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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达伦多夫的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承认劳资双方长远的紧张关系，但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提出各群体旨趣之间的对抗和矛盾（Braverman，1974；Goldman和Van
Houten，1977）。例如，布雷弗曼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就试图对随着技术革新程度的提高而出现的工作过程的非人化作出描述。他提出，虽然传统的观点认为技术革新的提高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技能，但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分离因素”，一般的操作工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但是，在上层管理层中，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了；这里行政科学发展成为扩大工人向公司提供的资本单元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发展的趋势是组织等级层次两端的技术的两极分化，而不是总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工人群众从这一事实中没有得到什么，即他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削弱被经理人和工程师方面控制责任的增加而大大得到补偿。相反地，不仅他们的技术在绝对的意义上下降了（指他们失去了手工艺和传统的技艺但并未获得足以补偿前面的损失的新的能力），而且在相对意义上则下降得更多。科学结合到劳动过程的程度越高，工人对该过程的理解就越少；随着机器成为越来越复杂的智力产物，工人对机器的控制和理解就越少。（Braverman，1974，428页）
布雷弗曼是从技术控制的角度讨论旨趣问题的；即是说，工人在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上相对的自主／服从和管理层对资本积累过程进行微调的越来越复杂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布雷弗曼的观点和哈贝马斯的看法是相近的，后者强调技术理性是社会体系中统治和剥削的原因。但与此同时，这一在垄断资本主义、技术控制和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之间建立的直接关系使得组织中旨趣的复杂表象问题过于简化了。即是说，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生产的场地，而且还包括拥有不同的、且常常是对立的旨趣的群体的结合和构成。
正是在这一方面亚伯拉罕森（Abrahamsson，1977）探讨了组织中官僚统治对参与层次的影响。他认为官僚统治倾向于抵制在各层次中对组织政策和决策的参与，它把组织的行政管理从组织的委托者手中分离出来（那些对形成组织的目标有旨趣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旨趣由于组织管理部门的自主存在而变得模糊了。亚伯拉罕森提出，一个真正具有参与性的组织环境必须驱除这一概念，即决策是官员们的特权，而应把它视为代表了所有的利益群体——工人、经理、企业家、消费者、股东，等等。
这样一个组织民主的概念受到了普遍的反对，因为“首先，高层次的参与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带来经济效益；这样的参与在主要目标和资本资源的使用方面威胁着公司所有者的权力地位”（Abrahamsson，1977，188页）。我也认为这一参与概念与大多数组织中意义的结构形成是不相合的。意识形态在掩饰不同群体的各种旨趣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且表达了强调组织价值观和目标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的组织现实。正因如此，控制组织资源的统治群体的权力与这类群体所拥有的能力联手合作，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框定组织现实。
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再思考
因此，权力和意识形态是不可分离的。哈贝马斯会同意这一说法，但对他而言，权力是体现在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和强制形成的虚假一致意见之中的。理想言语的条件（由此而脱离意识形态的意义，或真理）和权力的运用对哈贝马斯来说是互相排除的。但是，在组织的情境下，权力的行使必须被视为组织活动的一个内在部分。意识形态和权力并不因为提出脱离意识形态的话语条件并从事推论检验而受到批判，而是因为显示这二者怎样限制思想和行动的可能性而受到批判的。权力在被用来把某一形式的组织理性强加于其成员、同时又限制矛盾的、或具竞争性的观点的提出时起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社会行为者在面临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这也是在行使权力。在这一意义上，权力并不总是与真理相对的，但它也可用于否定受歪曲的传播（意识形态）产生的闭塞状态。
吉登斯（1979，1981，1982）根据这一思路提出了行为主体人的概念：“在统治和权力的中心的是人的行动的转换能力，这一切的起源是社会生活中解放的和生产的方面，同时又是压抑的和毁灭的方面。”（1981，51页）这一“控制的辩证关系”，如他所称的，集中在社会行为者作为行为主体的选择行为能力方面，无论条件有怎样的限制性。因此，“控制的辩证关系隐含在……行为主体和权力的逻辑联系中。一个没有自己意见的行为主体就不再是个行为主体”（1981，63页）。在吉登斯的表述中组织不仅仅是对行动的约束，而且也起着发挥能力的作用，允许组织成员去取得目标，形成价值观体系，并潜在地构成对组织现实的不同见解。行为主体和结构因而是相互依存的。组织的结构性质就是，构成组织的实践的媒介和产物。这一“结构形成理论”明确否认社会行为者完全受制于体现在组织中的统治结构这一概念，并进而提出组织实践具有潜在的转换能力。
通过把组织结构视为具有赋予能力和给予约束的功能，吉登斯于是提出了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和统治，另一方面是转换和解放的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兼具统治和解放的能力体现在组织生活的日常实践中。这些实践的解放或统治的能力有赖于它们在其中发挥功能的含义结构。所有的组织实践都具有符号功能，该功能显示了这些实践在更大的组织意义体系中的地位。
总结和结论
尤金·哈贝马斯的哲学探讨对传播学者来说是重要的文献，他提出的真理理论和社会模型把传播置于中心位置。他的理论立场要求我们不仅对传播在意义形成和理解、而且在以对人的旨趣的统治和压抑为特征的社会情境的构成和维持中起的作用作严格的审视。他的“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的概念有很强的启发性，把焦点投射在话语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操纵和吸取的程度上。此外，他清楚地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包括话语批判的程度和后者受到系统歪曲的过程。
如在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哈贝马斯的研究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对于他提出的引起人的自我反思、其可能性体现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的给人带来解放的知识构成旨趣的特征是无法轻易消除的。正是通过自我反思而带来的解放的可能性迫使社会行为者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条件予以严格的审视。也正是在无强制的话语中的同样的解放旨趣给许多社会理论家包括我在内，提供了动力。因此后面几章的目标是介绍这样一种组织文化理论，该理论直接把统治权力（霸权）和意识形态问题结合起来以理解意义在组织中是怎样形成的。为了这一目的，第三章讨论权力问题，对围绕这一社会现象的概念形成的问题进行检验，并对其在组织文化和意义形成的环境中应用的适宜性作一评估。
第三章 权力，旨趣和组织文化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权力这一现象。我们很难想象存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它在某个时候不牵涉到一个人对另一人作为与否的影响力。因此在孩子长到十来岁开始“反叛”以前，父母一直对他们行使着权力；老板有权对下属发号施令，在下属不按照指令行事时就会感到恼火；恋人们则会为试图“控制”此恋爱关系而争斗。凡此种种都涉及影响问题，即指使别人去做某些他们本来不一定会做的事。
然而我们在本章中所要探讨的权力问题超越了单纯的人际关系范畴内的影响问题。我们将把权力作为一种结构现象进行探讨，既把它视为组织成员参与组织形成活动的产物，又把它看做一种过程。我们将着重探讨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通过权力的使用使组织中的某些群体受益而使另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因此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权力的使用是否合法。我更关注的是权力如何在组织中起统治作用以影响组织内旨趣体系的结构形式。因此本章将为以后的讨论奠定基础。我们将探讨组织文化中意识的形成，我认为这是起统治作用的组织结构产生和复现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将探讨关于权力的不同的理论学说，从而提出最适合于研究组织现实的结构形成的权力概念。
因此，本章的写作将按下述顺序展开。首先是有关体现社会关系特征的权力的讨论，即在个体间或社会群体间的相互作用中权力的概念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调整／调节作用，我们将用实例加以说明。其次，我们还将归纳权力在组织中的作用，为今后权力／意识形态的讨论提供一些背景知识。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要说明文化并不是自发地、通过交感而产生的，而常常是某种权力分配的结果，而后者则由某些特定的组织意识形态予以再现。组织文化不仅仅是理性的、自发取得的一致意见的产物，同时也是“受到系统歪曲”的意义形成过程。
权力的概念
过去25年中，如何为权力制定一个既严密又系统的概念始终是社会科学界的中心任务。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为某人或某群体对他人或其他群体“施加重要影响”的方式给出定义。在这一点上，多数权力理论是从行为学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关注的是某人或某一群体的行为对他人或其他群体的行为所产生的明显影响的程度。
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用最广泛的行为学理论是由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1957，1958，1961）提出的。达尔指出，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进而提出了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1957，202－203页）换言之，权力是使行为发生变化的能力，而这种变化本来是不会发生的。达尔用以下事例证明他的观点：
假设我站在路口自言自语：“我命令路上所有的汽车驾驶员沿道路右侧开车”；同时假设他们全都遵从我的“命令”，如果我就此认为我有足够大的权力迫使驾驶员沿道路右侧开车，多数人会认为我有精神病。另一方面，如果交通警察站在路口命令所有车辆向左或向右转，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朝前行驶，驾驶员也服从他的指令行驶。这一现象同我们设想的权力概念的基本原则是吻合的：执行任务的警察此时有权命令驾驶员左拐或右拐，而不是像通常那样直行。
（1957，202页）
达尔对权力的行使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掌权”一方实施权力和接受方作出反应之间必须存在时间差。其次，双方必须存在某种关联——不可能存在“远程作用”（1957，204页）。这两个条件连同前例及有关权力的定义，都更为关注权力的使用而非确定权力的来源。因此，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具体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就是说，如果彼此之间不存在这种权力关系而各行其是，则结果就会有所不同。这样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对一系列具体决策的仔细分析”之上（Dahl，1958，466页）。
达尔的权力模型是针对精英统治模型而提出来的，该模型声称，权力是任何组织结构的稳定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做是为少数统治精英所拥有的。达尔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强调的是权力的来源而不是实际的权力。经验告诉我们，后一类的权力是能观察到的，而前者却并非如此，达尔是这样解释的：
有这样一种半形而上学的理论，可称之为无限回归解释。它是这样诠释精英统治理论的：如果某一社区的公开的领袖看上去并未组成统治精英，那么在他们背后必定有一批统治精英，这些人虽不引人注目，却握有实权。如果此后的证据表明上述隐伏于后的人仍非统治精英，那么在他们背后有另一组握有实权的统治精英，依此类推。
无论如何，如果理论在原则上无法根据实际经验进行辩驳，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理论。（1958，463页）
达尔对精英统治模型的批评大体是准确的。然而，他自己的观点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巴卡拉克（Bachrach）和巴拉兹（Baratz，1962）就曾指出达尔的权力概念存在两方面的基本缺陷。其一，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利用权力将决策过程局限于无争议的问题——仅就那些“安全”的问题进行辩论。因此把自己局限于对“具体决策”的分析的权力概念是不恰当的。因为：
如果甲致力于提出或强化某些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及不惯行为，用以将政治过程的范围局限于公众对就甲而言相对无关痛痒的事物的关注上，那么我们认为甲同样使用了权力。如果甲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话，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乙都无法将那些明显不属于甲的喜好范围内的事物搬上台面进行讨论。（Bachrach和Baratz，1962，948页）。
巴卡拉克和巴拉兹反对达尔的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它未给出区分“重要”和“不重要”事物的标准。他们认为这种标准是通过对社团的“偏见的动员”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亦即“与其他群体相比有利于个别群众的既得利益的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政治神话、礼仪及机构”（1962，950页）。
因此，通过重新给“事物”下定义，巴卡拉克和巴拉兹重新制定了权力的边界条件。他们认为关于权力的恰当的定义中必须包含对决策和非决策性决定两个过程的分析。因此，我们不仅应识别公开的事物，还应识别潜在的事物。针对有关无法对潜在事物进行客观测量（即你无法测量尚未发生的事物）的批评，巴卡拉克和巴拉兹认为我们不应把无法测量同非真实存在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1962，952页）。事实上，他们指出达尔所犯的正是他指责的精英们犯过的同样的错误：他们关于权力的假设（即只有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才能观察到权力的存在）预先决定了他们的发现和结论。另一方面，巴卡拉克和巴拉兹认为将诸如“由谁统治？”或“是否有人握有权力”等问题作为权力分析的出发点是不合适的。而正确的出发点应是对某一“偏见的动员”的调查分析，因为这种“偏见的动员”正是社团的主要特征。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对可识别的重要事物进行非决策性决定（既处理从根本上支持现状的“安全”事件，又决定不对某些事件采取行动或作出决策）和决策性决定两方面的考察。
由于摆脱了纯粹的行为主义的视角，巴卡拉克和巴拉兹关于权力的两个方面的理论比之达尔的理论在概念上较少限制。然而在某些方面他们的观念仍有局限性。卢克斯（Lukes，1974）对达尔模型和巴卡拉克－巴拉兹观点都提出了批评。他将前者称为权力的一维理论，而后者则是二维理论。在卢克斯看来，二维视角在三个方面仍是不充分的：首先，它仅就一维理论中所固有的行为主义观点进行了带有局限性的批驳，而它本身仍将决策或非决策性决定的实际案例视为研究重点。这就将权力的研究局限在作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