰情结四
他们开始了忏悔行动。他们不一定自觉，也不一定被社会明究底细。
他们往往会成为歌颂女性最积极的力量。
女性是伟大的，女性是崇高的，女性是善良的。在文学作品中，男人的忏悔化成了讴歌女性的文字。这些歌颂表面来源于对女性的客观认识，其实是男人忏悔、赎罪最光明的表现。
怀有“托尔斯泰情结”的男人，必定又对女性表现出最大的宽容。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何种领域、何个课题上，只要涉及到对女性的评价，他们总会比社会的平均尺度更宽厚。对于男女发生冲突的社会现象，他们绝对会将更大的同情放在女性一边。他们总会将责任更多地归咎于男人，无论是针对男女需要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还是针对男女在感情、婚姻、离异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都会将开脱更多地赋予女人。
倘若遇到女人堕落的现象，他们常常坚定地把堕落的原因更多地归咎于加害她们的男人，归咎于这个男人统治的社会。当社会一般舆论发出对这些“堕落”女子的批判时，他们则会发出更深刻的声音，指出这些堕落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
更进一步，对于那些歧视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怀有“托尔斯泰情结”的男人很有可能成为抨击他们的先锋力量。
他们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却可能成为批判畸形男权的先知先觉。社会给予女性的任何不平等待遇，他们都有发自感情深处的不平。当女人被污辱和被损害时，他们就决心教训那些歧视女性的男人，以捍卫女子的尊严。
在文化思想领域乃至现实生活中，怀有这种情结的男人还常常尖锐揭露男子在爱情上的伪善表现。他们对男性与女性交往中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有强烈的敏感与反应。他们对男人们“欺负”女人的行径常常给予坚决的揭露与批判。
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令女性所敬重的品德高尚的男人形象。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现代意义的“护花神情结”。
对女人忏悔的“托尔斯泰情结”与贾宝玉的“护花神情结”是两个不同的情结，形成的心理机制也有所不同，然而，它们之间有着连通，在“托尔斯泰情结”的基础上，很容易产生贾宝玉的“护花神情结”。
“托尔斯泰情结”是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在特殊的童年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成年人的情结。
这是一个强有力地支配着为数不算很少的男人的人生行为的情结。认清这个情结，是认清很多人格面貌、洞察很多社会文化现象所必须的。
*第九章 叛逆人格
有着叛逆人格的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叛逆的精神，叛逆的行为。他们对正统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科学、文学、艺术秩序总是予以藐视和挑战，破坏和革命常常由这批人率先发起。
叛逆人格一
叛逆人格是特别值得注目的人格类型。无论在社会政治历史还是在思想哲学史、科学史、文学艺术史中，叛逆人格都有着色彩纷呈的表现。
有着叛逆人格的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叛逆的精神，叛逆的行为。他们对正统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科学、文学、艺术秩序总是予以藐视和挑战，破坏和革命常常由这批人率先发起。
对于叛逆人格的心理学研究，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探究叛逆人格的形成原因。
从人格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出发，首先会想到遗传因素。
不同父母生下的孩子，可能在生心理上先天就有了不同的遗传基因。有些人可能生来就属于急躁、敏锐、活跃的性格，他们显然比那些性格缓慢、迟钝、呆板的人更容易走向叛逆。豹子的后代与绵羊的后代，天性就有差别。这种比喻虽然要加以极为谨慎的限制，然而，也多少说明遗传基因是叛逆人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一点，只要多少结合现实中的个案考察，就能够发现。
一对生性善良温和、孱弱绵软的夫妇养育的孩子，从遗传基因上就可能离叛逆人格较远；而一对性格凶悍强健、野蛮泼辣的夫妻生下的孩子，从遗传基因上讲可能离叛逆人格近一些。这不能不说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接着，就是社会文化因素。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人格有着不同的影响。
例如，在中国稳定繁荣的封建时期，正统力量的统治十分强大有力，渗透着社会的每一角落与家庭细胞，在那里铸造着人的人格发展历史，这一时期叛逆人格相对较少。平稳而保守的社会文化现状，从小到大笼罩着人的人格形成历史。在这种社会文化模式中铸造出来的人，更多的是顺从正统。
而在社会动荡时期，正统的社会文化统治到处风雨飘摇，这时，不仅各种叛逆的社会力量与人物风起云涌，而且在不断制造着新的叛逆人格。
至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正统的社会文化面临土崩瓦解，叛逆的潮流四面八方席卷而起，这样的时代自然铸造着比以往多得多的叛逆人格，而大量的叛逆人格又汇成叛逆的潮流。
倘若对社会文化因素的考察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叛逆人格不仅因社会、时代不同而不同，还会因阶级、阶层的不同而不同。那些革命的、叛逆的阶级与阶层，必然以众多的叛逆人格表现出来；而那些正统的阶级与阶层，则更多地充斥着保守人格。
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决定作用，它会以各种具体的形式渗透到每一个家庭，铸造着每一个人。
然而，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同一时代乃至同一阶层，为什么有些人成为坚守正统的保守人格，而有些人却成了反叛正统的叛逆人格？除了遗传基因这个因素之外，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人生环境因素在铸造着叛逆人格？
叛逆人格二
这就势必进入每个人成长的儿童时代，进入具体的家庭环境分析。
联想本书在前面章节中已经做过的人格形成历史的分析，我们直截了当地得到第一个结论，叛逆人格是儿子在“抗父”过程中形成的。
倘若父亲十分慈祥，对儿子充满父爱，甚至还因妻子抛弃孩子而把抚养的责任全部善良地承担起来，那么，父与子的关系大多比较和顺，较少形成抗父的叛逆人格。
倘若父亲十分强大而且专横，对母亲有气指颐使的支配权，儿子在父亲的统治下，既得不到母亲的庇护，也得不到像贾宝玉在贾母那儿得到的其他人的庇护，那么，儿子与父亲的对立是没有任何力量基础的。他便可能在父亲的专横下，逐渐形成战战兢兢的怯懦人格。
倘若父母都十分和善，对儿子的态度得当，或者母亲慈爱而强大，父亲软弱而顺从，也绝非叛逆人格得以成长的环境。
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家庭环境，第一，是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比较粗暴，比较严厉，比较专制，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从小比较敌对；第二，是母亲对儿子足够地慈爱，而且有力量抗衡丈夫的专横，给予儿子应有的庇护。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男孩，便有可能不得不抗父又敢于抗父。
父亲代表正统，代表秩序，代表权力；抗父的过程就是叛逆的过程，叛逆的人格得以在叛逆的过程中形成。
与正统相对抗，又有力量与正统相对抗，这是叛逆人格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
这样，我们就想到一个全世界都熟悉的伟大叛逆者毛泽东了，这位革命家的叛逆人格大概是举世无争的。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叛逆潮流风起云涌的时代，整个社会文化对他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同时代、同地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以叛逆人格登上历史舞台。这涉及到对他全部生命环境的研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小与父母的关系。
毛泽东本人不止一次讲到过，他的父亲粗暴而专横，他常常和父亲发生对抗，有时在水塘边父子俩就对峙起来。他的母亲却是慈爱宽容的，善于保护儿子。这十分典型地注释了我们对叛逆人格所做的童年家庭环境分析。
仔细考察毛泽东的童年家庭，他的父亲虽然比较粗暴专横，但也仅仅是一个普通农民。儿子在母亲的支持下敢于和父亲对抗，到了一定年龄后，父亲的权力就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是在“抗父斗争”取得胜利后走上社会的。那时的父亲对儿子不仅早已失去了任何干涉力，相反，很可能会以儿子成为读书人而引为自豪了。
这样看来，一个比较专横同时又不过分强大的父亲是儿子形成叛逆人格的更充分条件。
倘若父亲是封建帝王，无论母亲多么慈爱、多么有力，只要父亲在世，就永远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儿子叛逆人格的形成无疑又困难得多。
毛泽东在慈爱而又有力的母亲庇护下，经过和一个专横又并不过分强大的父亲的对抗成长起来，再感染上革命的风云，终于形成了典型的叛逆人格，成了革命家。
像毛泽东那样在母亲的庇护下经过有理、有力、有节的“抗父斗争”而成长起来的叛逆人格，往往能够完整对待不同的人和整个世界。
当他们以叛逆精神破坏旧秩序时，又比较善于建立新秩序。无论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思想、科学、文学、艺术领域，他们的叛逆行为总是显出更高的组织性与策略性。他们并不是放一把火，实现一个破坏秩序的恶作剧；他们更倾向于争取除旧布新的胜利。
叛逆人格三
形成叛逆人格的又一种童年家庭环境，是父母对孩子的娇纵。
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述叛逆人格说成是“抗父型”，那么以下这种叛逆人格就可以说是“骄纵型”了。
当父母均对儿子实施过滥的宠爱、娇惯、放纵时，儿子就会形成“骄纵型”的叛逆人格。他从小任性，为所欲为，稍不顺心就大哭大闹，每次哭闹都以大人的屈服而告终。
由于在家庭环境中没有领受过正统秩序的必要规范，在童年时代与社会的各种规范发生冲突时，便种下任意胡来的骄纵种子。倘若父母再一味地放纵袒护，就更加铸成了无法无天的人格。
然而，父母的力量总是有限度的。随着他越长越大，其行动终于超越了父母袒护的半径，必然会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接二连三地碰壁。
在接连的碰壁中，自小形成的骄纵人格受到考验。
倘若他还比较年轻，没有完全定型，又无法寻求父母的袒护，就不得不收缩起来。接二连三的有力打击，会使他束手无策。回头张望，父母的庇护已十分遥远，不能有任何期待，他只能面对现实重新学习在社会中生活。这时，他可能变成一个相当懦弱的人，这种懦弱因为屡屡的失败而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也可能他会较好地适应环境，同时在心中隐埋着叛逆的种子。一遇适当条件，会偶尔露出其叛逆的本性。
倘若当社会的教训降临时，他已经比较年长，骄纵的人格已经比较定型，他就会顽强地与社会秩序对抗。
任何人在对抗的过程中自然都要学会适应，他的适应却常常表现为用各种手段与策略暂求生存。他可能一生都在对正统秩序的反抗中。如果可能，他会极力借助父母的每一点权势。一旦父母不得不站出来教训他顺应社会秩序时，就可能导致与父母的对抗，成为所谓的“不孝子孙”。
这种“骄纵型”的叛逆人格，一般不善于理智地判断事物，也不善于恰如其分地处理人事关系，他的叛逆人格往往表现出任性一时的破坏性，而缺乏组织性与策略性。
倘若他在生活的磨炼中变成了一个大体顺应社会潮流的人，也常常会显出桀傲不驯。不论他如何委曲求全地依顺于某一种权势，内在的桀傲不驯都会使他经常做出叛逆行为。任何归顺与忠诚都是被迫的、暂且的，而叛逆的野心则是一有机会就会暴露的。
这种叛逆人格经常让我们想到社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那些桀傲不驯又见风使舵、变幻无常的人。《三国演义》中那位最终企图叛变的蜀国大将魏延或许就是这样的人物。
叛逆人格四（1）
分析不同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童年家庭环境，还有一种叛逆人格可以称为“捣乱型”。它在一些情况下同样是被父母的溺爱、宠惯、放纵培养起来的（当然还有多种情况，例如在兄弟姐妹中得不到父母公平待遇的被忽略的儿童也可能走上‘捣乱’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儿童因为听话而得到夸奖，并由此成为学习优秀、品德出众的人。他们用“听话”赢得了世界的注意，赢得了他们的光荣。
然而，我们还会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在娇惯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常常会以与听话完全相反的方式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