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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可以被理解为并非是一个行为者神秘地作用于另一个行为者的占有物，而是把两个行为者绑在一起的一种规范关系，一种构建一个施事者对另一人的信息的依从、对另一人的假定的权威的遵从、对另一人的意向的信任和对另一人的注意声言的考虑的关系。（1982，12页）
在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的情境中，合法性问题包括不是通过理性获得的一致意见、而是通过对不能经推理恢复的真理、正确性声言等等的强加而使意义结构制度化的能力。因此权力是和那些最能够作出真理声言的旨趣群体在一起的，这类声言最能够抵御推理恢复。不仅如此，这样的规范权力在被那些被迫接受者不加怀疑地接受以后会得到大大加强。例如，一个组织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信息的依赖在后者有意对有助于依赖群体的重要信息加以控制时会产生经过系统歪曲的信息。这一经规范方式构成的关系在依从群体看来可能是有疑问的，是需要加以改变的，或者被简单地视为“事情就是这样”，即组织行为的自然结构。
这些规范关系不仅仅是有关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组织形成过程中结构方面的一个结果。即是说，由不同的群体所形成的意义结构通过具体的组织行为来体现的方式而具有一种真实的特质。这一行为反过来由对组织成员提供组织现实意识的意义结构所框定（Giddens，1979）。因此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的概念必须被视为不是一个纯粹的推理（即语言）现象，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形成过程的一个物质性的方面。
因此，对组织文化的批判理论越过了意识形成的表面问题，进而对某些意义结构得以比其他意义结构更具渗透性、被更广泛接受（即更具合法性）的手段进行研究。换言之，从批判的角度看，关注的重点是既得利益能够潜在地限制推论选择、从而形成一个虚假的、而不是理性的一致意见的方式。作为既得利益的载体的组织对传播进行歪曲和限制以使得这类利益得以保持和再现。在这样的情境中，如哈贝马斯所认识的批判理论的作用便是社会重构作用；即是说，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体系的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的结果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形成，恢复一种理性的一致意见。
有的理论家试图把组织传播的批判理论包括进去。例如，弗罗斯特（1980，503页）提出，“批判的组织科学应该努力把理论和革命行动结合起来，这样使得个人充分意识到组织中存在的矛盾和不公正，帮助他们找到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一立场代表了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付诸实践的倾向。迪兹（1982）和迪兹及克斯滕（1983）用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们提出，批判理论对社会重构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解、批评和教育三大任务。这里，理解指的是社会行为者介入“推论渗透”的能力（Giddens，1979），同时承认形成和保持组织现实的因素中人和社会的作用。批判指的是对意义结构得以被作为合法接受的过程的审视和分析研究。最后，教育包括对组织成员积极参与自我形成过程这一需要的承认，这是指在通过未受到强制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建立由推论构成的另一种自我现实。
关于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的例子可见于前一章所介绍的迪斯尼乐园的劳资纠纷。理解的过程显示于组织成员对管理层试图就迪斯尼乐园组织成员作出的再定义（即把“家庭成员”重新定义为“雇员”）的认识上。批判见于组织成员对管理层采取解雇工人和削减措施的行动的合法性的质询上。教育则出现于工人们积极提出一种与管理层意见不同的组织概念，它产生于试图把这一新的现实现散布给公共成员的实际行动中。
任何关于组织形成的批判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把批判行动本身包括在内——这一行动使得人们对自身的生存条件进行反思。这一自我反思过程在较为传统的研究组织文化的理论中是缺乏的，因为在这里对意识形成过程的解释本身被视为目的。尽管它们承认这样的意义形成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对这些意义形成的批判性评估由于缺乏反思的成分而受到严重限制；这即是说，现有的组织文化理论一般并未赋予组织成员重构思想的能力。相反地，它们一般被视为在社会形成过程内运作，尽管它们自身创造并再塑着这样的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分别提出“情境中的选择”和“情境的选择”的概念来指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差别。前者代表了解释论和自然主义的观点，一般限于对构成组织成员日常的社会实践的表层意义结构的描述；这里关注的是对由情境和成员形成的概念为基础的组织的描述。后者则超越了简单的描述，集中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上，试图揭示歪曲传播过程的束缚和阻碍。在这一意义上，情境的选择在组织的表层意义后面进行探索以提出其他的关于组织行为的思路。例如，布拉韦（Burawoy，1979）对机器操作者的研究选择把一般接受的组织逻辑倒过来，他这样提问“为什么工人们干得那么努力？”而不是从管理者角度通常提出的“工人们为什么不干得再努力些？”这一概念角度的急剧转弯使得布拉韦能够不仅探索工人自己的组织现实，而且还包括组织压制和统治的深层结构性质。因而布拉韦对情境的选择使得他避免了让自己的研究陷入由占主导地位的管理层的意识形态所确定的意义框架中去。
哈贝马斯提出的批判的整个过程以弗洛伊德的推论干预为基础，这被他认为是最接近于理想的言语情境的具体例示。之所以把弗洛伊德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是因为“心理分析作为把自我反思结合在内的科学的惟一具体的例子而与我们相关”（1972，214页）。心理分析理论公开的目标就是通过消除阻碍公共传播进入个人的无意识的阻力而解放患有神经过敏症的个人。这一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其目标所示，通过前者的自我反思，自我身上受压抑的部分可以得到重新认识和检验。心理分析师的任务是帮助患者把自我的这些用私人的语言受到压抑的部分进行“转换”，并把他们重新组成为可以用公共的方式进行交际的东西。因此，“心理分析者结束抑制过程的努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与符号解构相连的过程”（1970a，214页）。
通过应用于社会层次，批判理论的心理分析成分把社会整体的集体神经症作为其分析的目标。麦卡锡（McCarthy，1982，194页）指出哈贝马斯利用“心理分析概念在社会的制度框架和个人心理之间建立了联系”。神经症的概念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后者成了支持社会中特定的权力群体的现实形式。只有在意识形态结构得以保持、阻止受抑制的意义体系的表达，这一社会的结构形成才能得到维系。因此批判理论家的任务是揭示这些意识形式，描述一个理性的、不受强制的意义一致的可能性。基于虚假的一致意见（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声言经推理检验显示有疑问，而通过基于真实的一致意见的有效性声言的推理恢复，解放从而成为可能。心理分析被视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一个模型。解放从个人推及至社会集体，以理想的方式形成一种理性的意志，该意志摆脱了权力和霸权过程的具歪曲性的影响。
哈贝马斯没有把他的批判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制度形式，而是集中在后期资本主义整体的合法性问题上。他认为，统治旨趣的合法化由于国家对支撑病态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由于这一干预，资本生产的条件不再能被视为是自然的了，而是受制于政治机器的控制。这一国家的干预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行政的社会化的生产”被用来维持“对剩余价值的连续的占据和使用”。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
为了避免这一矛盾变得突出，因而行政体系必须充分独立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正式的民主制度和程序的设立使得行政决策基本上独立于公民个人的具体动机。这通过代表普遍动机的立法过程进行——即是说，普及大众的忠诚度——但是避免其参与。这一资产阶级的公共王国的结构变化提供了以民主为形式的制度和程序的应用，而公民在客观的政治社会中，享受着消极公民的地位，其惟一的权利是不给予鼓掌欢呼。（1975，36－37页）
哈贝马斯用社会中技术旨趣支配实践旨趣的说法来说明社会行为者的非政治化倾向。体系的维持和手段－目的的理性是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各种形式的知识都被简化为技术问题。因为这样，知识获得、自我反思和积极的主体被从存在中排除，被非政治的、非参与的职员所取代，其职责是完成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社会体系的再现所必须的任务。
哈贝马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批判理论，该理论试图重新建构社会行为者和知识构成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一重构包括了脱离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并走向来自为一切不受支配的话语所固有的实际理解的社会知识观点的运动。这一推论检验（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过程对显示于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和控制的批判提供了手段。
在这里我想暂时停止对哈贝马斯社会理论作进一步的解释，目的是为了检查与他的立场相连的几个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主要之点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哈贝马斯的传播行为理论对意义体系的结构形成和组织文化的伴随权力关系提供了深刻见解。他的模型绘了我们相当的启迪，使得我们得以对话语在建立组织中由知识构成的旨趣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建构。但是，在哈贝马斯的立场中有四个主要领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第一个是关系到技术－科学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是认知旨趣的问题；第二个与他提出的作为意识形态和控制的批判模型的心理分析理论有关；第三个是他在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和意识形态之间划上了等号；第四个牵涉到理想的言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下一节我们就讨论这四个问题。
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批判
◆“旨趣”问题
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哈贝马斯把技术理性视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形成了避免对该体系造成风险和危害的理由：“换言之，不是通向实际目标的实现而是通向技术问题的解决”（Habermas，197Oc，103页）。和马尔库塞（Marcuse）不一样，哈贝马斯认为，对“技术统治意识”的批判要求的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是强调另一种形式的行动，即传播行动。在这一点得到承认之前，理性将在目的－理性行动的情境中赋予其概念。
但是，有好几位学者就哈贝马斯对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看法提出了疑问。例如，拉里安（Larrain，1979）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写道，哈贝马斯把技术理性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形式的观点模糊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拉里安的立场是，主要是社会的阶级结构主宰着某一社会体系中权力的分配，而握有权力的群体只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支持着现存的权力结构就会继续呆在台上。但是拉里安认为，如果意识形态等同于技术理性的话，那么争夺意识形态统治的斗争的基本阶级性质就被模糊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以独立于社会／阶级起源的理性形式而存在。在拉里安看来，把科学视为意识形态是颇有问题的：
有人会提出，科学本身是否是非政治化和该体系不能受到挑战的信念的基础，或者作为非政治化的主要因素的是否是关于科学的意识形态。有人可能会争辩，这正是哈贝马斯所主张的观点，即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就是用科学的名义掩盖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然而这里有着一个明显的区别。哈贝马斯肯定该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科学－理性的进步本身，但人们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即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阶级矛盾，而科学性的出现只是一个掩盖这些矛盾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1979，209页）
拉里安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把意识形态视为科学理性同义语的问题上：这一立场掩盖了此事实，即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不可避免地与作为社会机构活动特征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只是把意识形态看做理性的某一特定形式的产物，那就很难把前者看做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群体进行结构统治的内在组成部分。
因此，在哈贝马斯对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意识形态、权力、统治、旨趣等等的关系的看法上，我想提出我自己的重构观点。代之以把技术的知识构成的旨趣看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技术理性必须被解释为转换规则的特别形式，这一规则使得深层结构权力关系在表层得以再现。这使得我们避免了哈贝马斯对“旨趣”（即认知的、知识构成的旨趣；以及局部的、群体的旨趣）一词的双重使用而引起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前者是意识形态结构的一种，但它只有在后者的“旨趣”概念的背景中才具有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提出，技术的理性只有在被视为一切行动以它来衡量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方式时，而且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权力结构据此得以形成和再现并且有损于某些社会群体时才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在这一情境中，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是该结构形成的推论体现。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推论体现”反作用于权力关系，有可能对后者进行再定义或予以再现。
因此，哈贝马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技术旨趣是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如果说不是惟一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拉里安所认为的，这一社会知识的意识形态转换／形成扎根于西方工业民主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科学的理性并不内在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只有在被用来作为加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工具时才是如此。这一问题在应用于组织文化时具有特别的密切关系，在组织文化中组织成员的社会化常常是在强调效率、生产率、目标获得等等的重要性时进行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技术统治的框架内予以体现。关系问题服从于技术问题。
关于一般的组织生活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在工作（技术旨趣）和相互作用（实践旨趣）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分叉点。工作场所通常被视为我们的生活舞台，我们的生活是出于生计所迫而不是自己的选择；正因如此，在这一情境中形成的相互作用形式被视为受制于我们所接受的、由组织确定的角色的支配。其结果是，我们一般接受了一套与我们在组织以外的生活不同的组织生活的角色和限制束缚。例如，工作场所常常以一种与其他社会结构相比肯定是不民主的方式组织建立起来的（例如，很少由车间的工人来投票选举公司的董事长）。这一在工作场所和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差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它形成了工作和相互作用之间一种虚假的等分；其蕴涵的意义是，它们是我们生活中分开的两块，它们受制于不同的理性模式的支配。这使得技术理性得以控制工作场所，并为